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少将副司令员逝世，悼词却说他的职务级别是团级

1976年12月，山西省军区副司令员苏鲁少将逝世。在治丧委员会的悼词里，却说苏鲁少将的职务级别是团级。

少将副司令员怎么可能只是团级？可治丧委员会的悼词也不能有假呀？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苏鲁少将

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只能打开苏鲁少将的档案，去追寻他走过的岁月。

苏鲁是湖南省浏阳人，1902年出生在一个穷苦人的家中，原名叫苏达余。透过名字中达余这两个字，能够感受到他父母对他未来生活的期许，也是那个时代穷苦人对生活的期许。

苏鲁这个名字，薄一波开玩笑改的，苏鲁特别满意，就改叫苏鲁了。

1937年5月，组织把他派到了太原，在军政训练班当教官。

这个训练班是以阎锡山的名义开办的，学员的吃穿都是阎锡山负责，阎锡山成了名副其实的长官。

阎锡山

苏鲁心里很不舒服：阎锡山公开反共，可以追溯到1921年。长征时，阎锡山还公开支持蒋介石剿共，曾经派出一个师的兵力，从山西远赴江西围剿中国工农红军。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在陕北建立了革命根据地。这时的阎锡山把“思想防共，民众防共，政治防共，武力防共”当成他的反共政策。

多少战友牺牲在阎锡山的枪口之下，他现在居然成为自己的长官，苏达余无论如何也想不通。

和他一样想不通的还有其他战友，他们都想要离开这个训练班，去大部队打日本。

我党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书记薄一波知道了这件事后，把苏达余找来谈话。

薄一波特别能够理解大家心里不舒服、想不通的情况。为了不让苏达余紧张，就跟苏达余开了个玩笑。薄一波说苏达余跟苏大鱼很像，把名字改成苏鲁吧，日上鱼是鲁字，让他这条大鱼踩到小日本头上。

苏达余一听，这个名字有踩到小日本的头上的意思，立刻就来了精神，苏鲁这个名字就这么叫起来了。

薄一波见苏鲁没了情绪，就从战略上给苏鲁讲了一些道理。这个训练班，正是我党同阎锡山在山西建立了特殊形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我党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共同抗击日的决心。

经薄一波这么一讲，苏鲁就想通了。

苏鲁有抵触情绪不奇怪，他十几岁时，就离家到长沙讨生活。跟别人合租一辆黄包车，靠拉黄包车养活自己。合租人是王震，就是那个未来的开国上将。

穷人家的孩子，不仅早当家还早立志。

那个时期，军阀混战，百姓生活穷困潦倒。虽然苏鲁生活在社会底层，却心明眼亮。他加入了工会，参加工人运动。

在参加工人运动的过程中，他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清楚地看到，中国共产党才是劳苦大众的希望，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拯救劳苦大众。

1927年，他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他来到湘赣革命根据地，参加了王震领导的湘东游击队，担任司务长。

后来，苏鲁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之一的红六军团成员，王震依然是他的首长。长征时的战斗中，苏鲁敢打敢冲，有勇有谋，多次受到首长赞誉。

苏鲁的军事指挥才能也逐渐显露出来，他一步一个脚印，职务一路从排长、副连长……直到代副团长。

多年以后，王震上将这样回忆道：“我与苏鲁一同拉车子，后来又一同打仗，当时，他职位不高，功劳可不小咧。”

王震上将

长征结束后，苏达余于1936年12月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也就是抗大进修学习。

1937年5月，苏鲁结束了在抗大的学习进修，和一位战友一起，被派往山西。

在乘小火车前往太远的途中，苏鲁有意谈论起有关抗日的话题。临座的一位老大爷提醒他：年轻人说话要注意场合，让日本人听见了，会遭到报复。

苏鲁的战友就说起西安事变的事情，告诉老大爷，日本人没什么了不起，蒋介石已经答应联共抗日了！

另一位青年乘客，情绪激动地指责苏鲁和他的战友是共产党，为共产党宣传！

苏鲁好脾气地大声地解释，自己没资格当共产党，只是不想当亡国奴而已。

车厢里立刻有了“不想当亡国奴”、“不想当汉奸”议论声，议论声越来越大。那个青年乘客看情况不妙，灰溜溜地走了，估计不是是特务就是汉奸。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阎锡山开始拥护抗战，同意由“牺盟会”组建新军——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并发放武器装备。

“牺盟会”1936年成立，原来叫“山西抗日救国同盟会”。狡猾的阎锡山，既不想得罪日本人，也不想让蒋介石进驻山西，就把共产党员薄一波请来主持工作，他把“抗日”两个字改成“牺牲”，简称“牺盟会”，自任会长。

阎锡山心里打着自己的算盘，军事方面的负责人让晋绥军将领出任，政治方面的负责人是我党党员，苏鲁就担任一纵队三大队大队长。

阎锡山妄图利用晋绥军将领，拉拢青年抗敌决死队成员，为他所用。苏鲁和他们斗智斗勇，挽留了我党方面的3名政工干部的生命，粉碎了他们想要消灭青年抗敌决死队的阴谋。

这种安排问题很大，晋绥军将领讲究吃喝玩乐、升官发财、等级观念强；我党党员又以军纪严明而著称，他们关爱士兵、讲究官兵平等。不同的带兵理念，让普通的官兵无所适从，矛盾频发。

有一次，担任决死队的总队长的晋绥军将领徐继章，竟然开“公审大会”，要把我党方面的3名政工干部处死。

我党方面的这3名政工干部，只是在刷抗日标语时掉了队。徐继章就把他们抓起来公审，判死刑，还要立即执行。

当苏鲁站出来，为3名政工干部据理力争时，徐继章居然嚣张到要以苏鲁“顶撞上级”之罪，连苏鲁一起枪毙。

千钧一发之时，苏鲁大喝一声：“我看谁敢！”，几十个黑洞洞的枪口就齐刷刷地对准了徐继章的脑袋。

随后，徐继章灰溜溜地离开了青年抗敌决死队。阎锡山不死心，又派来鲁应麟接替徐继章。

这个鲁应麟，比徐继章更险恶，想趁薄一波外出开会，借日军的手消灭决死队。没想到，他的诡计很快被苏鲁识破，也像徐继章一样，狼狈地回到阎锡山那里去了。

从那以后，新军成为我党的一支抗日有生力量。苏鲁晋升为新军25团团长，在百团大战中15次出战，15次全胜，一战成名。

到了解放战争，苏鲁已经是副旅长。在徐向前副司令员的指挥下，苏鲁亲自带领1个团的兵力，对抗阎锡山9个团的兵力，硬是在4天4夜的时间里，让敌人寸步难行。

1949年1月31日，平津战役结束。从2月起，全军开始大改编。改编后，苏鲁担任18兵团第62军184师副师长。

4月20日，是我军发动太原战役的第6个月第16天，距太原战役结束还有4天，凌晨2点，我军集中全部兵力，分10路向守军发起攻击。

苏鲁率领的184师的任务是，攻打太原外围的红房子据点。

阎锡山号称山西王，在山西经营38年，说太原城固若金汤显然夸张，但阎锡山做了充分的防御：铁轨比外面小一号、据点林立、明暗碉堡不计其数，想要攻破一定有难度。

红房子据点的周围是开阔地，根本找不到掩体，难攻易守。184师连续攻打10几次，都失败了，损失严重。

苏鲁冲出指挥所，率领突击排，再一次向红房子据点发起攻击。政治部主任时云峰也跟着他一块冲向了前沿。

突击排长排出了两颗地雷后，踩响了敌人的连环雷，排长、时云峰同志和冲在前面的战士不幸牺牲。

苏鲁的右手已经没有知觉，用左手摸了一下右臂，左手都是血，右臂也没有知觉，他也身负重伤。

这时候的苏鲁已经红了眼，哪里还顾着受伤，他带领战士们猛冲。随后的大部队赶到，终于拿下了红房子据点。

苏鲁拒绝躺在担架上，坚持和其他受伤的伤员互相搀扶着走出阵地，来到战地救护所。因为苏鲁觉得，那些冲锋在前的伤员，比自己更需要担架。

因为苏鲁伤势严重，医生们为他做了截肢手术。苏鲁失去了三分之一的右臂。

苏鲁的警卫员邓天顺来医院看望他，看到那空空荡荡的袖管时，难过得流泪。

苏鲁却一点也不难过，好像缺了胳膊的不是他似的，反过来还安慰警卫员。他告诉警卫员，一只胳膊也能干革命，还让警卫员帮自己多消灭点反动派。

苏鲁养伤期间，他所在的184师已进军大西北。伤愈后，他提出要回到部队。是山西省政府主席裴丽生的再三挽留，苏鲁才留在了山西工作。

1949年10月，苏鲁被任命为长治军分区司令员，正师级待遇。虽然错过了上阵杀敌的机会，心里痒得很，但他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从未改变。

5年后，上级领导的一个决定，让他措手不及，难以接受。

1955年春天，省军区的司令员和政委，来跟他谈话：考虑到他战伤在身，身体已经大不如前，准备照顾他一下，让他离职休养。

对苏鲁而言，这个消息可谓晴天霹雳。他对部队的热爱，到了离不开的程度。从来没想过，要离开部队。

虽然苏鲁的心里百般不愿意离开部队，可他更知道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上级的决定，自己要无条件服从。

苏鲁陷入沉思中：从年龄上看，自己53岁了，跟比自己年轻的人比，确实不够年富力强；从体力上看，自己少了一只胳膊，的确有诸多不便。这个位置上，一定有更适合的人选。

可是自己还能吃能喝，能工作，啥都不耽误，又是一名有着28年党龄的老党员，还有余热能够发挥。想着想着，苏鲁有了主意：司令员可以不当，只要能够在部队工作，干啥都行。这个想法，让上级领导为难。

苏鲁找到了省军区的领导，说自己是个闲不住的人，退休闲下来的话，会闲出病来。他提出了去看仓库的要求。

省军区领导犯了难：仓库主管是团级干部，让苏鲁这个师级干部去看仓库，相当于把他降级处理了；不让苏鲁去看仓库，又怕苏鲁闲出病。

苏鲁看到省军区的领导考虑自己的职务级别，那么为难，就翻来覆去跟领导解释：自己不在乎职务、级别，只在乎不离开部队，能够为部队多做贡献。

经过苏鲁的软磨硬泡，省军分区领导终于同意了他的想法，让他担任了解放军军械部495仓库的库长。

军械仓库里的武器装备，受潮了不行、损坏了不行、丢失了更不行，这个库长的工作量和要承受的压力其实都不小。

仓库都在窑洞里，冬天冷夏天热，苏鲁却觉得无所谓。在他心里，只要能为革命干工作就好。他迅速从司令部的宿舍搬出来，搬到了库房的宿舍。

仓库成了苏鲁的家，他每天定时定点巡逻和检查，风雨无阻。库房的人手不够时，他就来个全家总动员，夫人和孩子一起上，都是巡查队伍中的一员。

榜样的力量悄无声息地改变着一些人，在苏鲁一家人的影响下，不安心工作的人安心了，不认真工作的人认真了，大家都在努力做好本职工作。

9月份的一天，苏鲁正在仓库里巡查时，突然接到军委的命令，让他立刻进京，接受少将授衔。他火速赶到了北京。

1955年9月27日，在中南海怀仁堂，苏鲁接受总理授衔。总理紧紧握着苏鲁的左手说：“苏鲁同志，你为人民立了大功，我代表人民感谢你呀！”

苏鲁却坚定地答道：“我做的还很不够！人民给予我的实在是太多了！”

授衔仪式结束后，华北军区任命苏鲁为山西省军区副司令员。回到山西后，军区司令员立刻给他安排了办公地点，还专门派人去495仓库，把苏鲁的家从仓库大院搬进了军区大院。

从那时起，苏鲁就在副司令员的位置上工作，这一干就是20年，直到1975年正式离休。工作中，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从来没有一点司令员的架子，心里就是为好好干工作。

1976年12月，苏鲁因病在山西逝世。

一辈子不给别人找麻烦的苏鲁，逝世后却让处理后事的治丧委员会犯了难：按照写悼词的惯例，需要对苏鲁少将的一生进行高度概括，这其中包括功绩、履历。在苏鲁的履历表中，他的职务级别仅仅是团级，就是495仓库的库长。

工作人员不相信这件事，他们仔仔细细地反复查找，确定一个事实：苏鲁在山西省军区副司令员的职位上工作了整整20年，可是他的档案中，没有任命的记载。能够查到的，就是21年前，他被任命为495仓库库长的命令。

这种情况，治丧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怎么能够不犯难：按照档案中记录的团级写吧，那不是事实；按照事实写吧，又有悖于档案记载。

这可如何是好？难道悼词中真的要把少将副司令的职务级别写成团级？

回顾苏鲁的一生，他对职务级别这件事从来都不在乎。他在乎的是能不能上战场杀敌，能不能为部队多做工作。

所以在太远战役时，苏鲁虽然已经是副师级干部，仍然带领战士们打冲锋，失掉一只胳膊；在组织考虑到他身体情况让他休养时，他完全不考虑级别，去495仓库做了库长。

苏鲁的老警卫员感慨他对当官没瘾；身边的工作人员，对他一心扑在工作上，不计较个人得失深有感触；家属更是觉得苏鲁不在乎级别，只在乎是不是为党为人民做事。

结果，治丧委员会撰写的悼词，就按照团级来写的。纵观苏鲁的一生，他不会在意，哪怕方案中记录他只是一个兵。

这件事的发生，是个小概率事件，葬礼过后，上级有关领导已经跟家属致歉。

话说回来，军委的授衔标准是达到准军级。而苏鲁被授少将，一定是够资格。

悼词按照档案记载写，也没毛病。重要的是，苏鲁将军不会在意。

向苏鲁将军致敬！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做出贡献的人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