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护典：南国布衣书生的文脉守望

1. 1940年代的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1939—1941年，大量从内地寄港的善本书寄存于馆内。

2. 1944年4月4日，杜定友（前排中）在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工作十周年与全体工作人员合影。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广东省古籍保护中心）供图

3. 1939年，陈君葆（右一）、许地山（右二）及香港大学同事在香港郊游时合影。

4. 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杭立武致陈君葆信。　　 　　图片除署名外由谢荣滚先生提供

1945年1月，粤北坪石寒意刺骨，日寇的铁蹄步步紧逼。国立中山大学的师生们带着简单行囊紧急撤离，唯有图书馆前，主任杜定友死死守着未搬完的典籍，声嘶力竭地喊出：“书不走，我不走！”众人无奈，只得含泪将他绑上最后一班撤离的火车——正在全国热映的电影《坪石先生》里的这一幕，让世人看见抗战烽火里，有一群书生以血肉之躯，为中华文明筑起了一道“文化防线”。

这段动人场景并非虚构。彼时因人手匮乏，中山大学图书馆约6万册精华典籍未能随校撤离，散落在战火中。杜定友坐在颠簸的火车上，望着窗外破碎的山河，悲愤挥笔写下一首七言诗：“四次迁徙五万卷，顶风冒雨备辛艰。乐昌沦陷落魔掌，国破图亡心茫然。三十年来一场空，无图无书又无馆。空余馆长白纱帽，孑然孤影徒悲伤。”字里行间，满是文人护典不成的痛惜与不甘。

　　以智破局：杜定友与典籍共赴生死　　

杜定友（1898—1967），广东南海人，这位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奠基人，在抗战岁月里，用无数奇思妙想，为古籍撑起了“保护伞”。“坪石之困，不过是杜定友护典路上的一道坎。”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曹天忠提及这位先辈时，语气中满是敬佩。早在广州沦陷前，日军战机已对这座城市进行了长达14个月的狂轰滥炸，作为“抗日大本营”的国立中山大学，更是空袭的重点目标——校舍被炸得满目疮痍，师生伤亡时有发生。而当时的中大图书馆，藏书量高达30余万册，位居全国高校前列，如何护住这批“文化家底”，成了杜定友心头最急的事。1937年8月18日中午，广州第一次拉响空袭警报。杜定友凭着图书馆学者的敏锐，第一时间想出“化整为零”之策：将馆内珍贵典籍分装，转移到各学院新建的地下室存放。地下室能避炮火，分散存放又可降低集中损毁的风险，可这一举措很快引发新矛盾——地下室同时被规划为防空洞，“人书争位”的争议四起，不少人质疑“图书怎能和人命抢空间”。杜定友连夜写下《图书与逃命》一文，字字恳切地阐释：典籍是民族的根脉，今日保书，便是保明日文明之薪火。最终，他顶着压力，为古籍争得了临时的安全之所。

随着战火蔓延，上海、南京相继沦陷，武汉岌岌可危。为支援武汉会战，粤军主力北上，广州后方兵力空虚，地下室里的古籍再度暴露在危险中。1938年1月，征得校方同意后，杜定友与同事秘密将199箱珍贵典籍（含2万余册古籍善本、抄本、孤本、地方志，以及3万余件碑帖拓片）运往香港九龙仓寄存。“最初这是配合中大迁校九龙的计划，后来教育部认为‘国立大学迁址殖民地有失国体’，迁校计划搁置，可提前转移的古籍，却因此躲过了广州沦陷后的战火。”曹天忠教授补充道，另有说法称此次运港的善本与图书杂志共25708册，“无论具体数字如何，这批典籍都成了战后中大图书馆重建的基石。”

1938年10月12日，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广州危在旦夕。兵临城下，校方才仓促决定先迁校至粤西罗定，却只拨付了200元运书经费——这点钱只够买60多只木箱。杜定友没有慌乱，他盯着馆内的书架、桌椅、黑板，突然有了主意：带领工作人员将这些木器改造成200多只木箱，最终成功装运53847册图书。这“两用木箱”是杜定友的独门创造：运书时是收纳箱，到了目的地拆开，堆叠起来便是书架，摊平又能当书桌板凳，他称之为“图书馆木箱化”——在物资匮乏的乱世，这一巧思，让典籍既能安全运输，又能快速“安家”。　　

　　临危受命：罗香林为粤省珍籍辟生路　

广州沦陷前夕，另一座文化宝库——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也面临着典籍存亡的考验。据学者蒋志华《广东省馆珍籍抢救纪略》记载，这座图书馆于1934年由广东省立图书馆合并而成，原省立图书馆的5.35万余册珍贵古籍，是其馆藏的“压舱石”。至1937年，馆藏总量已达13万余册，是当时广东规模最大的公共图书馆。时任馆长罗香林（1906—1978），广东兴宁人，这位近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民族学家，在战火中扛起了护典重任。

1937年8月16日，距离广州第一次空袭警报拉响还有两天，罗香林就已拟好详细的防护计划：成立图书馆防护团，自任团长，下设副团长、秘书、交涉员，再分设纠察队、防御队、救护队、保管队；同时采购黑布夹灯套、防毒面具、救护药品、救火器具，为应对空袭做足准备，更重要的是，他已开始规划珍贵文献的转移路线。短短两天内，罗香林带领馆员将馆藏古籍善本25箱（内含元明精刻本、钞校精本、广东先贤著作罕见本、明刻本及北藏真经）、西文贵重书籍5箱、重要文卷簿籍6箱，分装为32只木箱与4只白铁箱，悄悄运往番禺寄存——这一步，为馆藏珍籍避开了首轮战火。

1938年3月起，日军战机不分昼夜轰炸广州，时局愈发危急。罗香林决定扩大转移规模：计划转移三分之二馆藏，除普通报刊与文献复本外，其余典籍拟装300箱，每箱重200斤。馆员们在刺耳的警报声中争分夺秒，遴选、装箱、标记，不敢有丝毫懈怠。1938年10月19日夜，罗香林亲自押运181箱典籍启程，目的地是广西桂平。两天后，广州沦陷，这批典籍因提前出发，得以幸免于难。

“罗馆长带领同仁先后将5.6万余册珍贵典籍运往广西、粤北，其中善本古籍1.3万余册、方志1.2万余册、经史子集及重要丛书1.5万余册、革命文库及新书2000余册、西文书2000余册、广东文献1000余册。”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原副馆长倪俊明回忆道，“用罗馆长的话说，‘以善本、方志、佛经居多，四部及丛书刊刻较佳或检目较便者，亦大略皆备’。这批典籍里，有广雅书院冠冕楼藏书、番禺梁鼎芬葵霜阁藏书、南海孔广陶岳雪楼藏精钞本，还有明永乐《南藏》与明清地方志，不少如今已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他还透露，抗战期间，这批珍籍由迁至粤北的广东省立文理学院代管，战后返回广州，大部分典籍最终成为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的核心馆藏——广东珍贵的一批文化遗产，就这样在罗香林等人的守护下，得以保全。　　

　　锲而不舍：杜定友千里追索散佚典籍　

回到坪石撤离的故事。乐昌、坪石沦陷后，中山大学图书馆约6万册精华典籍（含《丛书集成》《二十四史》《万有文库》《资治通鉴》及珍稀版本）流失，这成了杜定友心中难以愈合的伤口。他放弃跟随大部队迁往梅县，独自留守仁化，只盼能有机会寻回典籍。1945年8月，日寇宣布投降的消息传来，杜定友立刻派人赶赴坪石，在断壁残垣中搜寻散佚的图书，最终收回4万册。“杜定友对古籍回收的重视，是战后中大图书馆快速恢复的关键。”曹天忠教授说，“同年9月，中大迁回广州，杜定友又马不停蹄地查访敌伪遗留文物——撤退前遗留的16万册图书，经他多方奔走，从各大敌伪单位收回2万余册，最大程度减少了损失。此外，他还致力于追索被日军掠夺的典籍，尽管部分古籍被运往海南岛及日本本土，至今未能完全追回，但他的努力，为后续文化遗产回归埋下了伏笔。”

1946年1月，杜定友踏上香港的土地，此行的目的，是寻找当年寄存在九龙仓的199箱珍贵典籍。可当他按地址找到仓库时，却发现典籍早已不翼而飞。焦急之下，他想到了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馆长陈君葆——这位同行兼好友，或许能帮上忙。他立即向陈君葆求助，恳请对方在全港范围内寻访。没过多久，陈君葆的报喜电报便传来：在香港永源仓发现171箱典籍，箱上清晰盖着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的印章。原来，这批典籍曾被日军发现并转存至此，如今终于重见天日。

“这批古籍里，最珍贵的是3万余张碑帖拓片，那是史学大师顾颉刚在20世纪20年代购藏的珍品，后来成为中大图书馆的‘镇馆之宝’。”曹天忠教授感慨道，“若非杜定友的坚持与陈君葆的相助，这批文化瑰宝或许就永远消失了。”　　

忍辱负重：陈君葆与111箱国宝共渡劫波　　

在杜定友追索“镇馆之宝”的故事里，陈君葆（1898—1982）的名字格外耀眼。这位出生于广东香山的学者，是香港文化界的重要人物，身兼爱国教育家、文学家、社会活动家多重身份。1934年起，他担任香港大学中文学院教席，同时兼任冯平山图书馆馆长与港大秘书。

翻阅《陈君葆日记全集·卷二（1941-1949）》（谢荣滚主编），能看到他与杜定友的深厚情谊——日记中不时出现杜定友在1925年创造的多音节新字“圕”（读音同“图书馆”），这个为简化书写而生的字，曾在当时的图书馆界与学术界流行，更被多种字典收录，足见二人在专业领域的相知相惜。

关于中山大学那171箱典籍，陈君葆在1946年1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早上到永源货仓一看发现所存的一百七十一箱东西正是中山大学的书，其中有碑帖，也有英文书。据那里一个姓林的管仓员，东西还是在去年七月间左右才从九龙搬过来的，这作用很奇怪；不过我还疑惑其一九四四年而不是四五年，说的人也许记错了。中大原有一九九箱，这样失去的已廿八箱了。急写信先报告中大图书馆长杜定友。”3月15日又记：“饶士磐与杜（定友）明早乘西安船回省（城），中大的书，这样合浦还珠了。”字里行间，满是为友人寻回典籍的欣慰。

事实上，帮中大寻回典籍，只是陈君葆护书事业的“冰山一角”，他更为世人熟知的，是与111箱国宝古籍的生死羁绊。这段缘分始于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当时，北平、上海相继沦陷，南京中央图书馆的珍贵古籍面临被日军掠夺的风险，以郑振铎为首的爱国文化人士心急如焚——若这些典籍落入敌手，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将遭重创。经反复商议，他们制定了一条“文化长征”路线：先将古籍转运香港，再经缅甸仰光、滇缅公路运往重庆，而冯平山图书馆，便是这条路线上的关键中转站。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许地山与时任馆长陈君葆，毅然接过了接收重任。

“1937年12月24日，第一批典籍从广州运抵香港，那天恰逢假期，可陈君葆与许地山仍亲自到码头办理接收。”陈君葆的女婿、《赤子情深——陈君葆传》作者谢荣滚回忆道，“此后典籍分批到港，交通不便时，二人常以步代车，不辞辛劳。书籍到港后，他们又请叶恭绰、冼玉清、徐信符等文化大家协助整理，最终梳理出3万册典籍，分装为111箱。”

1938年1月12日，另一批“国之重器”——“居延汉简”抵港。这些在西北居延河畔发现的汉代木简，以汉代边塞屯戍档案为主，历史价值极高，被誉为20世纪中国档案界“四大发现”之一。陈君葆对其极为珍视，1月6日便在日记中记录：“徐森玉的汉代木简共五箱，今日用副监督的名义存在上海汇丰银行的保险箱里，午间由我亲自送去。”这批汉简共一万多件，他又与运简到港的沈仲章组织人力，整理、拍摄，为后世研究留存了珍贵资料。如今，这批汉简的3000余件释文签，仍完整保存在冯平山图书馆，静静诉说着当年的护典故事。

命运的考验接踵而至。1941年8月4日，许地山突然病逝，护书重担全压在陈君葆肩上。未等他从悲痛中缓过劲，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局势急转直下。原定于12月6日搭乘“格兰总统号”邮轮前往仰光的转运计划，因日军空袭被迫中断——邮轮在香港码头仅停留三小时便匆匆启航，未能装上一箱古籍。当时陈君葆满心遗憾，却未料这“遗憾”竟成了幸运：不久后传来消息，“格兰总统号”在马尼拉港外被日军炸沉，111箱古籍侥幸躲过第一次灭顶之灾。

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陈君葆在1942年1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见平川队长，问圕甚详，夜宿万国银行楼顶，托马伯年先生转达云卿，夜未一合目。”寥寥数语，藏着不为人知的凶险。

“早在1941年12月30日，冯平山图书馆就被日军封闭，门上钉着写有‘枪杀’的木牌，杀气腾腾。”谢荣滚回忆道，“1942年1月9日，日本宪兵队长平川在牛奶公司设立的‘调查班’，对陈君葆及两名刘姓馆员严刑盘问，污蔑他‘通敌’，硬说111箱是故宫宝物，妄图卖给美国，逼迫他承认。当时七八个宪兵卸下武士刀，甩在围着陈君葆的桌子上，‘砰’的一声巨响，威慑之意显而易见。”当晚，陈君葆被关押在万国银行顶层的小房间，一夜无眠；次日一早，平川又带三名所谓“专家”前往图书馆核查，还盘问了副校长史乐诗，直到晚上才将他“有条件释放”，要求他每日到“调查班”报到。同时，日军派兵日夜看守图书馆，逼迫陈君葆及馆员“管理”被控制的馆舍。

是带着家人逃离，还是留下护书？陈君葆选择了后者。他忍痛将妻儿送往澳门与内地，独自留在沦陷区，每天在日军的监视下整理图书，暗地里却紧盯111箱古籍的动向。1942年4月27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如果有人问说是事不干己，何用乎如此勇往直前，则我亦不自解何以这样，不过慷慨赴义，我从来处世便是这样的态度，冯平山圕的事本来我可以置之不理的，但为着中央图书馆的一批书，为着要顾全别人，我竟动于一‘义’字而不顾一切了。”谢荣滚指出，这里陈君葆怀抱的“义”，不是一般的“义”，而是国家大义、民族大义。

1942年1月底，陈君葆亲眼看着日军将111箱古籍搬离图书馆，他无力阻拦，只能站在空荡荡的书库中，在日记里写下“心如刀割，但护书之志不可夺”。1945年8月，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他第一时间想到的，便是这批失踪的古籍。当得知友人博萨尔将随远东委员会赴东京审问战犯，他立即写信托付：“务请留意我国被劫古籍的下落，尤以111箱书为要。”1946年6月，博萨尔的回信让陈君葆彻夜难眠——信中说，在东京上野公园的帝国图书馆发现了这批古籍，并详细告知了转移轨迹：先到东京参谋部，再转文省部，最后存于帝国图书馆。陈君葆立刻将消息上报国民政府教育部，还写信告知素未谋面的郑振铎。1946年7月11日，他收到教育部次长杭立武的回信，短短一句“111箱书已取回”，让这位坚守5年的护书人热泪盈眶。

据谢荣滚介绍，除了这111箱国宝，陈君葆还在抗战期间保护了香港的多处藏书与重要人事档案——宋庆龄、孙中山秘书李仙根等人的珍贵藏书，皆因他的努力得以完整留存。　　

文脉永续：南国书生肝胆照汗青　　

为何杜定友、罗香林、陈君葆等布衣学者，愿意在战火中舍命护典？倪俊明的解读或许是最好的答案：“古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藏着民族的记忆、智慧与精神。先辈们在抗战烽火中抢救古籍，不仅是保护历史文献，为现代社会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更是抵御侵略者文化破坏，保存文化根脉的一种精神象征，展现了中华民族在战争中对古籍所蕴含文化价值的高度重视和坚韧守护。”

如今80多年过去了，当人们在图书馆翻阅那些历经沧桑的古籍时，或许会想起1940年代的华南地区，有这么一群文化卫士，用勇气与坚守，在烽火中为中华民族护住了一脉文脉。而他们的故事，早已和那些古籍一样，成为不朽的文化记忆。　

采写：南都记者 周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