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国际社会,一个现象引人深思:古巴、委内瑞拉、伊朗等常被视为 “反美” 的国家,大多面临经济困境。这是否意味着反美就必然导致贫穷?
事实上,贫穷与反美之间并无直接因果关系,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这些国家在全球化浪潮中的制度选择与发展路径。
从资源禀赋来看,许多所谓的 “反美国家” 其实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根据英企 BP2024 年的数据,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约为 3030 亿桶,远超俄罗斯的 800 亿桶,占据全球储量的 17.56%,位列世界第一。
伊朗则拥有全球第二大天然气储量和第四大石油储量,能源禀赋极为优越。然而,这些国家却未能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反而长期陷入经济低迷,这与日本、以色列等资源匮乏却实现高度发达的国家形成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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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究背后原因,这些国家存在三个显著的共性问题。首先是权力结构的封闭性。在委内瑞拉,石油产业作为国家经济的 “台柱子”,长期由政府直接掌控,民营资本难以进入核心领域。
这种高度集中的经济模式导致效率低下,资源配置失衡,即便拥有全球最多的石油储备,也难以转化为民众的实际福利。
其次是对舆论和信息的严格控制。这些国家往往塑造 “美国威胁” 这一假想敌,将国内所有问题归咎于外部势力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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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做法短期内可能凝聚共识,但长期来看会掩盖自身制度缺陷,削弱社会创新动力。
伊朗在 2024 年冬季遭遇严重电力短缺,单日天然气短缺量达 3 亿立方米,民众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但官方叙事更多强调外部制裁因素,却忽视了国内能源分配失衡和过度依赖天然气发电的结构性问题。
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对全球化的排斥态度。现代经济是高度互联的产业链体系,一部手机的零部件来自数十个国家,一架飞机的供应链遍及全球。
而一些国家却选择闭关锁国,拒绝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其实在 2012 年就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第 156 个成员,但近年来采取的一系列对抗性政策使其逐渐偏离全球化轨道,这也从侧面说明,制度选择比是否加入国际组织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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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制裁确实对部分国家的经济造成影响,古巴自 1960 年代以来长期遭受美国封锁,导致外汇收入锐减,不得不对基本消费品实行定量供应。
但制裁并非决定性因素,伊朗在制裁环境下仍能维持石油出口,2024 年对土耳其的天然气出口量同比增长近 7 倍,全年天然气出口达 200 亿立方米。这说明即使面临外部压力,开放的经济政策仍能找到发展空间。
对比成功案例更能说明问题。新加坡、韩国、日本等国家在保持外交独立的同时,积极融入全球经济体系,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实现了经济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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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虽然在外交和意识形态上与西方存在摩擦,但在经济上坚持开放政策,通过 “一带一路” 倡议和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这也使其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仍能保持经济活力。
这些案例印证了一个事实:封闭必然导致落后,而开放是繁荣的必由之路。古巴在 1968 年推行 “革命攻势”,几乎将所有私人商店国有化,导致商品供应短缺;
1986 年又取消农民自由市场,进一步窒息了经济活力。这种反复的封闭政策使其难以摆脱经济困境,而不是所谓的 “美国制裁” 单一因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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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已不是冷战时期的零和博弈格局,而是相互依存的利益共同体。全球化指数显示,那些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拥抱开放的国家,无论其与美国的关系如何,都能获得更好的发展机遇。相反,那些试图建立完全独立于现有国际体系的经济模式的国家,往往事与愿违。
值得强调的是,反对美国的某些政策并不等同于拒绝全球化。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反美本身,而在于是否因反美而采取反智的封闭政策。
当一个国家拒绝先进技术、排斥市场竞争、害怕思想交流时,即使拥有再多资源,也会陷入 “抱着金碗要饭” 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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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从来不是命运,而是选择。那些陷入发展困局的国家,表面上反美,实质上是在排斥现代经济体系的运行规则。在智能手机普及的时代,拒绝使用先进通讯工具却抱怨跟不上时代,显然不是明智之举。
同样,在全球化时代,选择封闭孤立而期望经济繁荣,也无异于缘木求鱼。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最终取决于能否建立适应现代经济要求的制度体系,能否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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