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年仅二十三岁的毛泽东与好友萧子升穷游湖南,一脚踏进安化古镇,却用一句下联,让地地道道的书生夏默庵满头大汗、连声叫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那会儿,1917年初春,长沙两位穷游学生背着行囊,没钱没食宿,却想深入社会当最好的老师。课本里学不到的,他们偏要去路上找答案。
两人一路上碰壁不少:有时候天黑街头,无处可眠;有时候碰上山洪公路中断,还得爬山涉水。但正因行囊中只有几本诗经、论语,才更珍惜与读书人结缘的机会。
他们给人背诗,替人写书信,帮人批改文稿,换来一顿饭和一晚宿处。有时候还得挨饿挨冻,正好锻炼志气。
行到安化一带,听说有个夏默庵,清朝贡生,年过六旬,学问深厚,素来信口开河,能作对联。两人对视一眼,觉得自己该来比试一番。
于是,第一次登门,只见门房合上,连份茶水也没等到;第二次敲门,夏默庵揶揄一句:“小娃娃,你们出来溜达,还是来送书信?”就把门关了。
可是毛主席不服输,坚持三番五次来拜访。直到第三次,夏默庵才暗暗好奇:“这小伙子真较真,不像混日子。
好吧,老夫就出一副上联,你们若能对出下联,就请进喝茶。”
上联是“绿杨枝上鸟声声,春到也,春去也?”这几句话,节奏一快一慢,先是绿杨掩映的画面,又突然抛出春去春来的疑问,写得耐人寻味。
夏默庵原本想借此“刁难”两位穷游学生,但并没想到毛泽东当场给出了下联:“青草池中蛙句句,为公乎,为私乎?”短短十四字,却把原本“鸟声声”换成“蛙句句”,把春来春去的个人感受放在“公私”讨论的层面,既对仗工整,又自有深意。
夏默庵听罢,眼圈微红,“好!好!
好!极好!
”他连声叫好,随后请二位入屋落座,还大摆一桌大鱼大肉。席间,主席与萧子升相视而笑,早已明白,这顿饭比许多课堂都值钱。
分别时,夏默庵又从怀里摸出八块大洋,说:“走得远,可别挨饿,要用得住。”送别之际,小镇的落日余晖把两位穷游学子的身影拉长,他们扯着那几张大洋,揣在怀里,胜过钱财的是心头的自信与喜悦。
常言道:一场比试,看出学问;一次应对,见出胸襟。毛泽东年少时就把传统诗词的精妙当作武器,而非仅仅娱乐。
这样的底子,为他后来在革命乱世里游说诸多人士埋下伏笔。
“毛主席的文学造诣,以前听说不少,可没想到连个老贡生也要佩服。”多年以后,周恩来回忆说。
事实上,周总理自己的文学成就也不低。1916年,他在南开大学曾写下一篇《论名誉》,文风犀利,令师长侧目;同年,他还写了首惜别诗,让同窗潸然泪下。
可当他与毛主席一起登上橘子洲头,两人散心赏景时,竟也较上一番诗词对决。
那是六十年代初,又一次会议结束后,两人乘车回长沙,顺道去了江心橘子洲。主席看着洲边荡漾的江面,淡然说:“恩来,给你出一副对联,你能对得出来不?
”周恩来笑着说:“好呀!”主席轻声吟道:“橘子洲,洲旁舟,舟行洲不行!
”听得周总理愣了半晌,直摇头:“对不出!”不过他并不服输。
几日后,两人又登上天心阁,见阁外鸽群成列,忽然来灵感,周总理兴奋地说:“主席,刚才您那橘子洲上联,我想到了!”毛泽东停笔回头:“哦?
”周总理笑道:“天心阁,阁中鸽,鸽飞阁不飞。”二人相视大笑。
主席站起身,拍了拍他的肩膀:“不愧是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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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把诗词同生活场景结合,用对句的方式抛出一个情景,再由对方“接招”,考量的不只是工整对仗,更是对方的思考能力和处世情怀。柳亚子曾说:“毛主席的文学素养,不输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
”这话既是朋友之言,也是旁观者赞叹。茅盾到延安时,与主席交谈几句,就被他的诗词修养折服,整晚促膝热聊,走时还恋恋不舍。
那么,为什么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如此痴迷诗词,对仗工整?这要从他自幼爱读的《资治通鉴》《史记》说起。
他不但背诵唐诗宋词,更沉迷于前人的对答与曲艺。湖南师范求学期间,学校里有“赏月诗社”“学衡社”,主席经常抄写同窗墨宝,讨论字句得失。
他还偷偷写过笔记,把自己想出的句子记录下来,哪一条被同窗点赞,便在心底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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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时,国内正值新文化思潮涌动,旧诗新词碰撞激烈。毛泽东既继承传统,又不拘泥成规,把对联、七绝、律诗都当成交流的工具,随手一掷,既显才情,也不失锋芒。
这份才情,后来在政治演讲、文报编辑中随处可见。他的文章简洁有力,妙用比喻,让听众如临其境;他编辑的《湘江评论》,更将文稿编排与版式设计结合,影响深远。
可以说,这场在安化古镇的小小对联,却是毛泽东塑造“以文治人”的一个缩影。几十年后,无数革命者与知识分子,都是被他的文采与思想吸引,愿意跟他走。
正如那句老话:文若其人,字如其心。毛泽东的诗句,既有湖湘风骨,又能掀起阵阵思想风暴。
于是,我们不禁要问:一个政治家,为什么要在穷游途中练就一手好文采?答案或许只有三个字——深入实际。
毛泽东从年轻时就坚信:书生有书生的傲骨,也需在浑身泥泞里洗礼。只有把课堂搬到社会,把诗词带到田间,才能让才情落地生花。
他的这份执着,也恰好铺就了他后来“文武双全”的革命路。
今天,我们重提那句“绿杨枝上鸟声声,春到也,春去也?”不仅是为了一件趣事,更是为了提醒:文字从来不只是装饰,还是连接人心的桥梁。
正如毛主席后来常说的,“枪杆子里出政权”,可枪杆子与笔杆子并不冲突。一个真正的领导者,既要会打仗,也要会写字;既要能把积贫积弱的国家拉出深渊,也要能用文字塑造民族精神。
或许正因如此,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新中国诞生后倡导文艺为人民服务,就有了根基。他说:“文艺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
”今天,当我们再想起那个在安化午后,与夏默庵对桃的年轻人,就该明白:历史的转折,从来不只是一个战役,更是一句句生动的诗词,一场场深入生活的小考,一次次执着又真诚的交流。
毛主席用一副对联,打开了夏默庵的心扉;后又用一篇《沁园春·雪》,打动了柳亚子和茅盾;再用一首《浪淘沙》,唤醒了亿万中国人的自信。这一路走来,他用文字构建理想,也用文字收拢人心。
可以说,这才是真正的“以笔代戟,以文驭众”。
所以,想问:那个年少的穷游书生,后来为何能带领千万人民翻身?或许答案就在他一次次对对联的坚持里。
在文字里思考,在对答中交心,这才是革命者的底气。我们今天读这段历史,不是为了缅怀过去的才子,而是为了学会:无论行伍多苦,无论前路多险,只要手中有笔,心中有诗,就能打通思想的任督二脉,为自己的信念,开辟一条崭新的路。
信息来源:[《毛泽东年谱》] 参考资料:[《周恩来传》] 参考资料:[湖南省安化县地方志] 参考资料:[柳亚子文稿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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