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位威尼斯终身成就奖导演，让李安看不懂但大受震撼

英格玛·伯格曼

辛芷蕾获奖，让威尼斯电影节受到热议。1971年，威尼斯电影节终身成就金狮奖首度颁发，瑞典大导演英格玛·伯格曼获得殊荣。伯格曼是近代电影史上最伟大且最具影响力的导演之一，他的作品深深影响了伍迪·艾伦、大卫·芬奇、库布里克、塔可夫斯基等知名导演。

李安在观看完他的电影后称仿佛被夺走了童贞，“我看不懂，但我大受震撼”；余华看完其作品表示“以前看过的都不是电影”；戴锦华则说，“在他之前，人们从来没有想过电影可以谈论哲学”。

理想国出品的《伯格曼工作笔记》，是他工作手稿中文版首度完整译介，瑞典语直译。函套上下两册，分别收录了1955—1974年、1975—2001年间这位导演未加修饰的日记、备忘录与拍摄札记。这些工作笔记是“作者到作品之间的某种阶梯”（克瑙斯高），是私密的、未完成的、无界限的，试图抵达内在的真相，并从中生发出艺术的枝叶。

这部工作笔记提供了一个从未有过的视角，影迷们仿佛置身他的工作现场，追溯那些世界知名影片的创作历程；对普通读者来说，他以一种毫不设防的姿态在笔记里记录了自己敏感丰富的情绪，对衰老与死亡的畏惧，对混乱与失败的焦虑。

在丹麦作家多尔特·诺尔斯看来，伯格曼不是他供奉的偶像，而是一位总会在需要时给予理解、保证和肯定的工作伙伴。在为本书写作的前言中，他通过自身经历，讲述了伯格曼对不按外部规定所要求的真实的坚持，如何帮助敏锐但孤独脆弱的创作者，度过内心的难关。

“跟我认识的其他人都不一样，他随时愿意陪我到那个让我真正感到彻底孤独的地方。”

装帧设计自大师笔记的涂鸦中提取设计元素，采方脊精装，以精美套盒收纳，肃重烫印与亮色丝网印刷相映成趣。随书附赠纪念票根套装，亦可作为书签使用；独家加赠胶片藏书票，数量有限，售完无补。

《伯格曼工作笔记1975—2001》

前言（节选）

多尔特·诺尔斯/文

1960年3月18日，在我出生十年前，英格玛·伯格曼在自己的工作笔记本里写下：（我要按我的感受和我这些人物的意愿去写。不要按外部现实的要求。）

他把这段话写在括号里，就像是在说悄悄话，在说一个秘密。我仔细聆听，那段引言的后半部分——“不要按外部现实的要求”——像一束释疑之光让我恍然大悟，一下子明白了十二岁的我为什么会对那部剧产生兴趣。而那当然也是我要尽力靠近屏幕的原因之一。

因为《芬妮与亚历山大》描述了作为一个孩子的感觉、存在的感觉，但不是按外部现实要求的方式，因此我看到的似乎都是真实的。我害怕剧里那位主教，怕他疯狂的控制欲和最后被烧得焦黑的身体。我爱祖母家暖红色的厅室和穿梭其中的那些奇奇怪怪的成年人。我立刻就明白，现实是一场梦，而这场梦也会变成真实的，在看过这部剧以后，我就像剧中的亚历山大一样，再也无法回避那位主教的存在了。

《芬妮与亚历山大》

不过，伯格曼这个人再次出现在我的创作意识里却是后来的事了。那是因为，在我写完第四本书以后，曾苦恼于自己的作家身份。我同孤独和一种茫然感扭打在一起，觉得那样一本接一本地写下去也许毫无意义，到头来可能只是一场空。我当时认为，工作就是一场斗争，并且很可能是一场徒劳的斗争。我向一位朋友吐露了自己这些想法，可那位朋友并不从事艺术创作，无法通过分享经验的方式帮助我。不过，他却知道该把我打发到哪儿去：

“你应该读读《魔灯》（

Laternamagica

“英格玛·伯格曼！”我说，就像看见了被点亮的一束光。离开那位朋友回家的路上，我走进一家旧书店，买了一本《魔灯》。

我读了一遍。又读了一遍。那感觉就像回家一样，或者更准确地说，我终于得以拜访一位能理解一切的朋友了。他不是个简简单单的朋友，不是道德上无懈可击的朋友，不是模范公民，也不是超级英雄，不，他是一个有着复杂痛苦的朋友，他肠胃差，身后的女人和孩子如一片混乱的航迹，他紧张、暴躁、有距离感—同时又如此亲近，他令我通过读《魔灯》就缓解了当时的那种沮丧。接下来，我买到并读完了所有能在丹麦的土地上找到的伯格曼著作。有剧本、有早期那些零零碎碎以参考资料形式出现的伯格曼工作笔记的内容。我跳来跳去地凭直觉阅读，那感觉仿佛是在进行一场对话。

重拾伯格曼在我的作品中留下了痕迹。清晰的痕迹。我把他写进了我的短篇小说《米娜缺一间排练室》（

Minnamangleretøvelokale

例如，伯格曼对她说：“人一定要做绝对必要的事。”于是，米娜便重新回到必要的事情上。实际上，伯格曼只是引述了自己的话而已：“人一定要做绝对必要的事；如果没有迫切或必要的事，就什么也不要做。”这是他1961年3月26日在工作笔记里写下的一句话。

那天下着雨，我登上渡轮的时候，以为到了法罗岛可以租到一辆自行车。但我没租上，只好又乘船回到哥特兰岛，租了一辆自行车，再过海峡来到法罗岛，一个来回，又一个来回，天气糟糕极了。顶着从北面刮来的强风和瓢泼大雨，我缩在一件红色的套头雨衣里蹬着自行车。

“哦，你非要把抵达目的地这件事搞得这么难吗？”我一边对伯格曼说，一边尽全力蹬着自行车。

“抵达目的地本来就是很难的。”他说。我不赞成，我认为人其实不必把事情搞得比它本身更难。对此，他的回答跟平时一样：

“人一定要做绝对必要的事！”

虽说有那件红色的雨衣，但等我抵达法罗岛教堂的时候，还是全身湿透了。我把自行车留在石头垒的围墙外，很快就找到了他的墓地。背包里有我带的咖啡。我取出了保温瓶。因为下雨的缘故，教堂墓园里没有别人，既然已经被淋湿了，我干脆就席地而坐，给自己倒上一杯咖啡，静静地坐着喝。等杯底还剩一小口的时候，我把它倒在了伯格曼的墓上。我说：

“你一定要记住，从光明的一面看待死亡，伯格曼。现在你的肠胃能接受一点咖啡了。我想说的，其实是谢谢……”

我说了。大声说了。但好像还是没谢够。我不得不走进教堂，又在里面坐了一会儿，然后骑车去野草莓咖啡厅吃了一块甜品，还买了超多伯格曼的书。为了防止这些书被大雨淋湿，我用瑞典国营酒品店的一只塑料购物袋把它们包了起来。

《野草莓》

就这样，我又骑上自行车回到轮渡码头，内心有点恍惚。刚才这些追星族的行为并不像我。我从来没当过任何人的粉丝。我的心里没有导师，没有英雄，也没有那种父亲式的指点迷津的形象。那么，刚才那些仪式是怎么回事？

谢意，没错。但是为了什么呢？这些年来，我也对其他艺术大师产生过兴趣，却从来没想过要给他们的坟墓或本人倒咖啡。我是一个清醒、理智又勤奋的人，我没有偶像！不过，随着我离轮渡码头越来越近，我渐渐明白过来，我全部的谢意都是围绕着写作工作展开的。

首先，他以《芬妮与亚历山大》为我指出了一条通往真实世界的路，这种真实是不为外部要求改变的。之后，他还花时间记录了他是如何与那不为外部要求所变的真实共事的。英格玛·伯格曼变成了我的工作伙伴，一位同事，一个好朋友，总会在我需要的时候给予我理解、保证和肯定。这就是他，跟我认识的其他人都不一样，他随时愿意陪我到那个让我真正感到彻底孤独的地方。

今年夏天，丹麦某大型日报社的一位记者曾来拜访我。我告诉他，我将要为伯格曼的工作笔记写一篇前言，我内心对此满怀敬意，因为伯格曼的电影、剧本，特别是他的工作笔记对我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位记者反驳说，伯格曼不就是那种讨厌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艺术家吗？当天，我为这位远道而来的记者做了菠菜派，假如不是因为我嘴里当时正好有一大口派，我一定会说：

“是的，谢天谢地。”

我敢肯定，总有人读了伯格曼的工作笔记之后，会认为其内容展现的不过是一个自我陶醉的天才，他始终绕着自己的艺术使命打转，与此同时却对孩子、几任妻子和外界的一切不管不顾。我不是这样看这些笔记的，也就是说，我不把它们看作是对道德的背叛。我的体会是它们十分慷慨，并且我也知道——因为在最近十年里，我会向那些缺少一位工作伙伴的严肃艺术家们推荐阅读伯格曼——这些工作笔记能够做到的事，对于除我以外的其他人也同样有用。

我是那些乐于跟随伯格曼至素材深处并且在那里与他交谈的人之一。时至今日，我已经这样做了大约三十五年：与伯格曼谈论那些外部现实要求，而我却做不到、不想做也不愿为之改变的一切。他会悄悄地对我说这些话。这是一个秘密，而他愿意与我分享：世界还有另一个版本，不同于人们日常遵从的那一个。人的情感可以通过他们的表现、言语和动作来解读。这项工作是辛苦的，令人疲惫的，但它也充满了快乐、存在感和必要性。他悄悄讲述的这一切，正是曾经让我在那个清晨的黑暗里面对只看自然类电视节目的雅戈布时感到羞愧的东西。伯格曼悄悄地说：

“由愤怒、孤单、厌倦、接触的需要、渴望和焦虑构成的一声尖叫就憋在嗓子眼儿里。一声巨大的、无言的尖叫就憋在那儿，它想出来。但是它几个小时以前还不在那儿。并且明天也许就不在了。”（工作笔记，1971年5月10日。）

他悄悄地说，我悄悄地回答：（谢谢）。

✍️笔记选摘

现在父亲已经死了。他是礼拜日下午四点二十分去世的。他死的时候没有痛苦。埃迪特和施瓦茨教授（Schwartz）当时在那里照顾他。一个小时后，我见到了他。我很难把他那张脸留给我的感受说得清楚。无论如何，他当时已经令人完全无法辨认了。最重要的是，他的脸竟让我联想起曾经见过的那些集中营里死者的照片。那是一张死亡的面孔。我想起他，心怀悲痛的温情。反正我现在坐在这儿，出于某种原因，感到孤单得要命。

交通局长与死神陛下。已经过去的岁月和未来剩下的时间。你怕死吗，害怕死神吗。我想我是怕死的，其实我也在一年一年数着岁月。十五年前，那简直是刚刚发生的事情。十五年后，我会变得非常老，到时候我就会像他一样，谁知道他叫什么。人要做的就是接受现实。心平气和地去读那些讣告。再说，到时候我也许会病得很重？那样的话，死神也许就是一位朋友和助手，谁知道呢。他就是这样胡思乱想的。生活如果不是一场梦，那它恐怕就是一次睡眠。

我认为生活是丰富、壮丽和慷慨的。至于那种几乎时时刻刻存在的焦虑感，就算有一天我能跟它一刀两断，估计也得先跟它相处很长一段时间才行。以上这个论点是我在经历了一个比较惬意却毫无成效的上午，并做了很多闲逛及延迟演习之后总结出来的。除此以外，我认为整部电影都在我心里，它相当丰厚，散发着香气，触手可及。因此，只要把它一块一块地捡起来就可以了。

这一刻的风景是说得通的，一模一样又完全不同，明亮又亲近，充满了神秘感——我解释不了，我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我在这种熟悉的未知感里小心翼翼地行动，原来死了就是这样。我仔细感受着，是的，这是真的，我获得了周到的照顾。我的生活是舒适的，没有纷争，没有反抗。今天是平静的、非天然的、略显不真实的、无菌的。但是那种思念。那种悲伤。那种痛苦，它们找到了我，充斥着我，但是我却不能哭泣、不能尖叫、不能嚎叫。一切是寂静无声的，毫无反抗地存在着。我来回想了想。哦，原来这样就是死了。原来这就是地狱，是专属于我个人的恰到好处的地狱。

“导演中的导演”伯格曼工作手稿中文版首度完整译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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