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文丨弗里克收藏馆特展“维米尔的情书”

NO.543

November

09.09.2025

纽约弗里克收藏馆举办的特展“维米尔的情书”，展览以亨利‧克莱‧弗里克（Henry Clay Frick）生前收藏的最后一幅画作——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的作品《女主人与女仆》（Mistress and Maid）为焦点展开。

这幅画作与另外两幅借展作品共同展出，借展作品分别是来自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的《情书》（The Love Letter），以及来自都柏林爱尔兰国立美术馆的《写信的女子与她的女仆》（Lady Writing a Letter, With Her Maid）。

维米尔在每幅画里都描绘了女主人、女仆和一封信，以及具有象征意义的一些细节。三幅画的共同展出，让参观者得以一窥17世纪书信写作场景与维米尔充满暗喻的杰作。

荷兰书信写作

艺术学者安‧詹森‧亚当斯（Ann Jensen Adams）在其论文《修手，修心：十七世纪荷兰的书信绘画与实践》（Disciplining the Hand, Disciplining the Heart: Letter-Writing Paintings and Practices in Seventeenth-Century Holland）中指出，私人情书在当时一点也不私密，经常在传递过程中被偷偷阅读；收件人在拿到信后会大声朗读，与他人分享，有时甚至会公开发表。

当时写信人遵守源自法国的书信礼仪。这些规范明列在作家兼剧作家让‧皮热‧德‧拉塞尔（Jean Puget de la Serre）于1630年撰写的书信手册《时尚秘书》（Le Secrétaire à la Mode）中，手册在1651年翻译成荷兰文。

书信画（Epistolary Painting）

除了绘画之外，维米尔也是一位旅馆老板，以及受人敬重的艺术品经销商，他因精品收藏与精湛的艺术造诣而名闻遐迩。他与艺术家同行经常创作构图类似的作品，只在小细节上的表现不同。策展人罗伯特‧富奇（Robert Fucci）在展览介绍手册中写道：“许多人以为维米尔在家乡代尔夫特（Delft）创作时倾向孤僻独立，其实是错误的认识。他其实是一位高度投入且乐于合作的画家。”富奇是17世纪阿姆斯特丹大学研究荷兰艺术的学者。

以情书为主题的荷兰风俗画在1650年代末期至1670年代初期达到顶峰。

早期的情书画作包括德克‧哈尔斯（Dirck Hals ）（1591-1656年）于1631年创作的《撕信的女人》（Woman Tearing a Letter）。哈尔斯描绘一位身穿黑色洋装和白色围裙的女子站在一间装饰简朴的房间里，房内放了一张无人坐的椅子，空着的椅子通常象征缺席的追求者。她看起来像是受到惊吓而呆住了。

哈尔斯藉由裙子的摆动，暗示这位女子看完信后，在绝望之中从椅子起身走到窗边。

《撕信的女人》

（Woman Tearing a Letter）

1631年，油画，45.1cm×54.9cm

德国美因兹州立博物

荷兰情书画的早期范例。此画作未在本次展览中展出

画作的背景中，有幅描绘波涛汹涌的大海画作，它是荷兰画的一种表现手法，称为“画中画”，影射女子的心情与情书里令人忐忑不安的内容。展览介绍手册里写道：“当时的爱情文学常常将爱情的运势与海上风向的变化相比”。

维米尔的情书画三部曲

目前现存37幅维米尔的画作中，有6幅画的主题是描绘情书。《牛津艺术辞典》（The Oxford Companion to Art）对维米尔的风俗画进行概述，充分描述了此次展览的三幅画作：“主要色彩为黄色、蓝色和灰色，构图抽象简洁，呈现出的震撼力与小尺寸的画作不成比例”。

在弗里克收藏馆的作品《女主人与女仆》中，维米尔营造出一种明显的紧张感，女主人凝视着未拆封的信件。女仆刚打断了女主人的写作。女仆的脸颊泛红，暗指她手上握着一封紧急或期待已久的讯息，需要立即处理。女主人全神贯注地聆听着女仆传达的口信。

《女主人与女仆》

（Mistress and Maid）

约1664-1667年，油画，90.2cm×78.7cm

纽约弗里克收藏馆

画作经科学分析后发现，维米尔最初在《女主人与女仆》的背景中绘制了一些人物和一幅挂毯。这可能更符合他的风格，但后来他决定采用深色背景来增强场景的私密感。分析也指出，蓝色桌布原本是绿色的，维米尔使用的黄色颜料随着时间流逝而褪色。

在作品《情书》中，维米尔引导观者透过房门窥视女仆打断女主人弹奏西特琴（cittern）的场景，而演奏音乐象征爱情。这位女主人似乎与作品《女主人与女仆》中的女主人是同一人，身穿相同的貂皮镶边黄色缎面外套，戴着一样的珍珠项链和耳环。她手里拿着未拆封的信，听着面带微笑的女仆说话，神情却显忐忑。

维米尔

《情书》

（The Love Letter）

约1669-1670年，油画，44cm×38.6cm

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

维米尔在后墙上绘制了两幅画，象征画中人物的心情。

根据荷兰国家博物馆网站介绍，“17世纪的诗歌，将船比作情人，大海象征爱情。”下方的画作描绘着平静的海面，暗示一段美好的感情，尽管有乌云暗指暴风雨即将来袭。上方的画作，维米尔描绘的是一幅田园诗般的景象。

在《写信的女子与女仆》（Lady Writing a Letter, With Her Maid）中，维米尔描绘一位女子正在写信，而她的女仆则耐心地在一旁等待。女主人专注地写信，女仆则注视着窗外的世界。每个装饰细节都吸引观者如同侦探般身历其境。空着的座位暗示女主人正在等待，抑或迎接爱情到来。蓝白色沿着墙面底部装饰的代尔夫特（Delft）瓷砖上像是刻着丘比特，确切的人物形象其实难以辨认；维米尔在《倒牛奶的女仆》（The Milkmaid）中也绘制了这样的瓷砖。女主人将一块封蜡和一本书（可能是写信手册）丢在地上。背景中巨大的《圣经》画作描绘的是《发现摩西》（The Finding of Moses，这一场景常用来比喻获得上天的帮助或命中注定的安排。

维米尔

《写信的女子与女仆》

（Lady Writing a Letter, With Her Maid）

约1670-1672年，油画，71.1cm×60.5cm

都柏林爱尔兰国家美术馆

永恒的爱

人文主义思想家“鹿特丹的伊拉斯谟”（Erasmus of Rotterdam，约1466-1536年）曾这样形容书信：“当我们写信时，仿佛就像在最亲密的朋友面前与他交谈。”展览中，维米尔的三幅情书画以视觉形式传达出这样的情感。他流畅地运用艺术语言表达主题，将自己对人类心灵的敏锐理解，以绘画方式呈现。

英国小说家玛丽‧雪莱（Mary Shelley）写给丈夫的信，可以用来表达维米尔书信画欲传递的爱情：“我想描述这样一个时刻，当你的感官与心中升起的温柔完美契合时，随着理性引导你活在当下。这不是欢天喜地，而是一种崇高的平静。”

维米尔让这些静谧与沉思的场景在几世纪后依然清晰可见。这些情书的内容如同画中人物的思绪，尽管仍旧是个秘密，但他们对爱情的憧憬却是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