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学研究的制度维度

（来源：光明日报）

转自：光明日报

作为一种相对稳定而有具体明确程式与程序、权限与意图的成文性规定及习惯，制度构成了身份认同、行动选择与价值认知的重要依据。对制度诸问题的关注，也自然是唐代文学研究中较为成熟的路径取向。学界对诸如科举与文学（傅璇琮）、铨选与文学（王勋成）、文馆制度与文学（吴夏平）等问题已有较为系统的研究，亦在方法上展现出突破原有传统、以文史互证追求深化唐代文学研究并由之产生跨学科影响的明确诉求。但不可否认的是，唐代文学研究对于制度及其效应的现有认知，更注重对制度规章的考察，而较少关注制度实践的方式及其效应，由此多少隔膜于周边学界的新进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此种工作的解释力度与拓展问题域的可能。

唐代文学研究对于制度的关注，需要在认知具体制度纸面规定及其实践程序的同时，关注制度对于群体行动的影响。此种影响不必然是制度明确的意图指向，却如同投石入水连带而起的涟漪效应。无论是否能够清晰认知，社会生活中的个体或群体总是处身于具体的制度世界。具有型塑社会等级结构能力的制度，在影响甚而左右参与者身份认同与行为选择的同时，也在型塑不同参与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例如，在科举的制度实践中，士人家庭为科举之便，自地方向两京区域的空间迁移，展现出双家或多家形态，士人群体亦由此逐渐身陷“非入仕不能为士”及“中世士大夫以官为家，罢则无所于归”（韩愈《送杨巨源少尹序》）的制度处境中。士人群体的知识构成、身份认同与价值取向，均由此而产生显著的变化。与科举同为官员选任制度重要构成部分的铨选，不仅通过细致的考核分类及等级区分，引导并约束官员的行为选择，同时也以理想迁转路径与职官轻重清浊间的逐步清晰化，展现出制度在实践过程中，对于个体与社会的强大而又不失自然的改造之力。“千里宦游成底事，每年风景是他乡”（吴融《灵宝县西侧津》）的感慨中，隐含着士人“如病如痴二十秋，求名难得又难休”（刘得仁《省试日上崔侍郎四首》其二）的进退无路的彷徨。制度在影响、构造社会生活的同时，同样也会受到社会的反向影响。唐代文学研究需要在具体的问题研究中，明确意识到制度在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核心位置。制度在应对问题时，常因社会情境的变化而产生新的问题，由之而生的制度的调整与更变，形成了文明发展的脉络。文学文本作为一种感受、认知与应对生活的思想方式，其对制度实践的过程参与及问题感知、言说与回应，通常并不通过思辨而系统的体系性认知予以呈现。但文学文本中的主题选择、情感呈现以及展现于具体事件中的人、物、家庭与社会的不同形态，均可以成为理解文学如何回应制度、回应社会的有效视角。文学研究在还原制度的规章与程序以及通过文学文本印证制度的同时，理应关注21世纪以来有关“活”的制度史的系列讨论（邓小南、叶炜），从而为制度与文学研究拓展提供新的问题、方法与视野。

唐代文学研究需要留意制度的“非正式维度”。在隋唐时期的社会治理中，律、令、格、式等成文的规章制度是日常生活有序运转的重要保障。制度所能提供的可信性承诺，可逐步演生出社会的阶层结构、行为方式与互动关系。但“非正式维度”是制度在实践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对于“灵活应对”的需要，同时也是制度生成与实践中对于权威的内在依赖。非正式制度更多与实践过程中具体人员间人际关系的生成相关，而不可避免地具有自利取向。在唐代不同体式的文学作品中，制度的非正式维度常常构成书写者爱恨交织的书写对象。唐传奇《樱桃青衣》描述了久困科场的范阳卢生于梦中所经历的一场人生富贵荣盛的仕宦之旅。卢生举进士、应制科，而后授畿县尉，再经监察御史、吏部员外郎、知制诰，终至黄门侍郎平章事，可谓仕途畅达，平步青云。但真正改变卢生命运的，却非卢生“几度劳心翰墨场”的艰辛付出，其再从姑母庞大的关系网络，为其贴合“宦途八俊”的仕途迁转提供了最大的助力。虽然传奇无需为个体真实提供确证，但对于奔走于科第与铨选之途的唐代士人而言，此中却有最为真实不过的人生。柳宗元《送娄图南秀才游淮南将入道序》曰：“今夫取科者，交贵势，倚亲戚，合则插羽翮，生风涛，沛焉而有余。”胡曾《下第》曰：“翰苑何时休嫁女，文昌早晚罢生儿。”凡此感慨，不胜枚举，习见于唐代有业举经历者的存世文集。制度在实践中制约着相关者的行动选择，并左右其情感体验及其对制度本身的认知与反思。中晚唐文学风格的流变与官员选任制度间的关联，应远大于其与社会治乱之关系。唐代文学研究虽已注意到身处不同社会环境中的个体或家庭在生存感受与应对策略上的差异，但很少将其与制度实践的非正式维度建立起关联，也较少认识到一个良性的社会必然包含着社会不同群体对于制度意识的有意培养。制度作为具体可见的规章律令、耳熟能详的惯例与故事，可以为社会治理的参与者的行为选择提供可信性承诺，从而形成对社会结构的优化及对制度实践的私利取向的约束。参与者如能意识到制度实践中非正式维度的存在，那么其对于行为者行动选择与言说策略的社会或制度意义会有更为清晰的认知。唐代文学研究对于制度实践非正式维度的关注，是其能够系统认知文学在社会治理中之作用的必要前提，由此亦能在文学与更为广阔的外部生活之间建立起彼呼此应的互动关系。

制度对于社会的塑造作用生成于具体的实践过程中，而对于依赖文书行政的唐帝国而言，制度实践必然带来文学在体式与风格诸领域的变化，由此，制度对于文学的影响便可得到具体的呈现。唐代皇权的扩张，往往与公文的体式及类型变化形成对应关系，文体变化成为制度调整变更的风向标符。此既表现为王言之制中，册、制、勅等不同体式间运用频次、适用范围与影响轻重的层级区分，亦可通过对同一文体功能消长伸缩之变化的观察得到有效认知。而文体风格的变化，则更是题中之义。开元、天宝时期，擅于揄扬大国之光华的“燕许大手笔”，乃是王朝行政文书行文风格的典范。王廷的权威与荣耀支撑了文本中经天纬地、作世垂范的盛世心态与雄健典丽的文章风格。中唐而后，李唐进入社会结构重组的“藩镇时期”，地方与王廷在人事、财政及军事诸领域的争竞，逐步形成了地方藩镇在社会治理中的枢纽格局。王朝日常行政中对“事”与“人”的关注，已远较“观念”为盛，排难解纷之才成为地方节镇幕府掌书记的必备才能，佳句对于个体声誉的抬升，亦一时无两。李袭吉“穴禽有翼，听舜乐以犹来；天路无梯，望尧云而不到”、罗隐“天寒而麋鹿常游，日暮而牛羊不下”、李巨川“蛾眉先妒，明妃为去国之人；猿臂自伤，李广乃不侯之将”，均有大名于当世。“燕许大手笔”至晚唐五代时，已为“燕许刀尺”所取代。在同时期的各类书仪中，亦可见到原先在日常礼仪中处于中心的“家族”的角色，逐渐为官场所取代；大量的起居书仪类文体，均在此种人际网络的联结与维护中得以扩大影响（吴丽娱）。通过文学文体与风格的变化理解制度与生活变迁，并由之展现制度实践本身的限度，能够为文学研究的领域拓展提供可行的路径。

重提唐代文学研究的制度维度，乃是尝试在汲取周边学科有关制度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认知文学在唐代社会中作为一种生活与思想方式的可能性，并由之建立文学与周边学科相互参照的内在理路，进而为古典文学界长期以来所主张的“大文学”研究，在问题领域的拓展与学理含量的提升上，提供实有助益的参照。

（作者：刘顺，系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