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懂深圳，才能看懂中国的未来

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5周年，不少媒体写了相关文章。

前段时间，我专门去了趟深圳，几天下来，有了一个更直接问题：

深圳，对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

是一座3.68万亿GDP的超级城市？是，但又远不能概括深圳。

看懂深圳，就不能局限于深圳，要放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坐标系中去。

看懂深圳，还要放在宏观历史背景中。

1978年，全国出现一股出国考察的热潮。国人迫切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其中，由高层带队的西欧（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西德）考察团，5月2日出发，6月6日回国，36天行程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代表团成员虽然都是国家高级干部，但仍然闹出不少笑话。

在吃冰激凌时，怕凉，所以，就有人说：“可以加热一下嘛。”

但更多是现实差距的强烈震撼：人家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要比中国高几倍甚至十几倍。

比如，法国马赛的索尔梅尔钢铁厂，年产钢350万吨，从铁矿石进去到轧出钢材来，基本上实现了自动化，全厂只有7000职工。而当时，武汉钢铁公司年产量230万吨，不包括矿山，有职工6.7万人……

这样的差距，还体现在更多细节上。

有中央大报的记者回忆，1984年一次回北京，看到办公室一群人围着一张纸看：八寸见方，雪白柔软，上面压印着极精美的花纹。

带回这张纸的是报社驻西柏林的记者。当说出这张纸的用途，更是震惊众人：这是人家公共厕所里的擦手纸。

“老外这样的阔气，又这样的浪费呀！”这些见过大场面的记者们，发出这样的感叹。

上世纪80年代的法国巴黎拉德芳斯CBD

“关起门来，是发展不起来的。”

正确认识到差距，中国就迸发出前所未有的追赶力量。

建设经济特区，是改革开放的重要一步。

1980年，全国人大批准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

而邓公著名的经济特区“窗口论”，则表明他期待着经济特区能在全国经济发展中发挥排头兵的作用。

他说，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

深圳城市风光

1982年，深圳启动当时中国第一高楼——国贸大厦——建设，高160米，53层。

建设过程中，创造出世界建筑史的奇迹：3天盖一层。

而当时，在香港地区，盖楼最快的速度是5天一层，美国是4天一层。

现在，提到深圳，很多媒体都会说到“深圳速度”。

但“深圳速度”的背后是什么？

其实，很朴素：

市场机制。

深圳国贸大厦，在全国，第一次采用公开招标方式遴选供应商。

深圳国贸大厦封顶

承建方拿到项目后，彻底打破“大锅饭”制度，多劳多得，奖金上不封顶。

其他地方工人一个月赚十几块，多则也就几十块，但在国贸工地，工人最多一个月能到600多块钱。要知道在当时，上海职工平均一年工资也就1200块钱左右。

此前，水泥、钢材、木材都是国家调拨、建材部门经营的。

但深圳拔地而起的高楼，打破了“一统江山”的局面，钢材、水泥、木材等原材料都可以在市场上公开出售，自由交易。

深圳国贸大厦

1984年1月24日，春节前，邓公第一次视察深圳特区。

遥望拔地而起的国贸大厦，他高兴地说：“我都看清楚了。”

几天后，在广州，他又为深圳题词：

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这一下平息了当时关于深圳的争议。

邓公说他“都看清楚了”，看清楚的不只是一桩桩高楼，更是中国发展的路径：市场经济。

1980年，深圳进行劳动合同制度改革试点，在全国率先打破了固定用工的传统体制；
1984年11月，深圳在全国率先取消粮票；
1985年11月，深圳成立全国第一家外汇调剂中心；
1987年4月，“招商银行”在深圳挂牌，这是中国内地第一家企业自办股份制商业银行；
1987年12月，深圳市政府第一次公开拍卖一宗土地，这也是土地使用权在国内第一次作为资产进入市场；

放在今天，这些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政策工具、治理方式，都来自深圳的试验。

但只有经历者，才知道其中的不易。

讲个故事。

当年，深圳蛇口要建一个600米长的顺岸码头。

但工程进展很不顺利，其中有项工作就是拉土。但是，工人每天上班8小时，只能运土二三十车。因为，当时计划经济下，大家都是“铁饭碗”，多干少干，工资照发。

当时，工程方就试着搞定额超产奖励制度：每天只要运土超过40车，每超1车奖励4分钱。

工人还是同一批人，但是，不等上班，人就到了工地，一天最多拉了130车土。为了赚钱，甚至不愿去上厕所，怕耽搁时间。

工程成倍加快。

但是，却有人去搞告状，甚至有上级部门责令追查“滥发奖金”。

十几年后，深圳第一任主政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总结：

（深圳）特区之所以能够办成，是由于引进了市场经济。它对全国的贡献，也在于引进了市场经济的试验、实践。

深南大道

李光耀曾经说，中国不能没有深圳。深圳特区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试验场。

深圳的试验，除了上面所说的宏观政策层面，其实，还有更多微观层面，把一些革新理念潜移默化播撒在中国的土地上。

今天，在罗湖区东门北路2079号有一家看似普通三星级标准酒店：深圳竹园宾馆。

但，它却是中国内地第一家完全采用港式用工和薪酬制度的酒店，也开启了我国饮食服务业用工制度和工资制度的改革。

当时，港商和深圳市餐饮服务公司合作建设这家酒店。

但一开业就遇到麻烦，以致港商差点撤资。

是怎么回事呢？

当时，港商要求按照国际酒店通行标准进行管理，客房必须每天清理，卫生间打扫后要喷香水，女服务员要化妆，所有工作人员对客人要笑脸相迎。

但，员工却强烈反对：涂口红是资产阶级小姐作风，对顾客微笑弯腰是低级趣味。

而且，员工常常迟到早退，上班聊天不干活。

最终，不得不把6名员工“炒鱿鱼”，工资与效益挂钩，干不好可以辞退。

当年，竹园宾馆就盈利63万元，第二年150万，员工也成倍涨薪。

国家最高人事部门专门总结竹园宾馆经验，把劳动用工市场化推向全国。

昔日的竹园宾馆

这样企业微观管理的例子还有很多。

现在，所有人都羡慕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

但实际上，深圳吸引的第一批投资者只是香港的小老板，项目也大部分是污染严重的印染业。

所以，深圳产业结构调整比全国来说也都先走一步，甚至两三步。

在1993年，深圳就成立无形资产评估事务所，就是科学评估专利、技术、软件能值多少钱，形成科技市场。

当年，深圳有一个生产硬磁头的企业，有几个外方人员想加入，但要求搞技术股份制。

但中国那时还没有先例。深圳支持外方技术人员持30%左右的股权。

从那以后，深圳就开始搞技术等无形资产入股的办法来发展高科技产业。

其中，最为成功的就是华为。全员持股也成为华为创新力的核心保障之一。

1999年10月，首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在深圳举行，而今已成为“中国科技第一展”。

2019年3月，《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正式实施，是全国首部综合类知识产权保护条例。

这种对人才、知识的爱护、保护，在今天已结出硕果。

前两天，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在香港发布《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第一次登顶。其中，深圳无论在专利数量、研发投入，还是创新企业活跃度上，都贡献了最核心的力量，是这一创新集群登顶的最大推动者。

2025年10大创新集群及其足迹

来了就是深圳人，45年来，深圳敞开胸怀接纳了千千万万外来者。

这些人有的留下来继续打拼，但更多人受到深圳这块沃土的滋养，又像蒲公英一样飘落到全国各地，带去知识、技术、管理。

其中，最为有名的可能要数蓝思科技的周群飞。

她出生于湖南湘乡，17岁南下深圳打工。

1993年，23岁的她用仅有的两万港币开始创业，2006年将总部落回湖南长沙，2015年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员工超13万人。

同样的故事还有科翔股份郑晓蓉。

实际上，从深圳返乡创业的故事，哪怕是在网上，也比比皆是。

这些千千万万曾经的“打工者”，用在深圳的所见、所学，改变着自己，改变着故乡，也改变着中国。

深圳的代表企业

有部电视剧，其中有这样一段剧情。

改革开放初期，国家计划引进美国汽车厂的先进技术和设备。

但我们的汽车厂厂长却反对：因为，厂里的技术是全世界最先进的，根本不需要引进国外技术。美国参观车间，还会泄露核心机密。

但这位厂长所说的“最先进技术”，全厂年产汽车也不过5000辆。

而美方汽车厂年产量却高达200万辆，我们汽车厂的人员当场惊呆，落后而不自知。

但四五十年后，总部位于深圳的比亚迪，的确帮中国汽车实现了逆袭，成为名副其实的新能源汽车世界冠军。

李光耀生前多次到访深圳，因为他认为，“深圳的光明未来也是中国的未来”。

在深圳，看到中国的未来。

所以，深圳从来不是一座可以用GDP数字可以简单概括的城市，尽管这个数字已经足够亮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