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需要“长效”，货币需“新招”！2025经济半年报后的关键之问 | 社会科学报

2025年上半年，面对外部冲击影响加大和国内困难较多的复杂形势，中国经济顶住压力，显现出强劲韧性，一季度GDP增长5.4%。扩大国内需求被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宏观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建立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形成释放内需潜力的可持续动力。应对不断变化的宏观经济形势，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箱日渐丰富。

原文 ：《多维施策增强经济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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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

以深化改革形成扩大内需长效机制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解决我国居民消费率与国际水平的“结构性偏差”问题，必须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从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增长转向消费和创新拉动增长，从注重物的投资转向更加注重人的投资，形成扩大消费的长效机制和有效制度安排，政策重心由扩大投资转向提振消费，更多依靠消费扩大国内需求。

着力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费能力。收入是消费之源，要通过增加劳动报酬提高居民收入，通过适当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提升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和消费能力，提振居民消费信心，有效扩大消费需求。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建立生育和育幼补贴制度，有效释放年轻群体的消费潜力。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将部分过去按惯例用于投资的资金转用于增加公共服务和民生支出，提高财政支出用于公共服务和民生的比重，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提高居民消费占总需求的比重。

释放服务消费潜力。我国商品消费相对饱和，服务消费潜力巨大。2024年，居民服务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总支出46.1%，中心城市比重更高。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和中等收入群体扩大，对服务消费的品质、质量和消费体验有更高要求，增加多样化差异化服务供给日益迫切。要放宽教育、医疗、文化、体育、旅游、养老、家政服务等领域准入限制，通过理顺服务价格吸引更多社会资本进入，在更多细分领域开发优质服务产品，满足中高收入群体多样化差异化的服务消费需求。

促进消费和投资更好结合。消费和投资两者既相互联系又相互促进。通常而言，消费是慢变量，消费增长取决于当期收入和对未来的收入预期，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大幅增长。投资是快变量，通过动员可在短期内实现较快增长。当前，在居民消费偏弱和社会投资内生动力不足的情况下，要更好发挥政府投资的带动作用，通过重点支持科技创新、新型基础设施、节能减排降碳等领域投资，释放新型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潜能。加强民生等经济社会薄弱领域补短板，持续增加与消费结构升级相适配的领域投资，形成扩大投资与创造就业、提高人力资本和提振消费的良性互动。

Part.1

扩大国内需求，宏观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但仅仅依靠短期政策调节，难以形成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必须把短期政策和中长期制度建设结合起来，建立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形成释放内需潜力的可持续动力。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长期以来，我国在生产环节和生产地征收消费税，消费地政府难以从中受益，促进本地消费动力不足。要加快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定下划地方”的改革举措，激励地方政府推动扩大消费，改变地方政府“重投资、轻消费”的行为模式。

推进价格和工资联动改革。推进医疗、交通运输、教育、城市公用事业等领域价格改革，通过调节价格吸引更多社会资本进入，增加高品质服务供给，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新增财政赤字，拿出一部分用于提高工资水平，确保职工生活不因价格改革而降低，在提价增加的收入中提取一部分用于对低收入家庭困难补助，确保这部分居民生活不因价格改革而受影响。通过放开和调节价格，推动价格回升至合理区间，改善市场预期，提振社会信心，有效扩大国内需求。

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提振消费、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研究表明，如果农业转移人口按照城市居民消费方式消费，近3亿农业转移人口人均消费支出将增加30%左右，这将释放农业转移人口的巨大消费潜力。要加快落实“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鼓励常住地政府推进解决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险、住房保障、随迁子女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问题，建立有效激励机制提高常住地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积极性，释放农业转移人口的巨大消费潜能。

中国经济从来都是在应对困难和挑战中成长和发展的。回顾过去，1998年有效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成为亚洲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在2010年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效应对新一轮外部冲击，将会推动中国经济迈上新的台阶，中国经济这艘巨轮必将稳舵远航。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

调整货币政策“工具箱”

面对新形势，货币政策的工具箱需要调整。可以分辨出两种状况，一是对传统政策工具使用得更为娴熟，更有适配性；二是针对新问题，不断推出新工具。

货币政策的“数量调控”。在货币政策的量的方面，应该关注M1、M2的动态。但是，要想获取更有价值、更有洞察力的分析，则须关注这两个量的变化轨迹及相互关系。人们通常使用M2来说明货币政策的态势，这是对的，但还不够。M2作为最大口径的货币供应统计，包含的信息过于笼统，至少它把可以随时用于支付并形成有效需求的货币供给（货币供给），与在一段时期内不准备动用因而不能形成有效需求的货币供给（准货币）笼统地加总，因而并不能从中得到准确且有价值的需求信息。

研究M1的动态并将之与M2相比较更为重要。因为，M1具有支付和购买功能，它的动态比较准确反映有效需求的动态。如果M2中，M1的比重相对下降，则无论M2规模有多大，都可以说明货币政策的扩张性不足。因此，可以通过观察M1和M2之间走势的差值，来判断货币政策的刺激程度。中国人民银行不久前修订了M1的统计口径，进一步凸显了M1的重要性。

最近五年来，我国M1走势始终低于M2，出现了明显的剪刀差，这既说明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受阻，也说明货币政策在应对当下宏观经济形势上力所不逮。值得庆幸的是，M1和M2的差值近几个月来已经有所收窄。

货币政策的“价格调控”。在货币政策的“价格”方面，各种利率水平均呈下行趋势。观察国债收益率的变化和LPR的走势，可以明显看到这一趋势。利率下行，引发了一些值得深度关注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利率下行和相应的息差收窄趋势。

当下，中国的息差已经降至1.0以下，这使得一向主要依赖息差生存的银行面临亏损压力。倘若经济下行的压力不能有效缓解，产能过剩（其等价的现象就是储蓄过剩）的问题不能缓释，全要素生产率不能提高，人口负增长的趋势不能扭转，利率下行就将成为大概率现象。学会在低利率下生产和生活，就成为我们必须面临的严峻挑战；货币政策的实施，须有新的机制。面对低利率局面，需要全面深入改革金融运行的体制机制。

首先应切实推动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全面转型，使它们从出售金融产品的机构真正变为提供金融服务的机构。金融业的本质是服务业。从全球来看，主要发达经济体已经在20世纪末完成了从金融产品销售商向金融服务提供商的转型，中国的这个过程正在进行之中。

其次应当大力拓展资产管理业务。资产管理本质上是一种信托活动，是将间接融资转换为直接融资的有效机制之一，是推动金融机构从主要赚取利息收入转向赚取服务费、分享实体产业利润的有效途径。正因为如此，我国的资管业才会在比较不利的环境下，顽强地生长和发展，我们的货币当局才花了很大气力制定资管新规，力图将这个行业引上健康发展的路径。

发展资产交易业务是应对低利率的有效路径。近年来，国内很多头部银行已开始探索在资产负债表中增加可交易负债和资产项目并不断进行调整，以期减少对传统存贷款的僵化依赖。在金融业中推行综合经营，应当是应对低利率的比较有效的体制变革。我国长期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这或许是应对高速工业化时期金融业与实体经济诸方面矛盾、减少金融风险的有效途径，但在新形势下，这种格局显然已经不合时宜。在现行的分业框架下，已经有很多积极进取的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通过成立非银行的专门性分行或其他专门机构，来实现“自救式”综合化经营。

在低利率环境下，发展资本市场更显示出其极端重要性。发展资本市场将使得大量的金融机构摆脱对利率，尤其是息差的依赖，从而通过促进科技进步与产业发展来取得生存和发展的深厚基础。从资金流量上看，我国的资金盈余部门主要是居民户，这一点与世界各国相仿；但非金融企业普遍缺乏权益资本，是我国经济的主要病灶之一。通过资本市场发展直接融资，使居民储蓄直接转变为企业资本，是解决我国这一融资矛盾的根本路径，是解决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所指出的我国金融业“钱多本少”“不缺资金缺本金”之制度缺陷的基本路径。在机制上，发展资产管理业务，也是发展资本市场的内容之一。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61期第1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潘 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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