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应该是史学的一部分

考古学和史学是两种学科，应该有一定的关系，但很多考古学的知识并没有纳入史学研究范畴。考古学应该是史学的一部分，应该让史学来充分论述考古学的成果，而不能挑剔，也不能故意舍本逐末。

史学对于“二十四史”的研究一般有一定的深度，但“二十四史”并不那么确定，有很多是事关个人推测的结果，甚至采用了先入为主的态度。史官要修前朝的历史，却不能修当朝的历史。尤其是史官称呼前朝皇帝的时候，即便前朝皇帝还没有做皇帝，还是个小孩子，就已经被冠以太祖的称呼，怎么说都让人觉得有点遛须拍马的嫌疑。史学着重于研究古代的政治和经济模式，却并没有着重研究古代宗教对于政治的影响，没有研究古代娼妓业的发展，也没有研究历史变化规律的偶然性。就拿唐代来说，唐宣宗大中年间炼丹术盛行，似乎道教的长生不老术影响了政治的发展。唐高祖武德八年曾下诏宣布，道教第一，儒第二，佛教第三。唐代很多皇帝信道教，尤其相信道教服饵长生之术，几乎每一个皇帝都与丹家有关，服丹中毒致死者在历朝中为最。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九《唐诸帝多饵丹药》条记唐太宗、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皆服丹药中毒致死。臣下如杜伏威、李道古、李抱真，也都服食丹药中毒致死。即便如此，唐代皇帝对服务于宫廷的金丹术士仍优待有加，术士或官至公卿，金丹服饵一时成为全国性风气。达官贵人纷纷仿效，结交道教方术之士，访求金丹大药、服饵烧炼之术。文人雅士们也感染了这种时代风尚，白居易《思旧》诗中便列举了受丹药毒害“或疾或暴夭”的一些文人墨客。唐代士人崇道及其有关的文学作品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道教金丹术的兴盛及其社会影响的广泛。

研究历史不能仅仅研究政治史和经济史，也不能仅仅研究某种文化，而是要多管齐下，从多个层面研究，尤其要把考古学纳入到史学研究中来。文献记载与考古工作存在着巨大的反差，尤其是唐代的道教研究，始终是史学研究中的弱项。唐代宗教不仅有道教，而且有景教、袄教、摩尼教等三夷教的流行，对唐代上层政治起到一定的影响。考古学发掘很多东西，可以对史学形成一定的引导，但史学方面并不会承认考古学所有的成果，而是会有选择性地研究，尤其不能让考古学的一点成果轻易推翻史学的基本框架。而史学的基本框架很可怀疑，是很多历史学家建立起来的，但囿于很多时代的限制，史学框架并不是很完善，甚至并不是开放性的，要对考古学的研究有一定的取舍，有利于史学框架的就吸收，不利于史学框架的就排斥，甚至瞪眼说瞎话。现在还好一点，考古人员有了重大发现，却并不能得到史学方面的解释，就可以暂时存疑，而不会坚决否定。有一些史学研究理论是建立在以前革命的理论之上的，注重古代的农民起义和革命，却往往忽视了当时宗教的影响，人们价值观的变化。史学应该是一个开放的学科，不断吸收考古学的成果，即便考古学方面有了重大发现，能够推翻史学中的很多理论，甚至推翻史学整个框架，研究史学的人员也仍然要借鉴和接收。

除了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一些文物，就是三星堆出土的文物，有一些现在都不能破译，对史学形成了严重的挑战。以前史学家确信不疑的东西，在考古学那里似乎并不是确信不移的，很有可能新的发掘材料会对已有的史学理论形成挑战，对史学家习以为常的事物形成挑战。只是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面具就让史学家破费思量，就更别提其他的文物了。史学研究往往缺乏对于娼妓业的研究，或许为了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就不能研究所谓低级趣味的东西。不管是官办妓院还是民间私娼、土娼，都有存在的理由，也都对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一些文人墨客，经常光顾妓院，和妓院中的女人吟诗作赋，风流快活，而当时有文化的女人大多集中在妓院，甚至女性文化是在妓院得以发展的。史学家似乎有意避开对于古代娼妓的研究，认为这种研究没什么意思，也不会和主流意识形态相符，甚至这种研究被称为舍本逐末的研究。对于历史偶然性的研究也没有太大的进步，总是在研究偶然性中的必然，却往往缺乏对于必然性中偶然的研究。

不可否认，重大事件对政治社会的影响力是巨大的，但其变化方式的具体情况还需要重新斟酌。实际上很多重大的历史事往往具有一定的偶然性，而不一定是必然产生的。虽然偶然中有必然，必然中有偶然，但这种偶然突发事件应该被全面研究。而这种重大的事件并不一定立刻对社会发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有可能加速王朝的没落速度，但并不一定决定了这种没落。有史学家认为唐朝的“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关节点，却只是看到了“安史之乱”的破坏力，没有看到民间经济的发展，也没有看到文化的进步。有史学家认为万历皇帝以后，明朝开始由盛转衰，很可能和万历皇帝多年不上朝有关系，当然也只是武断，却并没有根据当时的情况来看待。考古学纳入史学之后，会改变史学的一些结构，也会让史学的治学精神为之一变。尤其要根据考古学的成果来修改史学，让史学成为开放的系统，而不能只是按照原有的判断来修修补补，更不能罔顾历史文化传统，罔顾时代背景，罔顾社会思潮来整理史料。不能用所谓革命的思想来指导历史研究，也不能对考古学的成果进行一定程度的取舍。史学研究者只是取对史学研究体系有利的考古学成果，却对于对史学研究体系不利的考古学成果置若罔闻，就会把史学引入偏颇的境地，也会形成误导。

长期以来，史学研究容易形成惯性思维，容易以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形式阅读史料、认知史实、表达理解，也形成一套固化的治学习惯，甚至讲究门派之见，怎么说都是对真理的屏蔽，也在一定程度上对考古学形成了漠视。应该把考古学纳入史学研究范畴，或者说让考古学成为史学的一部分，打开史学研究领域的大门，让每一个人都参与讨论，让研究者保持开放而包容的态度，始终不懈地研究，要尽量全面研究，还要善于从考古学的新发现中获得研究灵感。哪怕推翻已有的史学体系，也仍然要做这样的工作，而不能抱残守缺，更不能用某种思想来指导史学研究，以免误入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