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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房产继承纠纷中，不动产权属登记往往是认定产权归属的核心依据。近日，北京市昌平区法院审理了一起因 “父母遗留房产” 引发的侵权纠纷，原告主张被告恶意转移房产并要求赔偿，最终因证据不足被法院驳回诉讼请求。
一、案情梳理
1. 当事人关系
被继承人赵秀兰与陈某系夫妻，育有陈国华、陈卫国、陈建国（原告）、陈晓峰、陈美玲五名子女。陈某 1992 年去世，赵秀兰 2008 年去世；陈美玲 2014 年去世，其配偶为王建国，女儿为陈思雨；陈晓峰（原告兄长）2015 年去世，配偶为刘慧敏（被告一），儿子为陈宇轩（被告二）。张海涛（被告三）原系乙公司销售经理。
2. 涉案房产及背景
2000 年 10 月，甲公司（拆迁人）与赵秀兰签订《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对赵秀兰名下海淀区 A 房屋进行拆迁，补偿款及补助费共计 221755 元，赵秀兰于当月领取该款项。
2000 年 10 月 21 日，乙公司与陈晓峰签订《北京市某房屋买卖契约》，购买昌平区一号房屋，价款 15 万元。2004 年 4 月，一号房屋登记至陈晓峰名下；2016 年，陈晓峰去世后，刘慧敏与陈宇轩经人民调解协议（编号 Y 号）约定陈宇轩放弃继承，一号房屋归刘慧敏所有，并经法院裁定书确认有效，随后过户至刘慧敏名下。
2022 年 3 月，陈建国代刘慧敏将一号房屋以 243.5 万元出售，陈宇轩分两次向陈建国支付 20 万元。后陈建国以 “一号房屋系赵秀兰遗产，陈晓峰伪造合同转移房产，刘慧敏、陈宇轩、张海涛侵权” 为由诉至法院，要求赔偿 101.75 万元并由张海涛承担连带责任。
3. 关键证据
购房及权属证据：2000 年 10 月 21 日乙公司与陈晓峰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虽有涂改但加盖乙公司公章）、2002 年购房发票（付款人为陈晓峰）、契税减免证明、2004 年不动产登记证书、2016 年司法确认裁定书及过户材料，均证明一号房屋归陈晓峰、刘慧敏合法所有。
付款凭证：陈宇轩向陈建国转账 20 万元的记录，主张该款项系对陈建国的赡养扶助，而非 “售房款分割”。
张海涛履职证明：张海涛提交的乙公司任职证明，证实其 2000 年签订合同、代办登记系职务行为，无伪造行为。
二、案件分析
1. 不动产权属应以登记为核心依据
根据《民法典》第 217 条 “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一号房屋 2004 年已登记至陈晓峰名下，2016 年经司法程序过户至刘慧敏名下，两次登记均符合法定程序，具有公示公信力。
陈建国主张 “一号房屋系赵秀兰遗产”，仅提交丙物业公司入住登记、居委会居住证明等材料，但物业登记仅为管理用途，不能对抗不动产登记机关出具的产权证书，无法证明赵秀兰是实际所有权人。
2. 购房合同真实有效，无伪造情形
陈建国质疑 “2000 年购房契约系伪造”，但该合同涂改处均加盖乙公司公章，符合合同变更的法定形式；结合 2002 年陈晓峰名下购房发票、契税凭证及 2004 年登记档案中无涂改的契约版本，形成完整证据链，证实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 90 条，陈建国仅以 “个人陈述” 主张伪造，无其他物证、书证佐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3. 拆迁利益并非赵秀兰个人独有
《拆迁补偿协议》明确记载拆迁时实际居住人口为赵秀兰、陈晓峰、刘慧敏、陈宇轩 4 人，陈晓峰作为家庭成员亦享有拆迁利益，并非陈建国所称 “补偿款全由赵秀兰控制”。且陈建国未提交证据证明 “一号房屋购房款来自赵秀兰拆迁款”，其主张陈晓峰 “无经济能力购房” 缺乏事实依据。
4. 张海涛履职行为不构成侵权
张海涛作为乙公司销售经理，签订合同、代办登记系职务行为，且购房手续中发票、契税证明等均由乙公司出具，不存在 “与陈晓峰串通伪造” 的情形。陈建国要求张海涛承担连带责任，无法律依据。
三、裁判结果
驳回原告陈建国的全部诉讼请求。
四、案件启示
1. 不动产权属登记是 “核心凭证”
购买房产后务必及时办理不动产登记，产权证书是认定所有权的首要依据。物业登记、居住证明等仅为辅助材料，不能替代产权证书的法律效力。本案中，原告虽持有居住、物业登记证据，但因无产权证书支持，最终败诉。
2. 合同签订、变更需保留完整证据
签订购房合同时，若需修改内容，务必在涂改处加盖公章或双方签字确认；同时妥善保管购房发票、契税凭证、付款记录等材料，形成完整证据链，避免日后就合同真实性产生争议。
3. 主张权利需承担举证责任
民事诉讼遵循 “谁主张，谁举证” 原则。若认为他人侵犯自身财产权益，需提交产权证明、侵权行为证据（如伪造文件、恶意转移记录等），仅凭口头陈述或间接证据难以得到法院支持。本案原告因未能提供关键证据，导致诉求被驳回。
4. 家庭财产纠纷优先明确权属
涉及父母遗留财产时，应先通过产权登记、遗嘱等明确权属，再协商分割；若对登记结果有异议，需在法定期限内提起物权确认之诉，而非直接主张 “侵权赔偿”，避免因请求权基础错误导致维权失败。
（此案例发生地为北京，为保护当事人隐私和避免不必要纠纷，以下案例中当事人姓名及其他信息均为化名，若有雷同请联系我们予以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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