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点 | 解析晋绥根据地红色金融 铸就伟大吕梁精神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协议，八路军主力东渡黄河开赴前线，直接对日作战。贺龙同志率领八路军一二〇师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持，创建了包括晋西北、晋西南和绥远大青山地区的晋绥抗日革命根据地（也称晋绥边区）。晋绥边区的军事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是华北、华中、华南各解放区与陕甘宁边区联系的枢纽和唯一通道，更是阻敌西犯、保卫延安的坚固屏障、坚强堡垒。

晋绥边区的巩固与发展，离不开强大的战时财政作保障，背后是广大默默无闻的财经人员呕心沥血的奋斗，其中西北农民银行广大金融工作者付出了巨大的艰辛，他们将一张张纸币汇集在一起，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为抗战胜利添砖加瓦，最终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货币抗战长城。他们将一项项金融政策，打造成一种特殊的武器，刺向日寇的心脏，打赢了金融战场上的货币战争。

一、统一金融，成立西北农民银行

西北农民银行是在原兴县农民银行基础上成立的。兴县位于晋陕交界的黄河沿岸，地势险要，利于军事防御，同时也是晋西北地区物资流通的重要枢纽。抗日战争时期，兴县是八路军一二〇的主战场之一，全县上上下下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全民抗战局面，广大青年积极参军参战。

晋绥抗日根据地创立初期，社会经济状况恶劣，经常遭受日寇的疯狂扫荡和经济封锁，同时山西国民政府又大幅减少对根据地物资的供给，对根据地采取“卡脖子”的政策，一二〇师军需保障非常困难。1937年11月，为解决八路军军费短缺的问题，同时也为了应对交易市场上阎锡山政府发行的大额钞票找零困难、“花不出去”的情况，地下党员刘少白牵头成立了兴县农民银行。银行设在县政府前面，院墙高大，比较安全。银行有七八名工作人员，刘少白任经理，还设有总务、保管、出纳和会计等岗位。为保证银行运营的安全，兴县公安局拍了三名警卫战士。刘少白是兴县当地著名的开明绅士，民主战士，被誉为中国红色银行事业的创始人之一。为解决银行的开办资金，他将自己多年来的积蓄全部拿出来，并动员牛友兰等一百多位富户入股，其中牛友兰捐出了二万三千元。刘少白原计划集资十万元，但因为时间紧张，实际筹资到五万元左右，另外还有部分粮食、布匹作为股份基金。

兴县农民银行发行纸币的称为“兴农币”。为便于流通，兴农币面值都比较小。兴农币币值比较稳定，在群众中享有盛誉，大家都乐于接受，不仅在兴县流通，而且扩展到临县、岚县、保德等地。兴农币共计发行17万元，大部分都支付给八路军，用于解决军需急用。此外，银行还抽出部分资金，发放农业贷款，帮助群众发展农业生产。同时，还拨出一部分专款，开办纺织厂，创办供销合作社等。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1940年1月，晋西北军民代表大会在兴县蔡家崖召开，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革命政权。2月，山西省第二游击区行政公署（1941年8月改称晋西北行政公署）宣布正式成立，在第一次会议上制定了《六大施政纲领》，决定实施抗日经济政策，以自力更生的精神，完成自给自足的目标，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会议明确指出，要建立统一的金融体系，结束货币混乱的局面，加强财政管理，壮大根据地的金融力量。但兴县农民银行因为规模较小，难以满足日益扩大的根据地军民需求，成立一家大型地方性银行被提上议事日程。

1940年5月10日‌，在原兴县农民银行的基础上，西北农民银行正式成立，刘少白继续担任经理。银行的准备金包括银元、法币，以及粮食等实物资产。其中法币300万元，是广大民众自发献交边区政府的“献金”。银行的业务包括货币发行、存款、贷款，还有外汇管理、汇兑，以及代理金库。西北农民银行发行的纸币，当时人们称之为“农币”(本文称西农币）。为扩大西农币的流通阵地，银行各级机构健全，行署设立总行，各专署设立分行，各县设立办事处，各重要城镇设立兑换所。除总行外，各分支机构均与贸易部门合署办公。作为单一币种，西农币只在根据地流通，不受外界因素影响，独立自主的金融体系逐渐形成。

据1940年5月13日《西北农民日报》报道，西北农民银行开幕典礼在10日上午10时举行，第十八集团军南汉宸参谋、第一二〇师师长贺龙、行署续范亭主任、牛友兰，以及各接代表60余人。刘少白首先报告了成立西北农银行的意义，然后各位首长和主要代表发言，指出银行创办的宗旨是为了粉碎敌人的经济侵略，救济百姓，巩固和建设根据地。而且，明确表示，银行的货币发行，一定以基金所有数为限。不超发钞票，防止出现通货膨胀，保持根据地物价稳定，体现了我党始终人民至上的理念，真心实意站在人民群众立场上想问题、做决策、办实事。

二、克服困难，印制西农币

西农币由西北农民银行印钞厂负责印制。因为印钞事关根据地民生，所以，出于保密考虑，印钞厂借用了雁北地区的洪涛山之名，取名为晋绥边区洪涛印刷厂，厂址在兴县石楞则村。所以，印刷厂成立之初就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使命。印刷厂由晋绥边区财政处处长汤平负责筹建，职工大都是从晋兴出版社招募而来。印刷厂下设秘书、工务、总务、保管收发、保卫等组织部门。生产部门有票券设计和制版组、石印组、铅印组和完成组。建厂完成之后，就先印制了西北农民银行伍角辅币券，因为是采用当地小纸作坊生产的厚麻纸印制，百姓称之为“麻纸钞票”。伍角券投放到市场之后，受到百姓欢迎，逐渐将阎锡山政府发行的省钞排挤出根据地市场。

洪涛印刷厂旧址1940年西北农民银行伍角 在1940年至1945年间，日寇多次对晋绥边区进行扫荡，为了保证生产安，洪涛印刷厂先后几经搬迁。1940年6月，日军向晋西北根据地发动夏季大扫荡，洪涛印刷厂先迁到碧村，后因日军逼近，又立即西渡黄河搬到陕西省神木县路家南窊村。印刷厂在路家南湾村驻扎接近两年，此时职工人数增加到50名，在晋绥财政局的协调下，为印刷厂运来纸张、油墨和其他材料。这时印刷厂有小石印机8台，铅印机2台，平均每月印制西农币40余万元。1940年西北农民银行壹圆（样票）1943年西北农民银行伍拾圆（试色）1944年西北农民银行伍佰圆（试色，票本） 因路家南窊村交通非常不变，用水十分困难，印刷厂于1942年4月又搬至神木县贾家沟村。厂址就设在老乡住的大院里，有十几孔窑洞。为保证安全，贺龙专门安排一个排的战士来保卫。印刷厂在此地驻扎了三年多时间，职工达到了100余名，石印机和铅印机的台数也有所增加，但全部都要靠人工手摇进行操作。这一时期，印刷产量得以迅速提高，平均每月印制西农币762万元。

由于日寇不断的对根据地进行扫荡和封锁，再加上又遭遇了大旱和瘟疫，造成根据地的粮食严重歉收，部队和老百姓的生活非常困难。当时印刷厂工人们一日三餐都是“焖黑豆”，就是将黑豆磨碎，用水煮至稠状。大多时候都是住在非常狭小的窑洞内，拥挤不堪。在那极端困难的日子里，工人们没有任何怨言。在晋绥边区和西北农民银行的领导下，洪涛印刷厂始终把因陋就简和艰苦奋斗的精神贯穿在工作之中。为了保证西农币的印制和发行，工人们克服了各种困难，没有材料自己找，发明创造出了裁纸弯刀、枣木压板等生产工具。没有动力就用人力，工人们在严格遵守保密制度的要求下，想尽一切办法完成西农民币的印制任务。战争环境下虽然生产条件艰苦，但印刷厂在生产管理上规章非常健全。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十四年的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同年9月，洪涛印刷厂告别神木父老乡亲，返回兴县，安置到杨家坡，厂址选在一处四合院，印刷厂里的主要印刷设备是37台小石印机和1台大石印机。

三、巩固币值，保障西农币顺畅流通

西北农民银行的成立标志着根据地金融事业完善的开端。作为根据地的唯一法定本位币，西农币的发行取代了杂钞、伪币及法币的流通，终结了货币市场混乱现象。为巩固币值，晋绥边区政府和西北农民银行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办法。

禁止银元和法币在市面流通。边区各种税收、村摊款、前一年的田赋及公营工商业，只要西农币，绝对不收法币和银元。1941年11月，晋西北行政公署颁布《晋西北管理对外汇兑办法》规定：凡由境外汇来或自行带回生金银或非本位币，须到银行按挂牌价格兑成农钞。为鼓励广大商民将手中的银元兑换成西农币，政府提出奖励措施，每兑换一元，奖励4元西农币。若止携带银元和法币出境，必须依据管理对外贸易办法，以及管理外汇办法履行上报手续，取得银行的证明文件。禁止倒卖银元，违法者严惩不贷。凡贩运或意图贩卖银元者，按照贩运的具体金额判处不同刑法。为防止日伪政权吸收法币，边区政府停止法币在市场上流通，这就使得西农币摆脱了对法币的依附状态，成为独立自主的本区货币。

坚决肃清日伪钞。根据地境内不准使用日伪钞，严禁任何人留存。1941年5月15日之前，日伪钞持有者必须到当地西北农民银行分行或兑换所进行兑换，规定壹圆日伪钞兑换西农币伍角。过期稽查将予以没收，告发者给予50%的提成奖励。在严厉打击下，日伪钞的信用越来越低。如，1943年12月，在忻县三十元日伪钞可以兑换一元银币，不过数日就下跌倒一百二三十元，但却有行无市。各市镇商民纷纷借口无货，拒用日伪钞【《抗战日报》，1945年1月22日】。

抛抛售粮食，回收西农币。1942年冬季敌人的“扫荡”，造成西农币币值发生波动，1943年春天更加不稳定。为迅速吸收西农币回笼，政府首先以比正常市场低5%的价格，对外抛售一万石粮食，换回西农币。其次，责任贸易机构以比正常市场低3%—5%的价格，对外抛售食盐和布匹，换回西农币。此外，边区政府加强封锁，禁止粮食运往敌占区，对于游击区粮食的往来进行严格管控。

积极开展宣传。向广大群众宣传强调西北币的“人民政权属性”，将货币斗争与抗日根据地存亡绑定‌。告知西农币是人民自己的货币，有政府的各种税收作担保，不会贬值。相反，法币因无法兑换，日益贬值，最后吃亏的还是老百姓。如1944年兴县一老乡就曾说道，“咱们有十五块大根据地，共产党八路军永远不会倒，票子不会没有的”。

发行巩固西农币公债。1940年年初，晋西北行政公署发出“关于募集巩固西农币公债的指示”，号召人们积极购买。公债以银元为单位，有贰圆、伍圆和拾圆四种面值。公债以田赋出入口税、田房契税作担保，利息为每年五厘，规定自抗战胜利之后的第二年起开始还本，每年还五分之一，五年还清。公债共计发行三十万元，充作西农币的发行基金。公债的发行政策体现着人民性，重视人民利益，所以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边区军民踊跃购买。巩固西农币公债的成功发行，是我党运用证券工具调节金融、稳定经济的重要探索，对西农币币值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各级贸易局和合作社购买大批生活必需品，集中囤积再统一出售。如用西农币购买边区土货产品，将土货产品出口换来日用品；卖了日用品，再买土货产品。这样，西农币的使用顺畅运转，农民用手中的西农币可以买到日用品，西农币的威信与日俱增，币值更加巩固。此外，银行工作人员积极主动吸收晋察冀边区银行货币发行与敌人斗争的经验，严防假票的流入。

四、积极投资工农业生产建设

西北农民银行的成立、西农币的发行是晋绥抗日根据地应对战时经济危机、统一金融币制的重要创举，是粉碎敌人金融侵略的有力武器。西农币自1940年5月开始发行，截止到1945年8月底，共发行816,225，596.87元，面额包括伍分、贰角、伍角、壹圆、贰圆、伍圆、拾圆、伍拾圆、壹佰圆、伍佰圆十种。因为边区自然条件不足，物资极度匮乏，因此扶持边区经济发展，发放各类贷款成为西北农民银行的一项主要业务工作。故西北农民银行成立伊始，就赋予其“投资工业与合作事业中”，办理贷款及投资业务是其整个金融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在支持根据地经济建设、保障军民生产生活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1942年西北农民银行拾圆（样本） 西北农民银行的贷款类型主要有农业、工商业和合作社贷款，其中农业贷款是银行的重要业务之一，用途主要包括购买耕牛、粮食、种子、肥料、农具；发展畜牧业；加大种植棉花等农作物；兴修水利设施等。月息一分半，视具体情况可以八折优惠，借款期限一般不超过一年。借款还款都是西农币，必要时也可以用实物折价借出或偿还。如，1943年3月，发放春耕贷款1000多万元，贷粮2350石。春耕中开荒10余万亩，种棉7万余亩。1944年3月，发放春耕贷款2500万元，贷粮3000石，有力地支持了边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的开展。这些数字是晋绥边区生产建设尤其是农业生产蓬勃发展的坚实后盾。说明西北农民银行全力满足边区农业生产多样化的信贷需求，金融服务是暖民心的。

1941年2月，为鼓励人民兴办合作事业，经政府批准，均可申请无息或低息贷款。这项举措调动了人民群众创办合作社的热情。1942年，边区政府又提出“村村创办合作社”的号召，西北农民银行积极配合边区贸易局，大力扶植合作社的发展。如岢岚新成立合作社22家，正式开业8家，西农币资本6901元；未营业者14家，西农币资本2770元。合作社的发展，改善边区军民的生活，打击了操纵市场、扰乱金融的的奸商，平抑了物价，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

在特殊时期，为解决群众生产困难，还开展针对性项目的贷款。如1943年5月13日，晋西北行署根据各地群众在锄草时需要贷款的实际需要，决定发放260万青苗贷款，目的在于配合青黄不接时期的互济贷粮等工作。规定每户借款最高额为300元，月息1分5厘，与春耕贷款一样，合乎优抗条件者给予八折优惠，还贷时间为11月初到12月中旬。6月8日，又增发青苗贷款400万元，要求十日内必须发放到群众手中。西北农民银行通过精准的金融扶持政策，有效解决了群众生产困难，其贷款实践体现了战时经济与民生保障的深度结合。

有资料表明，截止1944年底，西北农民银行发放各种贷款6719万4千元。这些贷款帮助边区军民发展了生产，对边区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此外，在战时财政的条件下，西北农民银行还承担着支持根据地财政的任务。据统计，1940到1942年，西北农民银行用于财政透支的贸易发行，占同期财政支出的22.7%。

西北农民银行因地制宜，制定各种金融政策和方针，通过货币斗争、生产扶持和财政保障三位一体，在支援前方军需、活跃市场、稳定物价、促进据地发展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到1945年9月，晋绥边区的人口由1098575人增加到3078852人，面积由15万平方里，扩展到49万多平方里。因有晋绥边区这道坚固的钢铁屏障，遏制了日军东渡黄河西犯的战略企图。毛主席曾对晋绥边区的特殊贡献给予过高度评价：“陕甘宁边区军事上、财政上都依靠晋绥，今后更加如此”！

革命战争年代，晋绥抗日根据地的金融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西北农民银行的发展历程，是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红色金融胜利凯歌中的一个重要篇章。在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下，银行全体干部职工在党的领导下，英勇奋斗，用忠诚、热血和生命铸就了伟大的吕梁精神，书写出永不褪色的红色金融文化基因，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注：钱币图片来自中国钱币博物馆“筑起抗战的红色金融长城”专题展）

声明：本文转载自“钱法堂”微信公众号，原文发表于《金融文化》202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