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山战役唯一被俘中国军官，被越南关押近6年，回国时仅有37公斤

“1990年9月10日早晨，边境交换点那头传来一句沙哑的中文：‘同志，能扶我一下吗？’”现场的翻译愣了两秒，这才确认，眼前这个骨头像竹竿般的俘虏竟是中国军人。七尺男儿、37公斤，他的名字叫汪斌。

军医最先冲上去，剪开缠得乱七八糟的绷带。瘦骨嶙峋的肩胛像两把刀戳破破旧军衣，皮肤下不见一点脂肪，只剩青白的筋络。文件确认无误——他是老山战役中唯一被俘的中国军官。几位随队老兵红了眼圈：汪斌在战前体重75公斤，如今只剩一半。数字冰冷，却比任何控诉都刺骨。

此刻距离他失踪，已经过去五年零四个月。时间往回拨到1984年初春，老山阵地还飘着冷风。那天，14军40师118团在竹海山脊集结，任务是打通037高地。汪斌本是二连指导员，作风硬朗，说起话来带股山东味儿，战士们背地里叫他“老铁”。营里开作战会，他一拍桌子：“穿插路我熟，我带路。”没人反对——这小子在部队出名路痴，可在老山竟能一眼认出蛇形沟，一种莫名的直觉救过好几条命。

战斗打得凶。越军有美制探空雷、引信榴弹炮，树林里埋满定向雷，稍一踏响，碎片像暴雨。4月11日凌晨，二连连长重伤、副连长牺牲。汪斌顶着绵密炮火带人突围，硬是撬开封锁走出密林。回到营部，他只提了一个要求：“让我把副连长带回家。”营长把肩章往他手里一塞：“从现在起，你是代理连长，带司务长和通讯员，日落前回来。”

日落没等来。途中突遇反扑的越军侦察分队，枪声三分钟就结束。司务长、通讯员中弹牺牲，汪斌腿部被7.62子弹撕开，血流得吓人。他摸索着拔插销准备同归于尽，却被对方一脚踹晕。越军发现他身带指挥机、望远镜，误以为抓到团指挥员，上级迅速下令“活捉”。从那之后，他的世界只剩铁丝、手铐和永远不见天日的地洞。

拷问是连轴转：鞭打、电击、水刑，甚至灌辣椒水。越军反复问“老山都有谁指挥”“下批补给路线在哪”。汪斌一句不吐，久了干脆绝食。越军看他真想死，就每天打一针最低剂量的葡萄糖，吊着半条命。后来，他偷偷把针头折弯，葡萄糖漫到皮下，胳膊肿得像树结。他咬碎嘴里的血沫，只说一句：“情报在我脑子里，有本事把脑子掏出来。”

地下牢没有日历，他用指甲在砖缝里刻痕，满墙都是横竖线。算到二千多天时，越南开始求和。1990年，谈判桌上写进“交换战俘、各回各家”条款，汪斌终于被拖出地洞。越南军医草草给他挂盐水，拍了张照片，标注“健康状况良好”。抵达边境那天，他被两名武士扶着走了17米——这是双方规定的缓冲地带，也是他自由的最后一道槛。

回国可不全是掌声。有人低声议论：“被关那么久，会不会已经变节？”流言像锈刀子，在伤口上乱割。汪斌自知解释无用，只说：“上面会查。”不久，40师副师长陈知建带着总参文件到医院。当着全病区军人，他宣读两行字：“汪斌同志，因战受俘，未泄密，记一等功，授少尉军衔。”话音落下，他第一次哭出声来——握拳，却没力气擦泪。

身体是硬伤。脊椎长期殴打形成畸形，胃因多次强迫灌食几乎丧失消化能力，高位静脉栓塞更像定时炸弹。部队本想安排他继续留队，可军医一句“再训练可能猝死”打碎了梦想。1992年，组织把他调到山东邹城电力局，负责变电站安全。有人说大材小用，他笑笑：“能发电，就能让灯亮；灯亮了，老山战友回家才不摸黑。”

转眼四十年过去，老山已是红土花开的旅游区。游客站在观景台，远处是密密的三角梅，近处铜雕刻着一行小字——“同甘共苦、不胜不休”。汪斌当年的战友常来祭奠，顺便带瓶山东老酒给他。他举杯不多说，只把酒撒在黄土里：“兄弟，喝。”

不得不说，老山是座普通的山，却见证了不普通的意志。汪斌只是千千万万硬骨头之一，他没留下豪言壮语，只留下37公斤和一颗不弯的骨头。和平来之不易，这句话听得耳朵都起茧，但看见汪斌的旧军装，你会明白它不是口号，而是血肉写下的生死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