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巴德｜评卡尔·波兰尼《大转型》

作者｜穆瑞·N. 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1926-1995） 美国经济学家、历史学家、自然法理论家、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知名学者

卡尔·波兰尼的《大转型》充斥着混乱、荒谬、谬误，以及对自由市场的歪曲攻击。若要逐行批判，几乎无穷无尽。在此，我会先忍住这种冲动，首先阐述书中一些基本的哲学与经济学漏洞，随后再进行部分细节批判。

波兰尼的一个基本哲学漏洞，是现代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缺陷 —— 自卢梭与浪漫主义运动以来便极为盛行：对原始社会的崇拜。在论述卡菲尔人时，波兰尼甚至直白地使用了 “高贵的野蛮人” 这一伤感滥情的表述，而这种理念贯穿了全书始终。现代卢梭主义之所以能大行其道，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露丝·本尼迪克特、玛格丽特·米德、弗朗茨·博厄斯等文化人类学家（其中多持极左立场）。他们热切地探访现存的原始部落，随后撰文宣称，某部落没有私有财产、不受一夫一妻制婚姻的束缚，过着快乐幸福的生活。

关于这种对原始社会的崇拜，有几点必须澄清。首先，波兰尼试图通过分析现存原始部落，推断前西方文明的历史样貌，这种做法完全站不住脚。我们必须牢记，现存的原始部落，恰恰是那些未能实现进步、始终停留在原始状态的群体。若以观察他们的生活方式来推断我们祖先的行为模式，实属荒谬 —— 而且很可能与事实完全相反。毕竟，我们的祖先在数千年前就采取了能让他们超越原始阶段的生存方式。因此，依据当代原始部落沉迷巫术与仪式的行为，便嘲讽我们的祖先曾进行物物交换乃至货币交易的观点，是极其严重的谬误。

其次，这种观点隐含甚至直白地主张，原始部落的生活方式更 “自然”，在某种程度上比文明社会的 “人为构建” 更契合人类本性。这正是卢梭主义的核心所在。在他们看来，无知、恐惧、近乎兽性的野蛮人，其行为反而更具 “自然性”—— 大概是因为更符合 “本能”—— 而文明社会的种种创造却显得背离天性。这也正是卢梭及众多左翼人士所持观点的根源：人类 “本性善良”，只是被社会制度所腐蚀。这种基本理念从根本上是反人类的，因为它否定了关于人类本性以及人类必须采取特定生存方式的基本事实。动物生来便具备 “本能”，本质上是由感官决定的反应模式。动物没有自由意志，也没有理性意识，只能通过感官适应环境。而人类则不同，人类能够运用理性与自由意志改变既定的生存环境。

人生来如同一张白纸，必须通过理性去学习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所需的手段。这一切都离不开理性的指引。

文明，本质上是人类运用理性发现自然规律、并利用这些规律改造环境，以满足和推动自身需求与欲望的历史记录。因此，对原始社会的崇拜，必然伴随着对人类理性与智慧的攻击。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 “反智主义”，让这些人宣称文明 “违背自然”，而原始部落才更贴近自然本质。也正是这种对思想与理性的排斥，使他们会宣扬黑人 “更具本能”“更性感”“更贴近自然” 等论调。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人是 “理性的动物”，从这一本质来看，对原始社会的崇拜无疑是一种极端反人类的学说。

既然如此，秉持反人类、反理性学说的人，却热切地将目不识丁、野蛮且充满恐惧的原始人奉为典范，要求我们——这个继承了两千年文明精华的群体——去效仿他们，也就不足为奇了。倘若某个现存的原始部落没有私有财产，或是实行滥交，那我们更应反其道而行之。

于是，“快乐的野蛮人” 这一神话应运而生，而波兰尼的书中便充斥着这种神话。让我们抛开浪漫主义的虚幻想象，看看这些原始人的真实处境吧。首先，他们完全是生存环境的奴隶。果树结果时，他们或许能靠采摘果实勉强糊口；可一旦某一年果树遭遇枯萎病，这些 “无忧无虑” 的部落会面临什么？答案是大规模死亡。难怪原始部落的人口规模都极小。

最后，原始人的生活充斥着持续的恐惧：对周遭世界的恐惧。由于从未进行过任何科学性、理性的探索，他们无法理解这个世界的运转规律。我们知道雷暴是怎么回事，所以不会惧怕它，还能采取理性措施防范雷击；而原始人对此一无所知，只会猜测是雷神对自己不满，进而必须通过献祭（有时甚至是活人献祭）来平息雷神的怒火。

由于原始人无法理解 “自然规律支配世界” 这一需借助理性与科学才能领悟的概念，他们坚信世界由无数反复无常的神灵与恶魔掌控。要取悦这些超自然力量，只能通过仪式、巫术，以及由专门从事此类活动的巫医构成的祭司阶层来完成——即便如此，“成功率” 也微乎其微。原始人极度恐惧自主行动，其个体意识几乎完全未得到发展，因为他们几乎不运用自己的理性与思维。因此，原始人的一举一动，几乎都受一成不变、毫无理性可言的禁忌或指令——也就是习俗——的支配。

而就是这样一种充满恐惧、近乎非人的生物，却被波兰尼赞颂为真正 “具有社会性”，并宣称他们幸运地摆脱了自由市场 “非人道” 的压迫。这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此外，正如霍布斯所言，原始人的生活 “肮脏、野蛮且短暂”。他们的预期寿命极短，各种疾病肆虐，而他们对此无能为力，只能向巫医供奉食物，祈求其念诵咒语。人类对疾病的逐步征服，唯有依靠文明的进步——依靠理性的运用、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市场的拓展才得以实现。

波兰尼推崇种姓制社会（无论是部落形态还是其他形式），理由是在这样的社会里 “没有人会挨饿”。他承认，或许每个人确实都仅能维持在生存线水平，但没有个体挨饿。可所有人一起挨饿，真的是一种巨大的慰藉吗？这种说法实在荒唐。原始社会——事实上，工业革命前的所有社会皆是如此——始终饱受饥荒与瘟疫的蹂躏。“饥荒” 在工业革命前是家常便饭；而自工业革命以来，我们几乎再未听闻过饥荒（近代仅有的几次饥荒发生在共产主义中国，更早之前则出现在苏维埃俄国）。饥荒的根源在于缺乏跨地区贸易：当某个地区粮食歉收时，由于与其他地区几乎没有贸易往来，当地大多数人便会陷入饥荒。恰恰是自由市场在全球范围内的渗透，通过促进地区间贸易，才基本消除了饥荒这一灾祸。可波兰尼却将这个消除灾祸的市场，斥责为一切罪恶的根源。

波兰尼推崇种姓制与身份制社会，无论是部落社会、重商主义社会还是其他形式。他认为，种姓制社会能提供 “保障”。可饥荒与瘟疫，能算得上 “保障” 吗？任何形式的限制措施，都无法保障经济 “保障” 所必需的物质生产；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所有种姓制限制、所有对市场的约束，只会阻碍和削弱生产，最终使所有人都徘徊在生存线边缘。

事实上，亚洲的 “大家庭” 制度，数个世纪以来一直将中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困在原始的贫困与苦难之中。波兰尼无疑会推崇这种 “人人共享” 的制度，可正是这种 “高尚” 的制度规定，任何人一旦多挣了一点钱，就必须按比例分给众多远亲与近亲。结果便是，在这种制度下（共产主义出现前），中国人毫无动力去多挣钱、多生产，社会也因此停滞不前，无法实现进步。在爪哇，村庄公社制度（典型的波兰尼式理想制度）导致人口过度膨胀、百姓饥肠辘辘的爪哇，不断剥削和压迫印度尼西亚境内更进步、更具资本主义特征的岛屿（如苏门答腊岛）。

种姓制社会所谓的 “保障”，不过是监狱式的保障。（顺便说一句，在市场经济中，任何人若想寻求这种 “保障”，大可以犯罪入狱，在那里便能享受到波兰尼所推崇的 “保障”。）这种 “保障” 意味着种姓制社会中弥漫着彻底的绝望。面包师的儿子永远只能当面包师，即便他的兴趣与能力完全在其他领域。没有人能向上流动，没有人能改变职业，也没有人能摆脱祖先的生活轨迹。这无疑是对个体生命中最具活力、最具目的性、最鲜活部分的彻底扼杀。

波兰尼忽视了种姓制社会的另一个基本缺陷 —— 人口增长问题。巫医、部落习俗、酋长或国王，乃至波兰尼教授，都可以规定某人及其后代当面包师、某人及其后代当农民，可当人口不可避免地增长时，该怎么办？幼子该何去何从？波兰尼对马尔萨斯嗤之以鼻，但马尔萨斯所指出的人口问题，在种姓制社会中始终是极为突出的难题。当饥荒、疾病等 “自然抑制” 因素未能有效控制人口时，又该如何应对？

这也正是斯巴达的种姓公社制度为何会将婴儿遗弃在森林中进行 “生存考验” 的原因。并非斯巴达人天性残忍，而是在其社会结构背景下，他们面临着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如何应对人口增长。此外，人口增长也是导致重商主义时期欧洲陷入困境的根源。18 世纪英国之所以出现大量身强力壮的乞丐与小偷，正是因为人口增长导致他们无处谋生。而资本主义的兴起 ——资本积累为他们提供了就业机会，市场扩张为大众生产出廉价商品 ——不仅大幅提高了大众的生活水平，还为这些日益 “过剩” 的人口创造了就业岗位。

更有甚者，波兰尼还在宣扬一个陈旧的反资本主义谎言，声称工业革命的兴起得益于圈地运动，仿佛是圈地运动将勤劳的自耕农赶出土地、驱入城市。这种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事实上，圈地运动圈占的是 “公地” 而非私人土地，它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率，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必要的资源与财富基础，而且并未将民众赶出土地。农村地区出现过剩人口，正是人口增长的结果；正是这些走投无路的农村过剩人口，被迫涌入城市寻找工作。

因此，并非如波兰尼所宣称的那样，资本主义悲惨地破坏了前资本主义时代温暖、友爱、“具有社会性” 的人际关系。相反，资本主义接纳了社会的边缘群体——乞丐、拦路劫匪、农村过剩人口、爱尔兰移民，并为他们提供了工作与薪酬，使他们从赤贫状态提升到远更高的生活水平与工作状态。

人们很容易对英国新工厂中的童工问题痛心疾首，却似乎更容易忘记，在工业革命之前，以及工业革命期间英国那些尚未受到资本主义影响的地区，童工的生活状况远比在工厂中悲惨得多，死亡率极高。这也解释了为何我们如今读起当时英国和美国的文献时会感到费解——这些文献竟然会称赞新工厂为妇女和儿童提供了工作机会。这种称赞并非源于作者冷酷无情，而是因为在工厂提供这些工作机会之前（以及在那些尚未出现工厂的地区），妇女和儿童的生活与遭遇远比在工厂中凄惨无数倍。毕竟，妇女、儿童、移民并非被鞭子驱赶着进入工厂，他们是自愿且欣然前往的，这便是最好的证明。

波兰尼在抱怨自由放任与自由市场时，不知为何完全忽略了这一制度可能是最重要的特征：自由。在自由社会中，没有人会强迫波兰尼或其他任何人参与自由市场。倘若波兰尼或其他批评者如此反感市场所谓的 “压迫性” 与 “不稳定性”，自由社会完全允许他们选择退出。在自由社会中，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脱离市场：可以躲到树林里，住在山洞中靠浆果为生；可以买下一块农场，完全自给自足，与外界隔绝；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灵活调整参与市场的程度。在自由社会中，任何人若愿意，甚至可以加入布鲁克农场或以色列基布兹这样的自愿公社，过自己向往的共产主义式幸福生活。既然每个人都有这样的选择权利，波兰尼为何还会对市场心怀怨恨？

事实上，自由社会确实为所有人提供了这样的选择。既然如此，为何当人们拥有自由时，自由市场会蓬勃发展，并最终催生了资本主义文明？答案很简单：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绝大多数人并不认同波兰尼的观点。他们极度偏爱市场所谓的 “不稳定性” 与 “不幸福感”，而非公社式原始生活所谓的 “幸福” 与 “温饱”。因为倘若他们不偏爱市场，就不会选择参与其中，而是会为了部落生活或自给自足的农场生活，放弃金钱收入。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无数人在拥有自由选择的情况下，依然选择了市场道路，这一事实本身，便是对波兰尼关于 “失落的社会荣耀” 的悲叹最彻底的驳斥。

事实上，正是波兰尼这类左翼知识分子，总是为世界的 “可口可乐化” 而哀叹，悲叹欠发达国家所谓 “民间文化” 的消亡。可一旦有机会，世界各地的人们，无论其文化传统如何，都会毅然抛弃那些据称他们无比珍视的文化，转而拥抱西方生活方式、穿着西方服饰、寻找西式工作或为西方游客服务、赚取西方货币——当然，也会喝可口可乐、看好莱坞电影。例如，日本人仅用了短短几年时间，就抛弃了延续千年的传统文化与习俗，热切地拥抱了这些据称是市场带来的 “腐朽” 西方商品。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难道是西方 “帝国主义” 作祟？难道是美国军队用武力强迫所有人喝可口可乐？

即便是印度、加纳等对资本主义持敌对态度的落后国家，也并未为了维护其所谓令人愉悦的部落传统，而拒绝西方文明的成果。相反，他们渴望获得西方的产品与便利设施，只是未能意识到，要获得这些，就必须发展资本主义。

因此，一旦拥有选择的机会，几乎所有人都会选择市场经济及其所代表的先进文明——有趣的是，波兰尼教授本人也显然没有急于前往某个部落或公社生活。

那么，正如波兰尼嘲讽地质疑的那样，我们为何会认为自由市场是 “自然” 的？原因有二：其一，当人们拥有选择自由时，他们会主动选择市场；其二，若人类想要充分实现自身价值、满足自身需求、利用自然为自身目标服务，就应当选择市场。因为正是市场，为我们带来了文明社会的生活水平。

在书中，波兰尼不断向我们保证，他所钟爱的原始部落居民行事绝非为了个人 “利益”，而仅仅是为了巫术，或是他所谓的 “互惠” 等目的。可 “利益” 究竟有何过错，竟让波兰尼几乎将其视为一个邪恶的词汇？自由市场的原则是基于互利的自愿交换，而这种互利本质上就是利益。事实上，自由市场是唯一能确保所有相关方都能互利共赢的人际交往模式。波兰尼为何会对此深恶痛绝？为何他似乎在任何情况下，都更偏爱只有一方能获益的人际交往模式？因为若只有一方获益，另一方必然会受损；简而言之，在波兰尼看来，人与人之间理想的关系不是互利共赢，而是剥削——一方以另一方的损失为代价获益。

难道我们就应该为了这种 “道德的”“社会性的” 关系，放弃市场经济与文明本身吗？为何所有社会主义者都厌恶和鄙视交换关系——这种据称 “精于算计”“缺乏人性” 却能让双方都获益的关系？难道他们认为，让 A 任由 B 剥削，或是让 B 剥削 A，会更道德吗？需要明确的是，当社会主义者谴责 A 没有无偿给予 B 财物（无论物质还是精神层面都毫无回报）时，他们实际上是在要求 A 成为 B 的牺牲者，供 B 剥削。

在论述他所钟爱的原始部落时，波兰尼教授声称，部落成员之间的交往并非基于（他不屑地用 “哼” 来表达反感的）互利，而是基于 “互惠” 与 “再分配” 原则。当然，“再分配原则” 本质上就是上述的剥削原则。它是由国家或部落通过强制手段，将生产者的财富转移给部落或国家首领所偏袒的寄生阶层。

至于 “互惠原则”，波兰尼的阐述显然含糊不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在理性运作的范围内——这不过是换了个概念名称的交换或物物交易。而在非理性层面，它要么是无需多言的游戏或娱乐，要么就是前文所提及的仪式性巫术。波兰尼所推崇的，显然是 “互惠” 中属于巫术仪式的部分。他对 “库拉贸易” 情有独钟，在这种贸易模式中，一个岛屿将特定物品赠予另一个岛屿，而在数年或数十年后，才会从贸易圈中的某个其他岛屿收回类似（或者可能是相同？）的物品作为回报。波兰尼尤其欣赏这种贸易模式缺乏真正的互利性 —— 或者说，是其明显的无目的性？难道我们真的要效仿一群沉迷巫术的原始人的行为方式吗？

我之前提到，自由社会会允许波兰尼或任何认同其观点的人脱离市场，去寻找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但自由社会绝对不会允许波兰尼做一件事：对我们其他人使用强制力。社会允许他加入公社，但不会允许他强迫你我也加入公社。这是唯一的区别，因此我不得不得出结论：这正是波兰尼对自由社会与自由市场唯一的根本不满——它们不允许他、他的同伴或其他任何人，使用武力强迫他人做波兰尼或其他人希望他们做的事；不允许使用武力与暴力；不允许发号施令；不允许偷窃；不允许剥削。我不得不认为，波兰尼试图强迫我们回归的世界，恰恰是一个充满强制、发号施令与剥削的世界。而这一切，竟然还打着 “人道” 的旗号？诚然，波兰尼与他的同道们，都是 “手持断头台的人道主义者”。

当然，赤裸裸地宣扬武力与剥削是难以被接受的，因此波兰尼转而诉诸方法论整体主义的谬误，将 “社会” 视为一个独立于且凌驾于个体成员存在或利益之上的真实实体。波兰尼大声宣称，市场破坏和割裂了 “社会”；对市场的限制，是 “社会” 保护自身不可或缺的手段。这种说法看似有理，但只要我们追问：“社会” 究竟是谁？它在哪里？它有哪些可识别的属性？其荒谬性便不攻自明。

每当有人开始谈论 “社会” 或 “社会利益” 要优先于 “区区个体及其利益” 时，我们应当牢记一条实用准则：看好自己的钱包，保护好自己！因为在 “社会” 这一表象背后，总有一群渴望权力的教条主义者与剥削者，随时准备夺走你的钱财，支配你的行为与生活。不知为何，他们总能将自己等同于 “社会”。

对 “社会” 唯一合理的定义，是自愿人际交往的总和。而在这些自愿交往中，自由市场无疑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简而言之，市场（以及由市场产生的人际关系）就是社会，至少是社会的核心与主体。事实上，与波兰尼等人所宣称的 “社会性与友谊先于市场存在” 相反，真相几乎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市场及其分工体系能让人们实现互利共赢，人们才有余力去建立友好的社交关系，才能产生和睦的人际互动。在丛林法则盛行的部落与种姓制社会中，不存在互利共赢，只有对稀缺资源的争夺。

奇怪的是，在波兰尼描绘的部落生活田园诗中，他似乎从未提及部落间普遍存在的战争。这种战争几乎是必然的，因为不同群体要争夺稀缺的资源，比如水源、狩猎场等。部落制度，而非资本主义，才是 “丛林法则” 的体现——为了生存，一些部落只能通过战争和消灭 “不适者” 来维持族群存续。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通过互利共赢增加了资源总量，得以摆脱丛林法则，超越这种动物性的生存状态，迈入先进文明，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

因此，市场本质上具有极强的社会性；社会的其他部分则由非市场性质的自愿友好关系构成，但这些关系同样也最好建立在精神层面的交换与互利基础之上。（难道 A 与 B 彼此友好，不比 A 单方面对 B 友好更理想吗？）

由此可见，市场绝非社会的破坏者，它本身就是社会的核心。那么，波兰尼究竟想用什么来取代市场呢？除了自愿关系，剩下的就只有强制关系。简而言之，波兰尼想用武力、暴力、侵略与剥削这种 “社会性” 关系来取代市场。但这种关系根本不具有社会性，反而极度反社会。剥削者通过暴力手段寄生在生产者身上生存，这种行为违背了人类的最佳天性 —— 人类本应通过生产劳动，并以自己的劳动成果交换他人的劳动成果来生存。剥削者依靠暴力生存，单方面地寄生在生产者身上，这是一种极度反社会、反人类的关系。它会破坏作为社会核心的市场，最终导致文明与文明生活水平土崩瓦解。

弗朗茨·奥本海默在其著作《国家》中，精辟地阐述了这一观点。他写道，获取财富有两种可能的途径：一种是通过劳动将物质转化为财富，然后用自己的劳动成果与他人的劳动成果进行交换，他将这种方式称为 “经济手段”；另一种则是等待他人创造出财富后，用武力和暴力将其夺走，这种方式被他称为 “政治手段”。哪种方式具有 “社会性”，哪种方式又极度反社会、具有破坏性，答案显而易见。卡尔·波兰尼声称要拯救社会免受市场的 “危害”，但实际上，他在破坏市场的过程中，也正在摧毁社会本身。波兰尼的著作，完全是对 “政治手段” 的美化与神化。

波兰尼对自由劳动的论述，也充分表明了他的真实意图。在波兰尼看来，允许劳动力成为一种 “商品”，是自由市场最严重的罪过之一；因此，他主张将劳动力从自由市场中剥离出来。可除了自由劳动，唯一的替代方案是什么？是不自由的劳动，也就是农奴制。一个人若不能成为自由劳动者，本质上就是农奴。事实上，波兰尼推崇（据称是原始部落典型特征的）无偿劳动，其实就是在推崇奴隶制。因为无偿的非自由劳动，本质上就是奴隶劳动。

和所有社义者一样，波兰尼极力让我们相信，一个没有市场的新型 “社会” 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在他看来，近一个世纪以来对市场的每一次限制，都是对 “社会需求” 的 “认可”，而非由特定理念与利益驱动的刻意选择。为了维护这一神话，波兰尼愤怒地批评米塞斯等人——米塞斯认为，正是某些明确的社义与限制主义理念及利益，导致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波兰尼故意树立了一个稻草人，将这种观点污蔑为历史 “阴谋论”，但事实绝非如此。两个持有国家主义立场的人，即便没有经过协调，也完全可能在不同领域倡导国家干预政策（当然，波兰尼也刻意忽略了费边社这样真实存在的重要阴谋团体）。这种结果，必然是由两人所持的理论前提自然推导而来的。波兰尼不愿探讨社义与市场制度之争背后不同理念的冲突，而是试图将整个问题置于社会决定论与必然性的框架下，仿佛人类的意志在这一过程中几乎不起作用。

由此推论，波兰尼在否定理性的同时，也否定了人类的自由意志。在他的理论中，“社会” 才是行动、决定、保护、认可等行为的主体，真实社会中行动的决定因素——个体所接受并践行的理念——被抛诸脑后，人们的注意力被引向了所谓的 “社会力量”“社会” 等抽象概念。

和所有决定论者一样，波兰尼最终陷入了严重的自相矛盾。他声称，19 世纪自由市场的出现并非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由信奉自由放任的思想家们秉持错误理念，通过 “干预”（部落或种姓制社会中所谓 “自然的”）国家管制进程，才暂时建立起来的。

若要详细批判波兰尼，几乎可以无休无止，但在此没有必要进一步展开。波兰尼反复强调 “社会现实” 必然涉及武力与暴力，这一观点恰恰表明，他所说的 “社会”，本质上就是指强制手段与 “政治手段”（但为何不将武力限制在对抗侵略性暴力的范围内，从而将武力在社会中的作用降至最低呢？）。波兰尼尖刻地反对自由贸易理念，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立场等同于否定国际和平——一个由计划主义国家组成的世界，必然会因其各自的计划产生利益冲突，进而引发利益争端与战争。

以下这段引文也颇能说明问题：

“（19 世纪自由市场中的）经济合作局限于自由贸易这类松散且低效的私人机构，而人民之间真正的合作——也就是政府之间的合作——甚至从未被纳入考虑范围。”

请注意其中将 “人民” 与 “政府” 完全等同的极权主义倾向。

波兰尼意识到，旧金本位制度下的商品货币对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不可或缺，因此便轻蔑地对其予以谴责。与大多数反对金本位、支持法定纸币的人一样，他一方面宣称货币不仅仅是一种商品（不仅仅是 “面纱”），另一方面又认为货币远不如商品重要（称货币只是一种 “纯粹的票据”），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事实上，货币本质上就是一种商品——仅此而已。）

波兰尼的错误还在于，他认为企业 “需要” 通过持续的通货膨胀来提振购买力，而纯粹的金本位制度无法满足这一需求；更荒谬的是，他还声称在经济紧缩时期，中央银行不像没有中央银行的纯粹金本位制度那样具有通缩性。实际上，中央银行本质上更具通胀性，但当清算时刻来临时（在金本位制度下，中央银行必须收缩货币供应），其通缩程度会远超纯粹金本位制度下的自然通缩水平。

此外，波兰尼似乎认为，只要指出贸易最初起源于国际与区域间渠道，而非先在本地发展再扩展到国际，就能给自由市场经济学家致命一击。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这绝不能在任何意义上驳斥自由市场经济学。在一个由自给自足的农场与庄园构成的世界里，早期贸易必然发生在遥远的地区之间——毕竟，只有在那些地方，本地农场才能获得特定的商品（例如，西欧只能从近东地区获取香料）。事实上，这恰恰体现了贸易与分工带来的益处，以及市场的发展进程，而非相反。

最后，在书的最后一章中，波兰尼试图让我们相信，他所设想的集体主义社会，实际上会保留许多他勉强承认由市场经济带来的 “自由”。这一章几乎成了混淆 “自由” 概念的典型教材，尤其混淆了 “自由” 与 “权力” 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

许多 “自由” 将会被保留，甚至得到强化——毕竟，一个收入更高的工人难道不更 “自由” 吗？而且，谁会在乎从富裕的富人那里拿走一些钱呢？这些 “自由” 包括所谓的 “就业权”，即工人不会因种族、信仰或肤色而受到歧视。波兰尼不仅天真地认为，在他的集体主义社会中，我们至少能拥有足够多的 “自由”，还同样天真地相信，我们能够保留工业化与西方文明。

这两种期望都是不切实际的。在这两个问题上，波兰尼的想法与他极力推崇的原始人如出一辙——他以为可以在摧毁原因（自由市场、私有财产权等）的同时，保留结果（言论自由或工业文明）。

总而言之，在我读过的书籍中，很少有像该书这样既充满恶意又谬误百出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