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将至，聊聊这支小众而重要的力量

在不久前结束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中，在九三大阅兵中，参加的政治界别照例有“……各民主党派在京委员、全国工商联在京执委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等”。

前两者好理解，边界明确，但“无党派人士”这一常常在正式新闻里出现的名词，在人大、政协、统战部会议和国庆招待会、各类正式庆典等重要场合出现的名词，貌似普通，容易一晃而过，解释起来却是一个文史概念。

国庆前夕，科普一个名词：无党派人士。这是一个小众群体，却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绝大多数人以为：无党派人士是除了中共党员和八大民主党派成员之外的所有人。

也有懂经的人说，无党派也是一个“党”。他们把无党派归为“第九个民主党派”。

其实无党派确切的说是一支政治力量，也与预备党员或预备民主党派成员概念毫无关系。

我是花了好几年时间，参加过不少统战序列培训进修，阅读过不少相关文献后，才把“无党派人士”的前世今生、来龙去脉和真正的意义和作用弄明白的。

无党派人士既非党派成员，也不是“群众”，是国家13个政治面貌之一，是一支独立于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之外的政治力量。

与民主党派有自己的党派机关不同，在无党派人士工作中，统战部承担着“统战部和党派机关”的双重职责。

成为无党派人士的核心门槛在于个人的社会影响力与政治参与水平，须经地级市以上统战部门来认定，而非个人主动申请，所以没有“加入无党派”的说法。总人数规模较小。

周恩来同志曾指出，无党派人士“形式上没有结成党派，但实质上是有党派性的”。

单是这句话，就得细品。

可以说，无党派人士既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也是政治设计的成果。

前不久我去了无锡的东林书院旧址，这是明朝东林党人讲学和议论朝政的活动中心。东林党并非现代意义的政党，而是晚明时期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官僚政治集团，有近代政党的雏形但远未成熟，是朋党而非近代政党。

1894年，孙中山创立了中国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1905年8月，中国第一个现代意义的政党——中国同盟会成立，由孙中山的兴中会、黄兴的华兴会、蔡元培的光复会合并而成，由孙中山领导。

中国同盟会是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核心力量。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武昌起义成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正式灭亡。

1921年7月23日，中国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求实网曾说，“‘一大’开过了，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连报纸上也没有一点报道。但是中国的伟大事变在实质上却开始了”。

无党派的形成和确立也是有历史逻辑，19世纪末，伴随着中国政党的形成，也产生了无党派。

根据各历史时期的背景，“无党派人士”的称谓也经历了从“社会贤达”到“无党派民主人士”到“无党派人士”的历史变迁的过程。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年），无党派人士在全国层面以“社会贤达”的名义开展政治活动。

新民主主义时期又分为四个阶段：

1. 大革命时期（1919至1927年），许多无党派人士被吸纳到国民革命阵营中。

2.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至1937年“九一八事变”），许多无党派人士，尤其是以鲁迅先生为代表的文化界知名人士，投入到传播进步思想、反对国民党文化围剿、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适时推动成立左翼作家联盟，将他们团结在周围。

1936年，为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左联解散。10月，鲁迅先生病逝。中央苏区为纪念鲁迅，设鲁迅图书馆、纪念碑等，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对鲁迅先生举行国葬。

3. 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年），无党派人士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

一大批无党派人士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三三制”政权建设，以“党外人士”“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参政议政。

根据三三制原则，抗日根据地政府人员的构成，应由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组成。中国共产党在倡导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就有意识地将无党派人士与党派力量并列，予以统筹考虑。

作家冰心在抗战期间，曾以社会贤达身份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共历三届，新中国成立后，当选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社会贤达这一概念在中国近现代民主进程中具有特殊地位。

1956年，经雷洁琼介绍，冰心、吴文藻夫妇加入八大民主党派之一的中国民主促进会，此后，冰心先后担任民进中央常委兼联络委员会主任、民进中央副主席、名誉主席。

4. 解放战争时期（1945～1949年），各界知名人士所从事的革命活动受到国民党的严格限制，于是只能以个人身份从事政治活动。

1945年国共两党重庆谈判达成的“双十协定”提出：邀请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之后，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国民党代表8人，共产党代表7人，青年党代表5人，民主同盟代表9人，社会贤达9人，共38名。会议通过了政府改组案，和平建国纲领案、宪法草案等项提案。

在解放战争时期，“社会贤达”发生了严重分化，表现出不同的政治倾向：郭沫若、李烛尘等人反对内战，与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的。

由于李烛尘加入的民主建国会，尚未得到当时的执政党国民党的承认，其参加旧政协的身份仍是无党派社会贤达。新中国成立后，李烛尘担任食品工业部部长、轻工业部部长、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领导人等职。

莫德惠、王云五等人则依附国民党，后去往中国台湾。

莫德惠是东北元老，是张学良的密切合作者。1949年去台湾，任“行政院”政务委员、考试院院长等；

王云五1912年加入国民党，1927年退党，后以社会贤达身份参加社会活动。先后任职于商务印书馆40年，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还曾任民国政府经济部长，财政部部长等，推行币制改革；迁往台湾后，先后担任考试院、“行政院”副院长等，是中国共产党宣布的第15号战犯。

1948年4月30日，随着解放战争进入最后的战略决战阶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在海内外引发迅速而热烈的响应。

郭沫若首次以“无党派”名义与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一起致电毛泽东，响应“五一”口号。他们自觉放弃“社会贤达”的称谓，转而采用“无党派”的称谓。

“五一口号”发布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贤达不畏艰险，通过各种途径奔赴解放区，社会精英和各路人才急速向中国共产党集聚。国民党在自知大势已去的情况下，制定了“抢救大陆学人计划”，也即人才争夺战，北大校长胡适，位列“抢救计划”第一人。

筹备新政协成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宋庆龄北上参会事宜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面对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无限诚意，宋庆龄终于答应北上参加新政协共商国是，在行动上支持中国共产党。

1949年8月26日，宋庆龄由邓颖超、廖梦醒等人陪同，抱病乘专列离沪北上。毛泽东、周恩来及李济深、何香凝等50余人迎接。毛泽东还特别为她举行了欢迎宴会。

经与周恩来当面商定，宋庆龄作为无党派人士，在北平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发表讲话。会上，宋庆龄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继续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智慧和力量。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投票选举出了六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其中，有三位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分别是宋庆龄、李济深和张澜。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他们与毛主席等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共同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

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组成人员中有不少无党派民主人士。

除了副主席宋庆龄先生之外，中央人民政府委员56人中有8位无党派人士：陈嘉庚、马寅初、郭沫若、沈雁冰、陈叔通、傅作义、张奚若、张难先。

参加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的无党派民主人士有董鲁安（于力）、马寅初、郭沫若、符定一、李达、张奚若、丁燮林、洪深、吴有训、王之相、欧阳予倩、周谷城。

在我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无党派人士都作出了积极贡献，涌现出李鼎铭、马寅初、巴金、郭沫若、张奚若、徐悲鸿、梁漱溟、吴耀宗、程思远、阿沛·阿旺晋美、袁隆平、陈景润等优秀代表。

近年来又有腾讯马化腾、吉利汽车李书福、百度李彦宏、北大教授经济学家林毅夫、正泰集团南存辉等。

进入新时期，无党派人士依然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主要分布在教育、科技、文化、艺术、医卫、国家机关、群团组织、国有企业等领域。他们发挥的作用独特而重要。

世界多国议会都设有无党派人士席位。

如在法国国民议会，577名议员中无党派人士占11席，331个参议院议席中无党派人士占7席。无党派人士在许多国家都是一定阶级或阶层的利益代表，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

统战专家说，无党派人士边界相对模糊和开放，是这支政治力量的重要特点和优势。这种模糊性和开放性如果处理和运用得当，既有助于在更广范围、以更灵活方式开展工作，取得更好的效果，也有助于提升新型政党制度的包容性和适应性。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与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的无党派人士，一道前进，一道经受考验，同频共振，在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无党派人士虽然不是第九大民主党派，但依据《统战工作条例》规定：“无党派人士可以参照民主党派履行职能。”

综上，无党派人士是我国政治生活中一支独立政治力量、人民政协中一个专门界别、多党合作中的一个重要主体，是新时期政党制度建设过程中重要的政治设计。

说句题外话，由于历史原因和革命需要，郭沫若的中共党员身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秘密的。周恩来是他单线联系的上级。但考虑到郭沫若作为著名文化人士，留在党外贡献更大，他在1958年12月公开宣布入党以前，一直以无党派身份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

“七君子事件”之一的唯一女性史良，1931年开始在上海从事律师职业，并与中共地下组织建立联系。1935年参加发起成立上海妇女救国会，是中国妇女革命运动领导人之一、新中国第一任司法部部长。

七君子，

左二为史良

当年周恩来在劝阻史良入党时曾说，党内有邓大姐，蔡大姐，再多你一个史大姐，作用也一样，而党外有你一个史大姐，情况就不一样了……

No.6528 原创首发文章｜作者 何菲

简介：专栏作家，中国作协会员，上海市作协会员，上海市知联会会员，上海市网络代表人士服务团成员，国家二级音乐编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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