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我活着，就要不停地写”｜张爱玲逝世30周年

今天（9月8日），是张爱玲逝世30周年的日子。长久以来，大家总认为张爱玲晚年在美国流离潦倒，创作力不复从前。但她晚年也从未停止写作。张爱玲接受访问曾说，“只要我活着，就要不停地写”，她确实是写到最后一刻的。

近二十年来张爱玲的遗作被发掘、整理、出版、翻译、研究，大部头的作品都已付梓，晚期写作的脉络可谓日渐清晰。迄今尚未面世的，有一册跟随了她多年的笔记本，加上一些零散手稿。学者黄心村把这部分写作综合起来，称为张爱玲的晚期碎片书写。

黄心村，香港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系教授，著有《乱世书写：张爱玲与沦陷时期上海文学及通俗文化》和《成为张爱玲》，目前正在撰写《手稿中的张爱玲》。

黄心村一直潜心于张爱玲研究，最近，她的著作《成为张爱玲》面世，恰逢张爱玲逝世30周年。以此为契机，我们邀请专栏作家一把青对黄心村进行了一次专访，聊了聊手稿中的晚年张爱玲。

采写丨 一把青

三年前，香港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系教授黄心村出版《缘起香港：张爱玲的异乡和世界》。同年9月的“爱玲月”，我访问了黄老师，她与港大中文学院教授林姵吟合办的“张爱玲研究新方向”讲座，也开启了第一期。

缘起张爱玲，以及该讲座系列的生生不息，三年间，我与黄老师有了不少的交往。有一次，她邀请读书时代的老师、北大“燕园三剑客”之一的黄子平教授，谈《对照记》与影像，他说起那张最著名的睥睨众生旗袍相，“手上戴的鸡血藤，现在淘宝都标张爱玲同款”。后来我去云南旅游，竟然真在街边碰到，买着好玩，也给黄老师一个，她主持活动不动声色戴着，一见我便孜孜展示。“孜孜是属于张爱玲的暗号，”她说。

《成为张爱玲》

作者：黄心村
版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25年7月

去年冬天，与黄老师到赤柱，非为海鲜或美景，而是去军人坟场，给她书中第二章的主角、张爱玲的港大历史老师佛朗士（Norman France）献花。她之所以特意约我在12月25日香港沦陷日前后，是因为这个佛朗士，就是《烬余录》中“我们得知了历史教授佛朗士被枪杀的消息”的佛朗士，也是《小团圆》中，给过盛九莉“800元奖学金”的安竹斯教授原型。这位英国学者，在二战中入伍，又遭人射杀，卒于37岁，黄老师称之为“研习历史、教授历史、却被打上门来的现代史吞噬，唯一遗产就是张爱玲了”。漫山遍野的墓碑，她叫我留意逝者年龄，大多是二十来岁的小兵，佛朗士算是个中长者了。“你看去世时间，就差一点点，战役都要结束了”，她叹息。

为张爱玲的港大历史老师佛朗士（Norman France）献花，作者供图。

又说找找贝尔福（Stephen Balfour）吧。是她书的第四章、张爱玲自白“比较喜欢的外国女作家”斯黛拉·本森（Stella Benson，1892-1933）的亚洲行旅，日记中在香港认识的“唯一似乎有智力和精神储备的人”。他是佛朗士的邻居兼好友，在集中营死于空袭。上上下下一排排地寻觅，我说不然算了，黄老师坚持再看看，终于在一块低矮的简陋手写石砖上见到他的姓名，几人草草合葬在一起。簌簌风中，见她俯身放下花束，我总觉得这些“被现代史吞噬”的异乡亡灵，在此地的百年寂寂，就是为了等待从历史另一端走来的她，她的使命感、好奇心，她的慈悲与温情。

我常常说黄老师虔诚得绝无仅有，又兼具内地、美国与香港生活背景，是“张爱玲天选之人”。她屡屡拒绝，强调万万不能以此自居，虔诚仅止于文字，而不是对张个人的迷恋。不过，黄老师总将9月30日称作“爱玲生日”，每年的那次演讲，排期不是阴历就是阳历，更熨帖地只贺寿诞不办忌辰。她也不认可那些晚年凄惨导致笔力衰退的论调，指上世纪70年代第三个写作高峰被迫中断，原因是“虫患起来了，身体不好了”。将心比心地淡淡讲来，“祖师奶奶”似远还近，反倒像个她朝夕相处的知交，这固然不是迷恋，而是同为女性，隔着时空的会心与疼惜。

三年后，《缘起香港》推出简体版《成为张爱玲》。题目引用自香港中文大学崔文东教授的同名书评，一语道出研究核心，即张爱玲的“史前史”，港大山道上的少女岁月，早年教育与阅读经验深埋的种子。与此同时，黄老师的案头新作，则将目光转向“成为张爱玲”后的晚期风格，从万千碎片与残章中，通过回归档案、调整焦距，遥望那个蛰居美国遁世离群，笔下却仍“孜孜”在思在写，鲜为人知又从未止息的张爱玲。

张式字体独树一帜，小而密地爬满处处夹缝，涂抹修改又层层叠叠。故纸堆钩沉，我说这未免也太伤眼，黄老师却觉得“幸运极了”，或者借用张爱玲上世纪70年代致函庄信正的祝福，是“最好的运气”。

此次内地首发黄心村新作《碎片书写：析〈托梦〉》（见今日推送二条），原文刊于张氏生前紧密合作的台湾《皇冠》杂志。她以1989年散文《草炉饼》为坐标，梳理手稿中未发表的遗作《托梦》，分析张爱玲的晚年写作状态，她对遣词造句的分寸斟酌、对碎片记忆的打捞重构，和对家族女性的特殊兴趣。又逢9月，逝世30周年纪念之际，见字如见人，这样的身影新鲜而珍贵，且在黄老师的镜头下，生动清晰，又有神有情。

跃起的听觉 记忆的碎片

一把青：大众总有种误区，指张爱玲后半生在美国流离潦倒，创作不复当年。您所考据的《托梦》和《草炉饼》手稿，一张纸正反面书写了三组内容，字迹充满重复、涂抹、叠加、删减，堪称“碎片的碎片”，直观地呈现了她晚年仍以极高的标准坚持写作，也证明了早年自称“写作慢且吃力”所言非虚。您将书信定义为附文本（paratext），那如此形态的未完成“碎片”属于什么呢？

黄心村：1968年张爱玲接受殷允芃访问说，“只要我活着，就要不停地写”，她确实是写到最后一刻的。像是《对照记》，背后其实有大量稿子，我在加多利山宋先生（宋以朗，宋淇邝文美之子，张爱玲遗产继承人）家，见过誊抄后的一份初版，但最早是什么形态？也可能是《爱憎表》似的碎片，冯睎乾当年整理《爱憎表》，就是给宋先生交予一摞纸片，由他负责重构，它们是不是个有机整体都很难认定。宋家的《对照记》也可能是张爱玲将碎片合成为初稿的版本，皇冠的最终版，与誊抄版又不一样，从大纲、草稿、修改、誊抄到出版，中间究竟隔了多少层，没有办法完全确定。

《草炉饼》初稿，郑远涛摄。

这张1988年9月的洛杉矶湖景公寓（Lake View Mansion）通知单，反面是空白，写了《草炉饼》的片段草稿，有些文字内容重复了，甚至还没有题目，最底又相反地写着索要侦探小说杂志的两行英文备忘，侦探小说，那是她的喜好。正面600字的《托梦》相对流畅，有完整性，是手稿中仅此一份的初稿。按照写作习惯，她应该是写完反面的草稿，刺激到什么记忆，想起“那个梦”，再见缝插针翻过来，以《托梦》填满。

这张纸上的《草炉饼》和最终成篇很不一样，与宋家的誊抄稿也有出入。纸上一些被涂抹的字眼，像“磁碗”在《爱憎表》中出现了，“母亲从国外寄玩具来”进入了《对照记》。1991年8月，在给宋家的信中她提到，正在写散文版《小团圆》，“仍旧用《爱憎表》的格局，剪裁较易”，这些手稿都是晚年突然被激活的碎片记忆，张爱玲不断地重组剪裁，它们的来源是同一个地方。

手稿、碎片就是文本（text），最终刊登的文章，只是文本迁徙历史中的一个切片。比这两份手稿更早的，还有张爱玲的笔记本，从66、67年直至80年代初，横跨70年代开始的最后一个12年写作高峰期，笔记本一共192页，中英文都写得更细、更密密麻麻，充满大量省略符号，例如“因为所以”写作数学里的“∵∴”。内容有些是看书看报的摘抄笔记，也有日记式的段落，包括1967年，丈夫赖雅去世对她的打击。后来她寓所虫患开始，大部分东西都放入了储藏柜，只有两三个箱子随身，笔记本不在身边，碎片也就戛然而止了。

张爱玲的笔记本，封面为帆布、圆角，原本的草绿色已经退去，长20厘米、宽13.5厘米，总计192页。图为黄心村2024年9月拍摄于宋家。

一把青：研究如此私密的档案，会存在伦理问题吗？“碎片”处在时间线的哪个阶段、完整与否，又如何界定？宋淇在《草炉饼》按语中说，张爱玲“此前试写多篇，都不惬意，草稿全部毁去”，会主动销毁存稿，最后一本《对照记》，原名是“张爱玲面面观”，她是否很早就有自觉的档案意识了？

黄心村：当然是有伦理问题的，看笔记本的时候，我都吓坏了。那是她最私密的东西，真的是写给她自己看的。张爱玲是有档案意识的，信件，她都有假象读者，也知道这些东西将来会让人看到。最后出版《对照记》，也是为了把照片保留下来。不过，比她更有档案意识的是宋淇邝文美夫妇，他们在这一点上无比的超前。邝文美在美国新闻处工作，上班做档案、下班还是做档案，她会抄下张爱玲跟胡适的通信、会记录每次跟张爱玲见面说的话，好像有种天生对档案的直觉式掌握和热爱，如果没有她，就没有我们看到的这些材料，也没有《张爱玲私语录》中风趣幽默“作为人的张爱玲”。

这份“碎片”的时间上可以确定是1988年，因为是写在公寓通知书上，是从门底下塞进她的住处，并非邮寄，不存在久久不开信箱这个问题。关于文本的完整性，其实很难讲，也不重要，你认为的不完整可能是完整。像1944年的《连环套》，张爱玲自己一直说“腰斩”，历来也都认为是未完。但在小说末尾，发利斯遣媒婆去霓喜家说媒，霓喜人老珠黄，心里有些东西还没放下，当成跟她求婚，说“发利斯比我小呢！年纪上头也不对”，但其实是向霓喜13岁的小女儿瑟梨塔求婚，情愿等她长大，最后一句，“霓喜知道她是老了，她扶着沙发站起身来，僵硬的膝盖骨克啦一响，她里面仿佛有点什么东西，就这样破碎了”——其实不就是结尾吗？心里面的东西都碎了，还有什么好写下去呢？

《托梦》虽然是初稿，最后一句“也不过提了这么一声”，结束得却非常干脆，有它的完整和连贯性在，但这份手稿的最右边又仍有字迹，我想之所以没有像《草炉饼》一样发表，也很可能是她认为没写完，在未来的版本中还有继续叙述展开的可能性。

《托梦》手稿，郑远涛摄。

一把青：这两篇文章篇幅皆短，《草炉饼》就算在其80年代以后的作品中，也不算特别显眼，甚至作为发表在报纸副刊的文章，艰涩得普通读者应该当下都很难即时进入，为什么您会觉得它特别代表张爱玲晚期风格？

黄心村：《草炉饼》改了又改，如此耗费心血，发出来还是艰涩，还要再加上宋淇的文末按语和时隔3个月的《后记》补充，一层又一层，就是她不放心文本出去读者能否懂，或者下意识地知道大家不懂。书信集中，宋淇作为市场“推手”，隔段时间就会鞭策她交作品，写小说是个体力活，不是吗？70岁上下，是真的进入晚年了，所以才会有80年代末的这些短篇，她很难再有精力延伸出去写长篇了。

晚期的写作风格，是洗了又洗，完全去掉了早年的华美和雍容，自废武功式地把早年立的“人设”都打破了，把年轻时写的都推翻了。虽然同期台湾“张爱玲潮”已然掀起，宋淇也不断地提醒她台湾市场的重要性，但她已经是对当下的读者能否进入，甚至有生之年会否出版都不再在乎了。例如《小团圆》，胡兰成（1906-1981）在世时碍于他的“兴风作浪”未出版，在他死后这些年，也没有发表。具体怎么写，宋淇给她的建议，她也不听人家说了。她纯粹是为了写，“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我想她认为她的读者在未来，当时的反响已经不重要了。

《草炉饼》这篇短文从头到尾都是声音。从上世纪50年代到美国开始，她一直有长期眼疾，洗发水流入眼睛会流血，仰卧照日光浴灯也要“擦掉眼睛里钻进去的小虫”。视力不行了，听觉就起来了，变得特别特别敏锐。林式同在《有缘得识张爱玲》中说，她在家“没事还把电视打开，而且声量调得很高”，那是她需要白噪音（white noise）占领听觉，否则太过活跃，会影响思路。《中国的日夜》《公寓生活记趣》等早期散文里她写了那么多的叫卖声，非常奇怪，“马……草炉饼！”的“呼声”却在晚年才第一次浮现，是在那个年龄、景况和心境下，她感受到更多更阴晦、更看不到的声音、颜色和形态。

《乱世书写：张爱玲与沦陷时期上海文学及通俗文化》

作者： [美] 黄心村

译者： 胡静

版本：99读书人｜上海三联书店 2010年12月

一把青：不同于《忆西风》《四十而不惑》等应邀或回应式的晚期散文，《草炉饼》是上世纪90年代后罕见的主动书写，竟然写这样冷门的食物。张爱玲早期也写了很多“城市之声”，如夜营的喇叭、电车声、口哨声，为什么她反而在文中说“周璇姚莉的流行歌只是邻家无线电的噪音”，这神秘的草炉饼叫卖声才是“上海之音”？

黄心村：上世纪40年代她写的是当下生活场景中的声音，舞厅的音乐，“蔷薇蔷薇处处开”的歌声。晚期她的生活环境非常简单，她听见的不一定是现实里的声音，还有记忆中、遥远过往的声音。由叫卖声衍生到草炉饼“干敷敷”的卖相，一定是不好吃的，还有《托梦》的第一句，“你外婆就是吃红烧肉死的”，和《谈吃与画饼充饥》一样，她笔下食物永远是惊悚不堪的，跟美食一点关系也没有。

关键不是食物，而是从“上海之音”的叫卖声中浮现出来的人形，小贩是个“苍黑瘦脊中年以上男子”，与“甜润悦耳”的歌喉太不相称，黑黢黢的像鬼影，“当时只觉得有点骇然”，却在记忆中存留了四五十年。这个细节也反映了她对种族、肤色有着自始至终的着迷，这和我在《成为张爱玲》中提过的，在港大连续三年教授张爱玲历史课的佛朗士有关，她在《烬余录》中说，这位老师“研究历史很有独到的见地……我们从他那里得到一点历史的亲切感和扼要的世界观”，作为连接大英帝国殖民史和战后开启的后殖民叙述的桥梁式人物，佛朗士启发了她早早地反思殖民。

《草炉饼》由叫卖声牵引出了姑姑说的话，回到与“代母”般的姑姑同住公寓高楼“听市声”的时光，《托梦》由红烧肉写到母亲的饭桌，再跳至八九岁，偷听母亲与姑姑谈论早逝女佣“闲闲地曼声说话”。1992年，她在写给宋邝的信中写，“中国人里大概我是最不思乡”。但是，张爱玲上世纪80年代与姑姑姑父恢复联系后，我所看见的留存的信件都特别感人，美国地址邮箱变更，姑姑写信没有回应，还辗转写到香港宋淇那里，叫他转交。姑姑重新出现她的世界，对她是一种振奋，确实刺激了包括《对照记》的出版，对晚年张爱玲来说，血液的连接变得格外重要，她也许不会思念上海这块土地，但她不能忘怀土地上这些亲得不能再亲的人，尤其是家族史中对她最重要的两位女性。

家族史女性 写作观反思

一把青：您提到《托梦》里，早年“用一种romantic的爱来爱着我母亲”的张爱玲，经过了《小团圆》的剑拔弩张与不堪，自称“在不相干的地方像母亲”的她，“在不相干的地方似乎与母亲达成了和解”。张似乎很喜欢用“不相干”，早年《烬余录》也说没有志愿写历史，“私下里总希望他们多说些不相干的话”，《托梦》所谈论的“通灵”与家族中上吊自杀的女佣紫娟，是否也算“不相干”？

黄心村：“不相干”其实最相干，是最重要、核心的人生部分。念古诗的父亲，书架上的萧伯纳，古代文学与英美文学，给了张爱玲文字上的启蒙，而且是她很好的读者；母亲给了视觉与听觉上的启蒙，教她画画、弹钢琴，与姑姑“合谋”培训她的交响乐修养。最后的手稿和书信里，胡兰成、赖雅、桑弧，这些男人都没有他们的事了，男人真的不重要。看《对照记》对爸爸的讲述，她也和解了，没有《私语》中早年的怨怼了。

为什么看到《托梦》的当下我特别惊心？开篇第一句“外婆是吃红烧肉吃死的”，红烧肉是可以吃死人的，她外公娶了丫鬟紫娟当小妾，紫娟27岁上吊死了，死了很多年以后还托梦给母亲，还是在英国，在梦里还是当年的样子，太惊悚猎奇了，必须要用平淡无奇的语言写出来。

27岁早逝的紫娟，竟然还有这么一个人，在她写作一辈子的80年代末突然冒出来。到晚年，张爱玲骨子里的东西出来了，就是对家族史，尤其是家族女性的关注。如果她还有精力和体力打开来写，甚至不用早年的笔力，哪怕是《小团圆》时期的写法，都将是个不得了的故事，但没有了，剩下这个骨骼一样的故事，但在这个骨骼一样的故事里，层次已经很多了，完全不需要华丽的词语修饰。

《小团圆》

张爱玲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9年3月

一把青：张爱玲在美国生活40年，晚年骨子里冒出的却是家族史中一个又一个的女性。除了《同学少年都不贱》的后半部分和散文《一九八八——》，她似乎鲜少写到美国。《一九八八——》中形容洛杉矶是“异乡特有的枯淡”。《成为张爱玲》中提到，1977年她在写给宋家的信中说，“地上又有紫色落花了，大树梢头偶然飘来一丝淡香，夏意很浓，每年夏天我都想起1939年刚到香港山上的时候”，您将其视为“1939年刚刚开始大学生涯的张爱玲和1977年几度小团圆后依然坚守叙述源头的华裔女作家的合声”，她为什么对写美国没兴趣呢？给人一种完全不过当下生活的感觉？

黄心村：“紫色落花”是洛杉矶的蓝花楹，我在洛杉矶住过几年，当时觉得这个沙漠气候的城市实在是丑，然而每年会有几段时间特别美，比如蓝花楹盛开的季节，蓝花楹就是洛杉矶的樱花。每年夏天，她都会以蓝花楹为开端，重温在香港的点点滴滴。张爱玲写香港、写上海，笔下的美国真的不多，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我想她从根本上就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个写移民经验的亚美（Asian American）作家，她好像对移民经验没兴趣，一直觉得要回到家族记忆中去。

一写再写，因为写不完。觉得写完了，又冒出新东西，像上吊的紫娟、草炉饼“黑黢黢”的小贩，又总是特别的触目惊心。但是你看书信集，她其实对时事很关心，读各种各样的报纸，看电视，在洛杉矶的那几年，对我很有大影响的几个事件她都在follow（跟进），像是1992年的洛杉矶暴动、地震，1994年的辛普森杀妻案，更早期的笔记本里也是这样，世界上发生的大事她都有关注。

一把青：您写到笔记本中，上世纪70年代中期，她写下“直到一两年前，意识到时间上必须跳来跳去”，还有中英文夹杂的一句，大意是“关于闪回：用得合适即成为最有力的武器，一如马宽德（J.P.Marquand）有万乐齐名、万剑攒心之慨……即重复亦必须呈现不同的视野，不同的面向，有追加的洞察”，为什么会突然有意地开启“跳来跳去”的实验？

黄心村：写《小团圆》的时候，她开始高度地自觉要“跳来跳去”“闪回重复”，随后完稿且发表的短篇《浮花浪蕊》也是一样，这让当时的读者怎么看啊？中国现代汉语写作的主流是现实主义，你怎么可能跟现实不挂钩呢？但是，这却是她在洛杉矶一边写《红楼梦魇》，一边进行的非常系统性地对自己几十年写作的反思。

就像张爱玲说《红楼梦》“超前”，不止超越了近代，《红楼梦》放在我们的时代也是超前的。她也许就是意识到写作是为了未来，跟着自己的写作走到上世纪70年代末，《红楼梦》读了一辈子，读出了这一点，未来可以是无限的。

一把青：张爱玲曾坦言《半生缘》存在对马宽德《普廉绅士》的借鉴，马宽德似乎是斯黛拉·本森和苏青以后，她难得点名嘉许的作家，并与之保持了私交？在如今的中国青年小说家抄袭与“异曲同工之妙”风波下，如何看待这样的借鉴呢？

黄心村：当然不是抄袭，而是移植，她移植的不只是马宽德，而是novel of manners（生活方式小说）传统。张爱玲在《忆胡适之》中说，“凡是好的社会小说家——社会小说后来沦为黑幕小说，也许应当照、译为生活方式小说——能体会到各阶层的口吻行事的微妙差别”，马宽德历来被认为是继承了美国女作家伊迪丝·沃顿(Edith Wharton)的衣钵，写的是19世纪末，在纽约上层社会的众生态，是典型的middlebrow（中等趣味），马宽德就依据这个脉络一路下来的，斯黛拉·本森也是，简·奥斯汀（Jane Austen）更是鼻祖。

《半生缘》在情节上，还有对金句中的金句“我们回不去了”的借鉴，是因为她从来都对novel of manners体系的中等趣味青睐有加，例如影响她一生的毛姆（William Maugham），就是“帝国秩序下的中等趣味（imperial middlebrow）”代名词。其中，她“比较喜欢”的本森反而是个特别不讨喜的异类，带有对于主流的怀疑、比较和讽刺角度，也许她在那个时代是个风云人物，但如今的英语文学史上却几乎找不到她的痕迹了。

1944年，《杂志》刊登的张爱玲照片。

本森的两本亚洲游记，1925年的《小世界》和1928年的《世界中的世界》，是作为外来者匆匆地跑过来，想更靠近些，张爱玲则退得远，保持距离不能离得太近。更巧合的是，游记中的本森，一个人经过美洲大陆，经过日本到亚洲，上世纪50年代的张爱玲也是，经过日本抵达美国，同样的路线不同的方向，虽然相隔二三十年，特别奇妙的是，她们还是可以在文字上相遇的。

落实到旅行书写上，张爱玲1946年未完成的《异乡记》可以看作游记，书信集的第一篇，1955年写坐船赴日本，也可以独立成章，完整性是相对的，单独地拿出来看，附文本其实也可看作文本。所谓“晚期与早期”，不是时间概念，《异乡记》也可看作晚期书写的开始，为什么明知“大多数人不要看”也非写不可？因为她认为这对她很重要，去温州寻夫，感情的痛苦都没有白经过，早期奢靡的外表都撕掉了，她知道是自己作家道路上的突破和升华，所以宋淇说她是“作家中的作家”。最后的几年，她在她的公寓里面，都不出来，但跟外界的世界是有联系的，通过电视的音像、通过记忆里的声音，这不是一个空间的概念，而是时间，张爱玲的晚年，“时间的无涯荒野”变得特别重要。

本文为独家原创文章。采写：一把青；编辑：走走；校对：张彦君。题图为《半生缘》剧照。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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