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的书信艺术

启蒙时代也是书信的时代，而伏尔泰正是这个时代的一位书信大师。伏尔泰留存至今的书信多达15000多封（估计他一生写过4万多封），涉及约1800个通信人。它们跨越六十多年，逐日逐月、一点一滴地记录伏尔泰生命中的某个时刻：宫廷中的廷臣生活，法兰克福之囚的痛苦，定居于日内瓦的愉悦，监管费尔奈的建设工作，才思迸发的写作，与“卑鄙”的战斗；也展现出那个时代的风貌：城市与宫廷，战争与灾难，戏剧与沙龙，国王与权贵，哲人与女士，商人与律师，乃至农夫工匠、贩夫走卒。这些无与伦比的书信，既是书信的典范，也是一个天才的人生与洞见的完美展现，还是那个时代的理想见证。

19世纪左右的彩色插画，描绘了法国作家和哲学家伏尔泰（1694-1778）。

作为启蒙运动的领袖，伏尔泰的两大主要贡献分别是他那些宣传启蒙思想的著作，以及他与社会弊端的激烈斗争。本书根据伏尔泰这两种身份，作家（“最糟糕的伟大作家”）和社会活动家（“欧洲的良心”），从他的15000封书信中，精选6个主题、300余封信，展现他创作《路易十四时代》《中国孤儿》《巴黎笑话集》《哲学辞典》等代表作的写作生活，以及他介入卡拉斯案、推动热克斯税务改革等社会活动。读者可追随每一个主题，了解一个事件相对完整的发展过程和伏尔泰的心路历程，并感受伏尔泰那种风雅、机智、俏皮、精致的书信艺术和人格魅力。

生活的安慰

“生活的安慰”，这是伏尔泰对书信的定义，“它将不在场转变为在场”。启蒙时代的邮政业，仍然以马匹的行进速度和恶劣的土路为根本限制条件，一切顺利的情况下，一封信从巴黎寄到日内瓦大约需要4天，从巴黎到柏林有时需要1个月；每日的邮政服务也十分罕见，邮车通常按照日程表每周发车一两次；邮费也非常昂贵，而且可能被他人偷窥、窃取信息。但邮政承包商的业务改进、四轮马车的发明以及邮路的维护，仍然使邮政业发展到前所未有的先进程度，创造出远距离交流的奇迹，缩减了时间与空间，为相隔遥遥的人们创造出一个“书信空间”。伏尔泰不算是一个情意绵绵的人，但也对能够传递情感、友谊和关怀的书信充满感激：“给自己所爱的人写信是一种莫大的安慰，通过20苏就能让相隔150法里的人相互交谈，这是一个美好的发明。”很多人的日常生活节奏也与邮车的发出与到达日期协调起来，写信收信成了一种生活必需、一种身份地位的标志、一种情感寄托。

对于分布在欧洲各地的知识人，邮政系统为他们建立起方便的、互通消息的联系网络，创造出一个想像的共同体“书信共和国”（republic of letters，通常意译为“文人共和国”），名副其实。伏尔泰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远离他的朋友们，远离启蒙运动的中心巴黎，有时是因为他频繁的旅行，但更多时候是由于他不为当局所欢迎而不得不逃离。他的通信人也分布在很多不同的地方，从那不勒斯到斯德哥尔摩，从伦敦到圣彼得堡，遍及欧洲各大城市，甚至有人从印度、北美给他写信。正是得益于书信，流放于法瑞边境地区长达二十多年的伏尔泰，才能够维持他在文人共和国中的重要联系，保持“在场”于巴黎。通过书信，伏尔泰了解正在巴黎发生的“蠢事”，安排自己的作品出版，向朋友们公告自己的新作品，向巴黎的公众发出呼吁，从远处指挥与“卑鄙”的战斗。书信本为一时一刻的即时事务所主宰，但频繁而稳定的通信，使伏尔泰的很多书信围绕某个事件形成了相对完整连贯的系列，因而具有了档案一般的信息价值。

对伏尔泰而言，书信不仅仅是纯粹功利意义上的工具，也是精神意义上的媒介。作为一个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流放之中的人，伏尔泰急迫地需要通过书信来维持他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伏尔泰真诚地相信，作为一种交流媒介，书信能够毫无减损地传递观念和情感。这种信念，源于启蒙运动对人类交流的普遍信念。因此，书信给这一代人创造了一种感觉，觉得超越了对话者的物理在场、延展了交谈。18世纪的书信，很大程度上不具备今人所理解的私密性，信封还仅仅是一种特殊情况下才需要使用的工具。书信实质上往往是一群人写给另一群人的，这种集体性又以书信的公开朗读体现出来，这是18世纪社交文化的重要部分。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写给达米拉维尔的信中，有整段写给达朗贝尔或狄德罗的话；写给德芳夫人的信中，有写给舒瓦瑟尔公爵夫妇的话，或者写给她的沙龙圈子的话。于是，书信作为一种媒介，创造了虚拟的“沙龙中的交谈”，即便朋友们身处于千里之外，书信也使伏尔泰感觉在与朋友们谈笑风生，耳边回响着珠玑妙句和欢声笑语，成为生活的安慰。

伏尔泰抱怨自己“被从本地治里到罗马的通信压垮了”，也曾宣布要停止写信、以免把邮政业“累着”，然而我们知道，他明显乐在其中。通过书信，交谈从沙龙、咖啡馆等启蒙公共领域中延伸到了超越时空限制的交流网络中。显然，如果没有可靠的、定期的通信，伏尔泰不可能成为启蒙运动的王者。

风雅书信

从根源上来说，18世纪法国书信风格受到塞维涅夫人的深刻影响，她那口语化、情感洋溢的表达方式和机智风格，引领着整个启蒙时代书信的品味。伏尔泰自小浸润于这种品味之中，娴熟地掌握书信的黄金规则。他的书信类型广泛，风格多样，从匆忙之中完成的、实用的便条，到精心撰写的信件，不一而足。风雅书信、家信、情书以及各种类型的事务书信，伏尔泰都能够熟练撰写，并赋予他鲜明的个人风格，其中最受欢迎、最具趣味、流传最广的是他的风雅书信。这是一种诞生于上流社会的社交生活、即被后人回溯性地称为“沙龙”的那种文化氛围之中的书信类型。在这种上流社交生活中，“风雅”被用于形容一个人正派、文雅、爱好社交、能够进行愉快的交谈，是个好伙伴；风雅书信则是指那些具有舒适的社交氛围、闪现着“高贵的快活”的书信，精巧生动、令人愉悦的诙谐，精致的思考与说话方式，展现着写信人的机智、对社交生活的精通。伏尔泰是撰写这种风雅书信的大师，他的书信是人们争相传阅的对象。

伏尔泰的风雅书信，其风格表现为快活的语调、措辞巧妙的恭维奉承和机智风趣的讽刺揶揄，这种风格与当时的沙龙文化是一致的。恭维，是风雅书信的必要装饰品，但是必须以迂回的方式巧妙地表达出来，否则就容易变成阿谀奉承而遭人耻笑。伏尔泰是恭维的大师，他频频“亲吻天使们的翅膀尖”，将达让达尔夫妇奉为自己的守护天使；他赞赏达朗贝尔对洛布吕塞尔那充满战斗性的批驳，“人家从来没有烧毁过一本洛布吕塞尔的书，但有一天他们会把您烧死的”；他撒娇地抱怨德芳夫人，“您根本不回我的信，反而还抱怨我……您挑逗别人，当人家被您控制住之后，您又把人家晾在一边”。这些恭维自然流畅，与被恭维对象的特点与形象恰到好处地结合起来，并具有语言和感受上的美感，毫不突兀尴尬，让收信人及其社交圈的读者们都感觉美滋滋的。

牛顿著作扉页图上，夏特莱侯爵夫人被描绘为伏尔泰的缪斯女神，将牛顿在天上的洞见传递给伏尔泰。

讽刺，是风雅书信的另一种必要装饰品。以非常优雅的方式说反话，这是伏尔泰的拿手好戏。他嘲讽巴黎人的浅薄、疯狂：“据说有个博物学家正在写一本猴子的历史，如果那个作者在巴黎，他应该能看到一些出色的片段。”嘲讽迫害者颠倒黑白：“您想象一下被屠夫指控吃了一只小羊羔的四只绵羊。”他嘲弄帕里索对自己与狄德罗、达朗贝尔等哲人的离间：“我还深度参与了《百科全书》这个恶毒的阴谋……我还是最早开始频繁使用‘人性’这个可鄙的词汇的人之一……如果这样我都还不能被冠以哲人的头衔，那真是这世上最令人发指的不公正。”对于那些鼓噪反启蒙声浪的人，他说，“我是一个好基督教徒，因此从心底里我可以原谅他们，但在笔尖上我不能。”意料之外的转折又态度鲜明、直击要害，连他的敌人们也往往忍俊不禁，只要自己不是被他直接攻击的人。

对读者来说，伏尔泰的书信的乐趣也源于其中的“梗”：“我看清他已经挤出了桔子汁，现在应该考虑拯救桔子皮了”（腓特烈二世已经把我利用完了，现在应该考虑拯救我自己了）。这些“梗”，部分是为了避免偷窥，但很多时候就是通信人之间的游戏，写信人只说出一半，由读者将其余信息猜测出来。这意味着读者需要具有相应的背景知识才能了解文本的隐藏含义。有的“梗”源自于典故，比如，借用拉封丹讲述“火中取栗”的寓言故事《猴子与猫》，伏尔泰向达朗贝尔和孔多塞表达他甘冒风险、为启蒙事业奉献：“拉东发自内心地为贝特朗取栗子”；同时也不忘了向他们撒个娇，“拉东将其两只烧伤的小爪子并置于两位亲爱的、卓越的贝特朗的面前”。也有的源自于个人经历、作品或时事，“我们的让娜（《奥尔良贞女》）给我造成了更多痛苦”，“瓦代小姐向罗宾羊求助”（伏尔泰想要出版商罗宾出版一些小册子）。还有伏尔泰书信中各色人物的绰号，也大多源自某个“梗”，比如“吕克”（腓特烈二世），“咬他们”教士（莫雷莱）等。这些“梗”，使书信成了伏尔泰与读者之间的合谋，给读者带来解谜的成就感和身为“圈内人”的快感。当然，由于背景信息以及往来书信的缺失，有些“梗”后人可能永远也领会不到了。

有着“变色龙的灵魂”的伏尔泰，写信给不同的人，风格又各不相同。对于同样受过古典教育的精英朋友，他会忍不住掉书袋、引用几句拉丁语，贺拉斯和维吉尔就这样频频现身。基督教《圣经》也经常出现，但常常被以一种调侃揶揄的态度加以利用。在这个以诗歌作为社交游戏的时代，他的书信也常常包含着即兴创作的诗句。写给德芳夫人等女士的信，往往又另有一种风味，巧妙的恭维，情意绵绵，细腻温柔。写给达朗贝尔、达米拉维尔等启蒙运动的“兄弟们”时，信中则充满斗志昂扬、不屈不挠的战斗气息。有的信件就是为发表而撰写的，比如写给达米拉维尔的那封陈述自己参与卡拉斯案全过程的长信，驳斥帕里索的两封长信等。这时，伏尔泰会变得严肃起来，叙事论理，真诚坦率，苦口婆心。或许，18世纪禁止使用一般代词“你”的书信规范，让今人感觉这些书信缺乏亲近感，但他直白的吐槽（“您的字写得就像猫爪子爬出来的一样”）或许可以让人立刻摆脱这种感觉。

相比之下，伏尔泰其他类型的书信没有风雅书信这么魅力十足，但同样渗透着伏尔泰的个人风格，具有实用信息价值。因此，本书中也适当摘选了一部分。与伏尔泰关系最亲近的亲属，只有两个外甥女（德尼夫人和丰丹夫人）和一个外甥（米尼奥教士），因此他的家信数量很少，但同样风格鲜明。家信拒绝仪式性的套话，简洁亲切，随兴而行笔，在多种话题之间自由切换，表达出长辈对晚辈的关心，也不乏幽默。在单薄的家庭成员之外，伏尔泰与其他一些人，譬如邻居、领地居民、年轻一代的文人后辈等，也在书信中表现出家人一般的情谊，与他们谈及身体病痛、田间收获、四季变化等，显得平易近人、亲近随和。

伏尔泰的事务书信，推荐、感谢、抗议、道歉、拒绝、恳求，订购食物和美酒，处理个人投资，对出版商的指挥与呵斥，甚至是礼节性的书信，呈现出与风雅书信迥然不同的面貌。这些与出版商、公证人、银行家、商人、工匠等各类人员打交道的书信，形式简单，直击重点，仅有极少数与伏尔泰私交甚密者，会得到几句问候或玩笑之语。这些书信，令盛誉之中的伏尔泰更加丰富立体，费尔奈族长、领主、作家、投资人等多重身份在这些书信中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来，他的权威甚至霸道也泄露出来。

根据收信人和传播方式的不同，在措辞、格式、日期、称呼语、开篇词、结束语、署名等方面，遵守又刻意曲解运用这些礼节性的规范，也构成了伏尔泰的书信艺术的标志。“不，您没有大叫大嚷，亲爱的、伟大的哲人，但您猛烈地敲打了那些大叫大嚷的法国佬”，直白又唐突的开篇词，立即将读者带入情景之中。在1760年8月与反启蒙势力如火如荼的斗争中，在书信上署上日期还不够，他非要给“8月”加一个从句，“呸——8月真野蛮！”写给权贵、不熟悉的人的信，他会恭恭敬敬地遵从规范写结束语，“怀着诚挚、恭敬的感激之情，我荣幸地做您非常卑微、非常顺从的仆从”，并根据与对方的关系将这句恭维写得更浮夸、更花哨或更质朴一些；写给关系密切之人的信，往往只写“请接受我非常诚挚的敬意”“我拥抱您”；而写给启蒙哲人们的信件，则会使用古罗马式的信件结尾“再会”，这是启蒙哲人们都主张的、驱逐了所有等级身份的形式。署名也一样变幻莫测，最简单的一个字母V，质朴的“伏尔泰”，或者“费尔奈的老病人伏”，浮夸的“国王内侍伏尔泰”，分别献给不同的通信人。

无论风格如何多变，伏尔泰书信不变的闪光点是时不时冒出的箴言警句，明快凝练，一针见血：“生命所剩时光已经不多，难道要将这些时光用于做奴隶吗？”“如果生活是一成不变的，那么它就是极其无聊的。”“相比于别人教的真相，人们更喜爱他们自以为自己发现的真相。”“理性的进步是缓慢的，偏见却根深蒂固。”总而言之，规范却又变化多端的形式、风趣诙谐的语言风格、精巧雅致的恭维与讽刺、格言警句的表达方式，创造出一个坐在扶手椅中，与朋友们侃侃而谈、妙语连珠的虚拟沙龙。

“最糟糕的伟大作家”

在书信中，伏尔泰常常将自己的作品称为“废话”“梦话”“在纸上乱涂乱画”。但他肯定从没想到，有一天人们真的会这样看待他的作品。对于18世纪的人来说，伏尔泰是一个著名的诗人、剧作家、史学家，人们津津乐道的是他的长篇史诗《亨利亚德》、悲剧《俄狄浦斯》等作品。然而时代与品味的变化，已经让他大多数曾经大获成功、为他奠定作家声誉的史诗、悲剧在后人眼中彻底失去了魅力，真正成了“废话”，他也被19世纪的人冠以“最糟糕的伟大作家”的头衔。幸好，还有《路易十四时代》《哲学辞典》《老实人》等脍炙人口的作品仍然足以保证他的作家魅力。

书信，让经历跌宕起伏的成功之荣耀与失败之苦涩的作家伏尔泰被充分揭露出来。构思、阐述、撰写、征求意见、修改，时不时手稿被盗，与出版商的纠缠，为避免作品被扣押而采取的各种花招，以及朋友们对他的作品的反馈；如此种种，反映出他的作家生涯的不同面相。还有文人世界的竞争也总是困扰着他，伏尔泰时不时抱怨自己遭到嫉妒与争名夺利所引起的阴谋诡计的迫害：“诽谤一直追踪我到世界的尽头”。这些书信，与他的作品具有很好的互文性，结合起来阅读，别有趣味。

当然，不同类别的作品，书信所透露的消息是非常不均衡的。《老实人》等哲理小说在伏尔泰书信中消隐无踪，这是一个谜团。除此之外，伏尔泰的其他各类作品，多多少少在书信中均有痕迹。其中，历史类、戏剧类作品，如《路易十四时代》《中国孤儿》等，往往从构思、创作、征询意见、修改、出版或上演都可以全程追溯。通过书信，我们看到了被放逐的伏尔泰，如何通过朋友们在巴黎保持自己的身影，让自己的作品在巴黎印刷、传播。不过更加有趣的是，我们能够从书信中看到那些完全外在于文学本身的意图与欲望。比如《中国孤儿》，是伏尔泰争取凡尔赛宫的倾心、寻求重返巴黎的一次尝试。甚至《路易十世时代》，也不免包含着这种企图。在整个创作过程中，伏尔泰这个在凡尔赛宫和无忧宫都遭遇失败的廷臣，他心心念念地是如何讨好宫廷的观众，防止不友好的人加以恶意解读、得罪权贵，从而让他回到令他魂牵梦绕的巴黎，尽管他嘴上一直说他是自愿退隐的，并对巴黎这座“轻浮”“愚蠢”的城市大加挞伐。

《在若弗兰夫人沙龙里诵读伏尔泰的悲剧〈中国孤儿〉》（安尼塞特·雷蒙尼尔，油画，1812年）描绘了1755年《中国孤儿》首次在若弗兰夫人的沙龙里诵读的场景

《哲学辞典》当之无愧是伏尔泰的代表作，却几乎只以“否认”的方式出现在他的书信中。与之类似的还有一类在18世纪常常引得洛阳纸贵、如今却已经被人遗忘的作品：论战小册子。收录于《巴黎笑话集》的那些小册子，可算是伏尔泰讽刺论战作品的代表作。这类作品的创作高峰是伏尔泰定居法瑞边境地区之后，启蒙运动遭遇的危机激发了他的斗志，使他更加积极地参与到与反启蒙势力的斗争之中，以他那支尖锐的笔、将嬉笑怒骂的风格尽情施展，“粉碎卑鄙”。这类被他称为“玩笑”的讽刺论战作品代表了最为经典的伏尔泰风格：直率尖刻、机智风趣、振聋发聩、鞭辟入里。用法国文学批评家朗松的话来说，即“咄咄逼人的讽刺和置人于死地的奚落”，“不怀好意的花招、出人意料的虚构、滑稽可笑的移花接木”。让荒谬、愚蠢、迫害显得可笑，让人们在笑声中瓦解“卑鄙”，这是伏尔泰的战斗策略：“笑吧，笑吧，然后您就把它们摧毁了。”

这类引起教俗权力当局敌意的作品，书信中保留的构思、创作痕迹很少。除非伏尔泰有时似乎忍不住提前向朋友们漏一点儿口风、寄点儿样品试探一下读者反映：“我暂且有一篇小文章，是为我自己使用而撰写的一部辞典的M字母下的一个词条。”或者以打探消息的方式，通知朋友们自己的新作：“有一部题为《咖啡馆》的戏剧，一份《伽拉西兹修士旅行记》，它们是什么？”“有人跟我谈起《俄国人在巴黎》，一首奇特的诗”……了解他的朋友们立即心领神会：马上又能读到伏尔泰的新作了。

当这些作品流传开来、并被识别出伏尔泰那鲜明的个人风格之后，伏尔泰立即“以我惯常的坦率老实和天真无辜否认此书”。《哲学辞典》的相关信件就是这样一场经典的“否认”游戏。他呼天抢地地大喊冤枉，大声嚷嚷有人栽赃陷害自己：“那本恶魔般的辞典中有那么多令我颤抖的内容，这本书及其作者都会被道德和文学的敌人们烧死的……我不知道出于什么样的疯狂，有人固执地认为我是其作者……我一点儿也没有参与到这部地狱之作中去。”同时，他还迫不及待地为此书捏造各种作者，一会儿说是“荷兰的一个神学小学徒”，一会儿又说是一个叫德比特的新教徒，一会儿又说这本书是由不同作者写出的文章、由无知的书商汇编而成。

为了这场与“卑鄙”的“秘密战斗”，伏尔泰为自己的各种作品编造假名近200个，一会儿是哲罗姆·卡雷、一会儿又成了瓦代表弟，一会儿又变身为英国牧师休谟，一会儿又变成巴赞教士……他将达朗贝尔称为普罗透斯，其实他自己才是那个随心所欲地变形的海神。甚至这些假名本身也形成了一个叙事系统，在伏尔泰的书信中演绎他们的故事。

“欧洲的良心”

孟德斯鸠“为了表现才智而写作”，卢梭“为了写作而写作”，“而我为了行动而写作”。且不论伏尔泰对孟德斯鸠和卢梭的“拉踩”是否公正，他的自我标榜绝非妄言。尽管他自称“退隐到一块瑞士奶酪中的耗子”，但他从未真正背弃那个千疮百孔的世界。在他的绝大部分作品失去了古典主义品味的读者之后，伏尔泰的身后声誉主要源于他不知疲倦地“粉碎卑鄙”的斗争，这些斗争为他赢得了“欧洲的良心”的美名。

在伏尔泰的措辞中，“卑鄙”就是一切不能为启蒙运动所接受的陈旧习惯、作为和思想。伏尔泰从不满足于抨击“卑鄙”，他还要付诸行动：“一个启蒙哲人的习性不是同情不幸的人，而是帮助他们。”正是在写给达朗贝尔、达米拉维尔等启蒙同道的书信中，伏尔泰一遍遍地喊出“粉碎卑鄙”这个战斗口号，将这句口号变成一个团结“兄弟们”共同战斗的认知符号。1760年代，在写给达米拉维尔等人的信件中，他常常以这句口号的缩写“Ecrlinf”作为信件结尾的署名，甚至搞得日内瓦的邮递员当真以为有这么一位“Ecrlinf先生”。与“卑鄙”的斗争，是伏尔泰整个人生的中枢，使他圣化为启蒙运动的领袖和象征，而这些书信就是斗争的对话空间、发射台和共鸣板，是这场斗争的见证人，是它的化身。

卡拉斯案是伏尔泰与“卑鄙”斗争的一座丰碑。书信展现出伏尔泰介入此事的全过程，从最开始的嘲讽、迷惑、震惊，转而帮助这个不幸的家庭，联络各方，游说高官权贵，对公众发动舆论攻势，排除一切艰难险阻。黎塞留公爵、贝尼斯红衣主教等显贵都劝他不要管一个新教徒的闲事。但他却怒火中烧，义无反顾地投入到这场战斗中去。愤怒、焦虑、低落，但他从没有绝望过，即便在看起来最没有希望的时刻，他仍然在充满斗志的鼓励所有为卡拉斯而努力的人们：“如果我能看到迫害与狂热主义失去威信，我死也满足了。”从这个案子出发，通过发动公众的呼声，他使宗教宽容的原则在公共舆论中发酵、生根。1778年3月，当伏尔泰回到阔别近30年的巴黎时，人们跟在他的马车后面，管他叫做“救卡拉斯的人”。在这一刻，伏尔泰事实上已经圣化了：人们亲吻给他拉马车的马，从他穿的大衣上拔毛，就像对他们所崇拜的圣人那样。

卡拉斯案是伏尔泰介入的事件中最著名的一个，却绝不是仅有的一个。他还介入西尔万案、拉巴尔骑士案、拉里将军冤案等司法不公的案件，呼吁废除酷刑，为解放汝拉山区的农奴而奔走呼号。作为费尔奈的领主，伏尔泰也要解决近在眼下的矛盾、纠纷和不公，他要减轻本堂神甫对居民的欺压，阻止酗酒的男人殴打妻子，帮助被驻军侵占了房屋的村民，撵走粗暴、敲诈勒索的税务员，为居民夺回被耶稣会士抢占的地产。他视自己为“所有被撕碎、被吊死的人的堂吉诃德”。

这位“堂吉诃德”要面对的一个“巨人”，就是长期困扰热克斯地区的弊端丛生的税务问题、以及因此而加重的贫困。伏尔泰在世时，人们多多少少知道他在为这些事情努力，但并不了解细节。19世纪以来从档案馆、私人收藏中不断发掘出更多未曾公开过的伏尔泰书信，揭示出为了让热克斯摆脱不公正的税负、摆脱贫困，伏尔泰付出了多少努力，甚至那个一直被他当做盟友的法布里，也在背后偷偷给他制造障碍。无论面临多少困难，他终究推动废除了热克斯与日内瓦之间的关税壁垒，“让热克斯地区变得自由、自主起来”，去实现他写给经济学家杜邦的信中所描绘那种富足、愉悦的生活。伏尔泰的作为不一定合理，比如他在一块过于寒冷的土地上种植葡萄和其他果树。他自己心里也清楚，“我只不过做了太多堂吉诃德的事情”。他大概又在重读《堂吉诃德》，一边憧憬着行侠仗义，一边又为自不量力的“改变人们的精神”的梦想而自嘲。但无论如何，“亵渎人类罪”（他仿效“亵渎君主罪”而发明的罪名），即妨碍人类追求幸福生活的行为，是他绝不能容忍的。

伏尔泰没有为自己写过现代意义上的自传，幸好他的书信提供了他一生的记录，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最佳观察位置，去观察他的生活，他在文学和艺术、政治和宗教、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观念，他对国际局势与法国国内事务的关注，体会他的焦虑与愉悦、希望与失落、友谊与仇恨，乃至虚荣与傲慢、辩解与谎言。伏尔泰书信所述所思，基本属实。但在仇恨情绪之下，他对敌人有些刻薄的贬低乃至诋毁，比如那句“拉波迈尔通过拉辛的烟囱把信件偷出来”，是彻头彻尾的谎言；虚荣心作祟，涉及自身事务时惯有一些浮夸；信息的滞后、零碎，也会造成伏尔泰叙述失真。总之，要避免以过于实证主义的态度去阅读这些书信。作为一种“自我的文学”，书信在任何时候都是自我形塑的一种天然场域，它所呈现的是为某个人或某个群体定制的、被过滤被扭曲的现实，是一种需要解码的文学。

传长情、意万重、抵万金。简短纸笺，曾经承载了无尽的情感寄托，传递了惊喜交集、柔肠百转的牵挂，是最浪漫的文学意象之一。虽然现代通讯技术已经让书信从日常生活中退隐，但无论是笔墨写成的书信，还是光纤传递的讯号，永恒不变的是信息与情感的传递，是人类的交流沟通，“将不在场转变为在场”，从而为接收者以及后世的读者提供独有的乐趣，成为生活的安慰。

本文为《伏尔泰书信集》编译者前言。《伏尔泰书信集》[法]伏尔泰著，石芳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8月，128元

来源：石芳（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