他是国民党最惨起义将领，投诚途中被自己人俘虏，别人受赏他坐牢

“老周，你是自己闯祸还是被人坑？”1949年10月17日深夜，功德林监区里传来低低的问话声。火光摇晃，铁门后面站着沈醉，他一身囚衣，声音里满是狐疑。对面那个大块头苦笑，“说来丢人，我想投诚，却先被自己兵捆了。”两个人对视片刻，空气几乎要凝固——没人想到，这对曾经互相瞪眼的仇家，竟一同成了战犯。

那一年，新旧中国交接，云南、四川、两广、浙赣……地图上蓝色块面迅速消退。蒋介石在南京、广州、重庆之间兜圈子，电话线另一端，军统内部的命令也乱成一锅粥。一边是“打到底”的硬命令，一边却有人悄悄为自己找退路。沈醉赶上了“背枪起义”的机会，跟着“云南王”卢汉举了手，事后却被当作大鱼拎出来关押；周振强没那么好运，他连仪式都没赶上，半路就倒了霉。

先说沈醉。论资历，这人是“军统四大杀手”之一，戴笠的爱将。1930年代在南京、上海暗线上出没，外号“活靶子”，开枪快得吓人。可军统体系规定：谁的手上血债多，谁就罪名重。沈醉心里明白自己跑不了，偏偏又觉得跟着卢汉举义已经算有功，“怎么也捞个宽大处理吧？”结果统战干部一句话就浇灭了他的念想：“起义与被捕不同，但杀人偿命是原则。”沈醉感到天塌，却不敢吭声，只能在牢里逢人就抱怨。

与沈醉对比，周振强的资历不算高。黄埔一期出身，北伐、淞沪会战都冲过锋，后来调往重庆，当过綦江警备司令。正是这段履历，把他和沈醉拧到了一块。1941年初夏，綦江县稽查所一个特务强抢民女、顺带敲走几两黄金。地方士绅找上周振强喊冤，他立刻把那个特务抓来问话。谁料那家伙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双手抱臂，鼻孔朝天：“你算老几？”周振强火冒三丈，命人就地枪决。枪声惊动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沈醉闻讯，带着几十号人驱车直奔綦江，打算捉人报仇。刚发动汽车，电话铃响，戴笠在那头骂道：“混账！收队！”沈醉心里憋屈，周振强却因此保住了性命，两人梁子就这样结下。

岁月推到1949年，国民党浙西防线摇摇欲坠。金华守军被抽去填前线，只剩周振强一个“光杆司令”。外面的形势他看得透，继续抵抗是死路一条，跟着蒋介石撤到台湾也难带上妻儿老小。他在指挥部埋头写了一夜，第二天清晨换便装、揣上手枪与家书，准备去向解放军说明情况。故事的转折就发生在门口——几个保甲长堵住他，七手八脚把他绑了：“司令，不怪兄弟，咱得拿你去请功！”话不到两句，周振强的胳膊就被勒紫。那几个家伙把他押到解放军阵地，换得一张表扬状和一笔奖励米面。至此，国民党史册里多了一个“被自己兵逮住”的荒唐案例。

临时收容站里，周振强再三强调“我是自愿投诚”，可旁边没人替他作证，解放军只能按战俘安置。几天后，他与一批俘虏被送往北方改造。车到北京郊外功德林，他才发现沈醉也在列队，眼神复杂。

两人初见面时气氛别扭。沈醉记得六七年前綦江的“丢脸宴会”，周振强更记得对方的横行跋扈。可监区里没有阶级挤兑的空隙，吃饭、劳动、学习全排班。沈醉性子急，第一次政治学习就憋红了脸：“我起义，怎么也得算立功。”带队干部淡淡回应：“一分罪责一分功劳，过去的事得掂量。”他噎得无话。倒是周振强，先把情绪放下，干活上手就抢。冬日里炉火靠煤球供热，没有人愿意敲煤，他自告奋勇。夜里零下十度，他敲得手指皴裂、血迹斑斑，早操集合仍然站第一排。警卫员悄悄说：“老周这人轴，但挺真诚。”

有意思的是，周振强在劳动中琢磨出一个“半对角敲法”，能把煤球敲得既碎又省力，产量提高一倍。功德林第一次举行劳动成果评比，这个办法被做好记录，后来还推广到其他监区。他得了表扬，沈醉在旁边忍不住嘟囔，“黄埔一期的脑瓜子，果然带劲。”

谈起被俘经过，周振强倒也豁达，“算命不好。同伙领赏，我坐牢，活见鬼。”沈醉听完，忽觉自己并非最惨。畏惧消失，两人竟能并肩交流。沈醉提出写检讨难下笔，周振强递给他一张草稿纸：“别只讲个人委屈，把对百姓干的事也翻出来。”沈醉沉默半晌，低头写了整整一夜。这份检讨后来在学习会上公开宣读，成为军统人员态度转变的一个样本。

为什么同是投诚，卢汉能住招待所，沈醉却进牢房？政策条文摆在那里：起义部队成建制接受改编，责任人须视既往行为另行甄别。沈醉手上暗杀档案厚得吓人；卢汉虽然军阀，但在关键时刻保全了云、贵几十万军民的生命。周振强的情况更微妙——个人没血债，却没有以部队名义起义，因此按战俘处理。在功德林，干部反复解释这套逻辑，许多战犯听懂后才把包袱放下。

1951年到1956年，功德林展开系统政治、文化、法制教育。沈醉因文化程度高，被安排担任识字组辅导员；周振强仍旧领着劳动小组。他们共同参与编写《蒋管区谍报活动透视》——这本小册子后来成了公安院校的内部教材。写作期间，两人碰撞不少火花，沈醉注重细节，周振强更看宏观。某晚灯下，沈醉拍着桌子道：“周老弟，这回我们不算浪费光阴。”周振强咧嘴一笑：“要是真能救几个年轻人别走弯路，就值了。”

1959年国庆前夕，中央特赦名单下发。沈醉未列名，周振强却在首批。宣布那天，监区里静得针落可闻。沈醉上前握着周振强的手，声音嘶哑，“哥们，恭喜。”周振强留下几句话：“出去我会好好做事，也代兄弟们奔走。”他走后第二年，当选全国政协委员，随海协会小组赴香港与台湾人士对接，主张和平统一。小范围座谈时，有记者请他回顾往事，他摆摆手，“别再提老黄历。人这一辈子，做错事就得认。至于被自己人‘绑献投诚’，那是笑话，也是教训。”

沈醉最终在1962年被特赦。有人问起他与周振强的恩怨，他叹了口气，“若没那年綦江的冲突，也许我们各走各路；可偏偏撞到一起，在功德林当了三年半室友。说冤也好，说孽也罢，历史早给了结果。”

站在金华老城墙下，如今还能看到当年留下的碉堡和散乱的掩体。游客路过大多不会想到，半个世纪前，一名黄埔老兵就是在这种墙根被绑走，成就了旁人“抓俘虏立功”的佳话。至于那几位保甲长，他们拿到奖赏后很快解甲归田，再无下文。历史偶尔开玩笑，讽刺得让人哑口，可它的裁决并不含糊——谁对百姓犯下罪行，谁就须付出代价；反之，哪怕走错一步，只要有勇气改正，也总能赢得未来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