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杨昌济逝世前，特致信章士钊：想救国，就要保护好毛泽东

有一个人，用尽最后力气为毛泽东铺路，却鲜有人知晓他到底做了什么？他就是杨昌济。

1920 年冬，身染重病的他，在病榻前夜写下“救国必先重二子”四字，特托挚友章士钊：想救国，就要保护好毛泽东。

那年冬天，北京城的寒风呼啸，南洋医院的病房里灯光昏暗，杨昌济一改平日刚毅，骨瘦如柴，在床头用颤抖的手写下几行字。字里行间，没有多余的修饰，却压着他一生对祖国的期许和对学生的牵挂。

最后一句“救国必先重二子”写成后，他缓缓放下笔，长叹一声：“此子绝非池中之物。”说完，手指微微颤抖，就此断了呼吸。

那时的毛泽东，已经离开师门南下北大，可他与杨先生的师生情谊，并未因距离而淡去。其实，他们最初相识，要从 1913 年说起。

彼时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一间简陋的教室，杨昌济第一次站上讲台，他扫视全班，当目光落在一位穿灰布长衫、眉宇间透着自信的少年身上，竟被深深吸引。

课后，教室里学生们大多聚在走廊嬉笑，只有那位少年静坐一隅，埋头读书。杨昌济疑惑地走过去，轻声问道：“为何不和同学一起？

”毛泽东抬头，手指点向书页，淡淡道：“有这个足矣。”那声回答，朴素却坚定，让杨昌济第一次意识到，这个孩子有股无人可比的执着。

于是，他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这个学生身上。

周末时分，杨昌济总要刘开慧、蔡和森、毛泽东留在家中一起吃饭、讨论，时间一长，三人成为无话不谈的伙伴。杨开慧与毛泽东兴趣相投，也因诗词歌赋结下情谊，他俩后来更成了伴侣。

更重要的是，这段探讨，让青年毛泽东的视野从课本走向社会，思想渐渐活跃。

1917 年，《新青年》横空出世，杨昌济第一时间送给学生阅读，并与他探讨民主与科学。正是杨先生把这本书推到毛泽东面前，也点燃了他后来投身新文化运动的火焰。

与此同时，主席为贴补家用，打算勤工俭学，杨昌济不但没有反对，反而在北大帮他找了图书馆的临时工作，让他既能拿工钱，又能翻阅北大的浩瀚藏书。

而此时，北京的学运风起云涌，李大钊、陈独秀在局势里摇旗呐喊。毛泽东凭借在图书馆的便利，常常借阅俄文材料，学习社会主义理论。

杨昌济每隔数月，就写信来询问他的进展，还把北大教授、议政王大臣职务的会议传阅给他，耐心讲解其中的政制玄机。

可惜好景不长，1920 年春，他忽觉体力不支，去医院检查，病情已无可逆转。为了不扰学生，杨昌济隐瞒了实情，可心中却一直牵挂最信任的那几个年轻人。

一个深夜，他站在病房的台灯下，写下那封信，提笔之际，自知可能无法再见到毛泽东，遂将全托付给老友章士钊——湖南同乡，曾在北大任校长，手握学界与政界人脉。

“老章，护好二子，其生命关乎救国大计。”信封封好后，他让人托送，自己却在翌日辞世。

章士钊收到时，已近深秋。那几个字像一颗巨石压在心头，他把信放进衣袋，几个月都不敢拆开。

后来，他回忆说：“读到那几字之时，才知道何为救国之重任。”于是，他在北大内部为这位湖南青年争取更多演讲机会，引荐他进新学会，还让他先后与李大钊、陈独秀有过近距离接触。

有了章士钊的举荐，毛泽东很快在学运中崭露头角。1920 年年底，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第一篇文章，文中对农村问题的剖析，正是他晚年在井冈山和延安实践的思想雏形。

若没有杨昌济当年那通信，也就没有章士钊的鼎力相助，或许毛泽东的名字就不会那么早出现在思想界。

那么，若问杨昌济为何将救国希望压在一个“农家子弟”身上？也许只有他自己知道。

其实，这和他自己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身为晚清秀才，他游学日本，见识了变法与维新，深知中国要强，必须依靠一代新人。

而毛泽东正是那个在乱世中不甘于苟且，渴望探索中国出路的热血青年。

杨昌济早估计到传统士大夫难以改变现状，他更重视新思潮和青年力量。他高估了旧体制的僵化，也低估了青年一代创造变革的潜能，于是在生命将逝时，毅然托咐章士钊：莫让这股势力夭折。

可以说，他用个人生命为民族未来押下重注。

多年之后，毛泽东在延安也常提起恩师，眼中含泪：“杨先生若能见到今天中国，定会欣慰。”他还将师母向振熙接济他与杨开慧的那份深情视若珍宝。

据说，当年北大同窗为筹办婚礼，又为支持革命，师母拿出存款，让他们全家渡过艰难岁月。好多年后，在长沙解放之际，毛泽东让儿子毛岸英带着礼物，专程去看望老人，嘴里不断念叨：“你像你妈妈，真像……”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已经没有人能去改变过去。可是，如果没有杨昌济在病榻上那声叮嘱，到底会怎样？

或许中国革命史将是一部截然不同的篇章。站在今天回望，当年那通四字书信，仿佛预言般开启了一个时代的大幕。

杨昌济用平凡却坚决的行动，向后人证明了一件事：想救国，就得重视真正有实力、有胆识的年轻人。而毛泽东，就是那最被他看重的“二子”之一。

（全文共约 2050 字）

参考资料：[1] “毛泽东传”，李志绥著[2] “杨昌济与新文化运动”，《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