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巴周末 | 七十五年风雨路一片赤诚映甘孜

每当站在折多山顶，望着脚下这片被阳光镀成金毯的土地，那些埋在岁月深处的记忆，总会像雅砻江的水一样，汹涌着漫上来。

这片土地美得不似人间，雪山是大地的脊梁，草原是大地的衣襟，可在旧社会，这美丽却裹着一层带血的痂。那时候，我们这些农奴的命，不如土司家的一条狗。祖祖辈辈守着牛羊，却连一口热奶都喝不踏实——每年七成的收获要上交，剩下的够不够糊口，全看老天爷的脸色。牛羊要是没了，子女就是抵债的筹码。

巴塘县的老人至今难忘，农奴丹真的女儿被土司强行带走抵债时，那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在山谷中回荡了整整一夜。那哭声像带刺的鞭子，抽在每个听着的人身上，疼得喘不过气。

农奴被剥皮，我在部队宣传时听理塘县的老人们提起，光听描述，腿肚子就止不住打颤。旧社会，凡被认定偷窃或反抗的农奴，会被活生生剥皮。塔子坝的农奴次仁，只因拒绝无偿运送货物，就被残忍地砍掉双手。伤口感染溃烂，数月后，他在无尽痛苦中悲惨死去。

在这苦难的洪流里，我家也没能幸免。快十岁时，我还没穿过一条完整的裤子，一年四季就一件用破布拼的单衣，寒风刺骨时，只能死死蜷在母亲怀里，闻着她衣襟上的汗味和草屑取暖。家里没有一寸土地，母亲带着比我大些的哥哥，天不亮就去挖地主的荒地，指甲缝里嵌满泥垢，可年复一年，收成全进了地主的粮仓，我们依旧在饥饿边缘挣扎。

两个姐姐就是那时候走的。大的才八岁，小的刚满六岁，瘦得只剩一把骨头，肚皮却胀得像个鼓。最后那几天，她们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只是睁着大眼睛望着屋顶，嘴唇干得裂出一道道血口子。母亲把仅有的一点玉米面调成糊糊，想喂进她们嘴里，可她们已经咽不下去了。姐姐们断气的时候，母亲抱着她们冰冷的身子，一声不吭地流泪，泪水滴在姐姐们蜡黄的脸上，像雪水落在冻土里。

稍大些，我便懂了这日子的苦，也在心里刻下了一个念头：长大了，一定要把这吃人的世道掀翻了。后来啊，红旗插上了康巴高原。农奴翻身做了主人，土地分到了手里，孩子能上学，老人能看病。现在的甘孜州，公路通到了雪山脚下，藏房里亮起了电灯，草原上的帐篷前，停着崭新的摩托车。我那小孙子，穿着干净的校服，书包里装着课本，他再也不会懂，什么叫“饿”，什么叫“命不由己”。

七十五年，像一场梦。梦里是血和泪，醒来是光和暖。我这把老骨头，是从旧社会的泥沼里爬出来的，能亲眼看着甘孜州新的模样，值了。这片土地上的每一朵格桑花，都该记得：今天的安稳日子，是用多少苦难换来的。而我们这些老兵，能做的，就是守着这份安稳，直到最后一口气。

解放的曙光

1950年，甘孜州的天空终于透出了光亮——红旗漫卷高原，解放的号角吹散了旧社会的阴霾。到了1956年，民主改革的春风更是吹进了每个农奴的心里，我家也跟着翻了身：分了房子，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甚至还分到了一头壮实的牛。摸着土地里带着温度的泥土，看着牛背上油亮的毛，我第一次觉得，日子不再是望不到头的苦，而是有了实实在在的盼头。

更让我做梦都笑出声的是，1956年下半年，母亲把我拉到跟前，郑重地说：“娃，去读书吧。”穷人家的孩子，打小就跟着苦难长大，饿肚子是家常便饭，能认识自己的名字都是奢望，上学？这是我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的事。那一刻，我攥紧了拳头，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好好学，不能辜负母亲，更不能辜负这来之不易的日子。

我要去的学校在康定县孔玉区民改乡角坝村，离我家足有上百里路。那路哪能叫路啊，全是绕着山走的羊肠小道，山高得能插进云里，脚下的石头滑溜溜的，稍不留意就可能滚下去。母亲不放心，便把我托付给了尼洛村的幺叔，住在他家能离学校近些。可这苦，在我眼里根本算不得什么。我是从旧社会的泥沼里爬出来的，饿过肚子、受过冻，这点路算什么？每天天还没亮，我就揣着母亲给的玉米饼出门，踩着露水往学校赶，我永远是第一个到校的。等天慢慢亮起来，光线透过窗户照进教室，我就趁着这晨光，先把昨天学的字在地上写几遍。

有的同学吃不了这份苦，走了几趟山路就打了退堂鼓，再也没来过。但我从不觉得累，反而学得格外有劲。语文里的每一个字都像有魔力，数学里的每一道题都藏着学问，连地理课本上那些遥远的地名，都让我觉得新奇又向往。功夫没白费，我的语文、数学、地理考试，年年都是全班第一名，写的作文还常常被老师当成范文，在班上念给大家听。

童年里，我几乎没和同学打闹玩耍过，不是不想，是觉得时间太金贵。我知道，只有把书读好，才能走出大山，才能让日子过得更像样。那些在山路上奔波的清晨，那些借着晨光苦读的时刻，不仅让我学到了文化知识，更磨硬了我的骨头，让我懂得了“坚持”两个字有多重。

如今再想起那段日子，脚下的山路好像还在脚下延伸，教室里的读书声仿佛还在耳边回荡。正是那段带着泥土和汗水的求学路，为我后来的人生打下了最坚实的地基——它让我明白，解放的曙光不仅照亮了土地，更照亮了我们这些穷孩子的未来，而能抓住这束光的，唯有努力和坚持。

从穷孩子到解放军

我这辈子最荣光的时刻，就是穿上军装的那天。打小在苦日子里熬大，家里穷得叮当响，寒冬腊月挤在漏风的土坯房，饿极了只能嚼树皮、挖草根，日子过得连牛马都不如。是共产党来了，砸碎了旧世道的枷锁，分了土地，让我们这些穷苦出身的人能挺直腰杆活下去。这份恩，比山高、比海深，早就在我心里生了根。

1964年，部队征兵的消息传来，我连想都没想就报了名。穿上军装，成为成都军区某部的战士时，我对着军旗狠狠敬了个礼——这一身军装，不仅是荣誉，更是我报答党的恩情的誓言。

那时候，我们团肩上扛着三大任务：随时准备战斗，清剿潜伏在山中的残匪，哪里需要就奔向哪里；开垦荒地、办好农场，多种青稞，既支援国家建设，也解康巴地区缺粮的燃眉之急；当好工作队和宣传队，走村入户做群众工作，把党的政策讲到藏家的火塘边，让乡亲们明白好日子是咋来的。

老兵们常说：“训练多流一滴汗，战场就少流一滴血。”我跟着他们摸爬滚打，练射击、练格斗、练野外生存，手上磨出了茧，身上添了伤，但心里踏实——只有练硬了本领，才能护着这来之不易的安稳。

检验我们的时刻很快就来了，第一战就是剿灭残匪阿加。这阿加是个出了名的恶魔，体型高大，心狠手辣到连自家人都杀，靠着国民党残余和反动土司的撑腰，在当地流窜作乱，搅得百姓不得安宁。解放军围剿了十多次，都被他狡猾逃脱。

1965年3月，情报说阿加可能要去炉霍县朱窝区看坝坝电影。抓捕任务落到我们连时，全连上下都憋着一股劲。为了不让他再跑掉，我们制定了周密计划：外围有堵截，内圈有狙击，连他可能挟持群众当人质的情况都想到了，预案改了又改。

入夜，电影开场，乡亲们扛着板凳陆续进场，我们几个战士化妆成老百姓混在里面，眼睛都不敢眨一下地盯着四周。阿加果然狡猾，在远处观察了好久，见没动静才敢靠近。可他哪知道，自己早就在我们的包围圈里了。

信号一响，外围部队迅速收缩，直接冲了上去。阿加见状，掏出枪就想跑，他刚扣动扳机，狙击手一枪打中他的右手。他还不死心，左手抽出藏刀就往人堆里扑，结果被乱枪打成了筛子，当场毙命。

那天夜里，看着乡亲们重新坐回银幕前，笑声顺着风飘得老远，我摸了摸胸前的枪，觉得浑身的劲儿都没白使。

从甘孜到阿坝

1966年7月1日，我站在党旗下宣誓，成了一名共产党员。这一天，比我穿上军装时更让我激动——我终于能以一个党员的身份，更坚定地跟着党走了。

1968年，我们调防从甘孜州搬到了阿坝州驻防。不管是在甘孜的雪山下，还是在阿坝的草原上，我始终记着：我是穷孩子出身，是党给了我新生，这身军装穿在身上，就要对得起党，对得起百姓。

如今想起那些年，枪林弹雨里的冲锋，田埂上挥汗种青稞的日子，火塘边给老乡讲政策的夜晚，每一段都闪着光。因为我知道，我们守护的，是无数像我一样的人，再也不用过牛马不如的日子。

站在军营门口，望着迎风飘扬的军旗，我下意识地抬手，对着那片鲜红敬了个礼。右手贴在额角，指尖触到粗糙的皮肤，恍惚间又回到了刚穿军装的那天——也是这样一个动作，带着一身的泥土气和满心的滚烫，把军人两个字刻进了骨头里。

风从营区里吹出来，带着操练的口号声和饭菜的香气。这敬礼，敬的是当年手把手教我持枪的老兵，敬的是雪地里一起啃冻馒头的战友，敬的是这身军装赋予的重量。指尖微微发颤，不是累的，是心里那团火又被点燃了——不管过多少年，只要这军礼还能敬得标准，我就还是那个守着康巴的兵。

后来，我被提拔为尖刀班班长。肩上的担子沉了些，心里的火苗却烧得更旺——这不仅是份信任，更是要护着身后一方平安的责任。

那年秋天，连长普布带来群众举报：阿坝州阿坝县麦尔玛区的阿科河边，有两名残匪在活动，必须立即清剿。任务直接下到我们班，连长拍着我肩膀嘱咐：“记住，不能有任何意外伤亡，要活捉。”

我们九个战士迅速摸过去侦查。残匪躲进了一座孤零零的土坯房，四周光秃秃的，没什么遮挡。最棘手的是，这房子只有一个窗洞，洞口被牛粪死死封住，里面肯定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这给搜捕添了不少难度。我挥手示意，九个身影像铁块一样迅速散开，悄无声息地包围了土坯房。“你们四个，守住四个角，别给他们留跳窗逃跑的空子。”我压低声音吩咐，然后带着剩下的四名战士，猫着腰贴近房门。

推开门的瞬间，一股霉味混着牛粪味扑面而来。我走在最前面，一手握枪，一手举着手电筒，光柱在昏暗的屋里扫来扫去。沿着木梯爬上二楼，空荡荡的，连个人影都没有。“匪徒藏哪儿了？”身后的战士刚要开口，被我用眼神制止了。

我示意大家关掉手电，借着从门缝透进来的微光，一点点排查。目光扫过墙角那堵牛粪糊的墙时，忽然瞥见一截铁丝闪了下——不对劲。我屏住呼吸，猛地抬脚踹过去！“轰隆”一声，牛粪墙应声倒下，一个黑影窜了出来，手里的驳壳枪正对着我准备扣扳机！

说时迟那时快，我想都没想，飞起一脚踹在他手腕上。“哐当”一声，枪掉在地上。紧接着，我顺手抄起枪托，狠狠砸在他头上，那家伙闷哼一声倒了下去。另一个藏在后面的匪徒见状，吓得瘫在地上，嘴里用藏语喊着：“按我打！按我打！”——是“我投降”的意思。战友们立刻冲上来按住两人，仔细一查，那掉在地上的驳壳枪里，子弹填得满满当当，保险早就打开了。所有人都后背一凉——刚才要是慢上一秒，后果真不敢想。

带着俘虏回营时，夕阳把阿科河的水染成了金红色。连营首长表扬了我们班，说这仗打得干净利落，既完成了任务，又保住了自己人。我摸着发烫的枪托，心里清楚：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战友们心齐，是老百姓的举报及时，更是肩上那份“护着这片土地”的念想，让我们没出一点岔子。

退伍不褪色

连队的军号声仿佛还在耳边回响时，我已收拾好行囊，脱下了那身浸透过汗水与硝烟的军装。在部队那几年，我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从新兵蛋子拼到尖刀班班长。当年兵役制从四年改成两年，大批官兵要转入地方。命令下来那天，我把领章帽徽仔细别在军装内侧，心里虽有不舍，却明白：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到了地方，一样能闯出天地。

就这样，我来到了康定新都桥，后来成为藏文中学的校长。站在三尺讲台前，望着孩子们眼里的光，我忽然懂了——部队里保家卫国是责任，这里培育下一代，同样是在为国家筑牢根基。我常跟老师们说：“咱教出的学生，得像咱连队的兵，有骨气、有本事，将来能扛事。”

搞教育和带兵打仗，道理竟有相通之处。我始终觉得，定计划就像在连队定训练目标，得让大家“跳一跳够得着”。就像摘苹果，踮踮脚能碰到，人才有劲头去拼；要是目标高得离谱，再蹦也够不着，反倒磨没了心气。每年制定教学计划，我都带着老师们挨个儿访学生家庭，看孩子们的基础、村里的条件，把目标拆成一个个小台阶：今年先把及格率提上去，明年主攻尖子生，后年争取让更多孩子考上高中。就这么脚踏实地，一年一个脚印，计划从没落空过，看着孩子们一批批走出大山，我心里比当年在连队受表扬还热乎。

后来调到孔玉教育办公室，我跑得更勤了。各村的学校在哪道梁上，哪个孩子家里困难，哪个老师缺教具，我心里都有本账。下乡不光看教学，村里的事我也忍不住搭把手。看到有的村果树种得杂乱，挂果少，就去县里找农技员来指导；发现村容脏乱，就跟村干部合计着搞“清洁评比”；牧民反映牛羊饮水难，就踩着泥路去勘察水源，写报告向上级申请资金。那些年写的请示、报告、简报，堆起来能没过膝盖。有时在油灯下写材料，笔尖在纸上沙沙响，恍惚间像是回到了连队写战斗总结，字里行间都是一股子较真劲儿。就说为大岗村写的那两份报告吧，一份是村史，梳理着村子的来龙去脉；另一份是开发旅游的考证，把村里的老房子、古树、传说都挖了个遍。没想到这两份报告递上去，竟真被市委市政府看中，列入了“十五”规划。听说村里已经开始修路整地，我去看了看，站在村口望着忙碌的乡亲们，就像当年看着战友们在阵地上构筑工事——都是为了好日子，都是在冲锋。

有人问我，从带兵的班长到教书的校长，再到跑乡村的干事，觉不觉得落差大？我总笑着摆手。军装脱了，可骨子里的那股劲没褪；岗位变了，可心里的那份志没改。不管是扛枪保家，还是教书育才，或是为乡村谋发展，说到底都是在为这片土地添砖加瓦。只要能让这里的日子越来越好，我这“老兵”，就永远在路上。

退休后发挥余热

加入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这十年，像一串被岁月打磨的念珠，每一颗都刻着与孩子们相关的印记。从第一次走进关工委办公室，接过那本写着“责任”二字的工作手册起，我就暗下决心：要把对下一代的这份牵挂，变成实实在在的行动。

十年里，关工委的每一次会议我都准时到场。无论是政策学习会、工作部署会，还是经验交流会，我总会提前十分钟到会场，带着笔记本认真记录——哪些学校需要帮扶，哪些孩子有特殊困难，哪些工作还得再细化，这些都要记在心上，落到实处。

检查网吧是项磨人的活儿，常常要在傍晚或周末出动，盯着那些可能偷偷接纳未成年人的角落。有一年冬天，雪下得正紧，我们在寒风里蹲守了两个多小时，终于劝回了几个逃课上网的孩子。看着他们冻红的鼻尖，我既心疼又着急，当场就跟他们聊起了自己年轻时的经历：“日子不是靠虚拟世界混出来的，你们的肩膀，将来要扛得起自己的人生啊。”

下乡走访更是常事。山路不好走，有时要换乘两三次车，再步行几里地才能到偏远的村小。但只要一想到能亲眼看看孩子们的学习环境，听听老师们的需求，再累也觉得值。记得有个村寨的小学，教室窗户玻璃碎了好几块，冬天冷风直往里灌。回去后，我立刻在关工委会议上提了这事，没过多久，大家就凑钱买了玻璃和保暖材料，跟着施工队一起去把窗户修好了。看着孩子们在暖和的教室里读书，朗朗的声音像春芽破土，心里比喝了蜜还甜。

这些年，为灾区捐款、为困难儿童和残疾儿童献爱心，早已成了习惯。每次看到新闻里报道灾情，我都会第一时间去关工委捐上一笔钱；学校里有孩子因为家境不好交不起学费，或是残疾孩子需要辅助器具，我总会尽己所能搭把手。有时是从工资里拿出一部分，有时是把家里用不上的衣物、书籍整理出来送去。

有个叫小宇的残疾男孩，双腿不便却特别爱读书。我第一次去看他时，他正趴在床上看一本翻烂了的童话书。我当即给他买了一套新的儿童读物，又联系残联帮他申请了轮椅。后来再去，他坐在轮椅上，举着满分的试卷冲我笑：“爷爷，我以后也要像您说的那样，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那一刻，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有了回应。算下来，这十年捐的钱物加起来已有好几万，但比起孩子们眼里的光，这些又算得了什么呢？

还有一名叫张溶的女生，家境贫寒读不起书，我和我的战友熊志荣马上到关工委捐资助学。

最让我难忘的，是在学校讲课的日子。十年里，我走进了十几所中小学的课堂，给孩子们讲革命先烈的故事——赵一曼如何在酷刑面前坚守信仰，董存瑞怎样舍身炸碉堡，还有我自己在部队的经历：讲战斗的故事，雪地里啃冻馒头的坚守，战斗中与战友并肩的默契，以及那些为了守护家国而牺牲的年轻面孔。

每次讲起这些，台下的孩子们都睁大眼睛，有的悄悄抹眼泪，有的攥紧了小拳头。有个孩子课后跑来问我：“爷爷，你们那时候那么苦，怎么还能坚持呢？”我摸着他的头说：“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吃的苦，是为了让你们将来能笑着长大。你们爱祖国、爱人民、爱党，就是对我们最好的报答。”

十年关工委路，走得踏实，走得温暖。看着孩子们一个个长高、懂事，从懵懂孩童长成有理想、有担当的少年，我就知道这份工作，我没选错；这份牵挂，值得用一辈子去守护。只要还走得动、说得清，我就会一直站在孩子们身边，做他们成长路上的一块铺路石。

家乡的变化

在康巴高原的褶皱里，孔玉藏着太多被岁月尘封的故事。我的家乡，这个曾被称作“桑慈”（藏语意为“隐秘的苦难之地”）的地方，在新旧时代的更迭中，完成了一场脱胎换骨的蜕变。从刀耕火种的穷乡僻壤到瓜果飘香的富山庄，从命悬一线的险途到四通八达的坦途，变化的不仅是山水容颜，更是世代孔玉人挺直的腰杆与幸福的日子。

记忆里的孔玉，是被群山死死锁住的困局。那时候，“穷”是刻在土地里的根，“险”是悬在头顶的剑。祖辈们靠着刀耕火种过活，一把木犁、一头瘦牛，在陡峭的坡地上刨食，一年的收成够不够填肚子，全看老天爷的脸色。地里长不出多少粮食，家家户户的灶台上，常年飘着的是野菜汤的清苦气味，玉米面是过年才能见着的稀罕物，更不知道大米的“树”有多高多粗，听都没听到过还有大米，孩子们能啃上一块烤土豆，就能高兴一整天。

更让人绝望的是与外界的隔绝。从康定到孔玉，两条路都像是阎王殿的请柬。一条要从中谷村翻大炮山，光是名字就透着寒气——大炮山海拔四千多米，终年积雪不化，山风像刀子一样刮人脸，夏天也可能突然飘起鹅毛大雪。我爷爷年轻时曾走这条路，他说过，翻山要赶在日出前出发，背着几十斤的货物，踩着没膝的积雪，每一步都要钉在地上，稍不留神就会滑下万丈深渊。有一年冬天，村里的五个人结伴翻山去康定卖山货，结果遇上暴风雪，只有一个人抱着块岩石三天三夜才捡回条命，其余四人连尸骨都没找着。

另一条从鱼通到孔玉的路，更是险得很。说是路，其实就是悬崖上凿出来的几个脚窝，最窄的地方只能容一只脚横着踩，旁边就是深不见底的峡谷，底下是大渡河的激流，水声像野兽咆哮，听着就让人头晕腿软。老人们说，这条路“连猴子攀爬都犯怵”，一点不夸张。沿途的地名，个个都带着血腥味：老鹰岩是说只有老鹰敢在那悬崖上筑巢；鸡心梁子是形容山梁窄得像鸡心，站在上面能看见两边的深渊；山埂子则是提醒路人，此山危险常有强盗行抢必需三更前通过，能避免抢劫。山路十分危险，一步踏错就是粉身碎骨。

而“阎王舔”“鬼招手”“怀抱石”“牛舔盐巴”“二百钱”“玉禾槽”这几个地方，更是夺命的关口。“阎王舔”是一段崖壁，常年被雨水冲刷得溜滑，石壁上能照见人影，走在那里，就像被阎王用舌头舔着后背，稍一哆嗦就会坠入深渊；“鬼招手”是几棵歪脖子树，长在悬崖边，树枝在风里摇摇晃晃，远远看去像鬼在招手，据说有好几个人在那里被树枝勾住衣服，失足掉了下去；“怀抱石”是块悬在路中间的巨石，人要过去必须像抱孩子一样贴着石头挪，石头松动了好几次，村里每年都要派人用木头撑着，生怕它掉下来砸断唯一的通道；“牛舔盐巴”是因为崖壁上渗出盐碱，牛羊路过会停下来舔，很多牲口只顾着舔盐，忘了脚下是悬崖，一头栽下去；“二百钱”的名字更让人揪心——以前有人在那里摔死，家里人凑不齐丧葬费，只能用二百钱的钱纸烧了算是安葬；“玉禾槽”则是长在崖边的溜口，不小心就会掉下悬崖。我小时候听父亲讲过一个故事：有个叫罗布的年轻人，为了给病重的母亲抓药，硬着头皮走鱼通路去康定。走到“鬼招手”时，脚下的石头突然松动，他下意识地抓住一根树枝，整个人悬在半空中。树枝慢慢被拉断，他喊着“阿妈”掉了下去，声音在峡谷里飘了很久，最后被河水吞没。母亲在家等了半个月，药没等来，等来的只有村里人从河边捡回的一只鞋子。那时候，孔玉人的命，就像悬崖上的草，风一吹就可能断了。

因为路险，外面的东西进不来，里面的东西也出不去。村里的花椒、核桃长得再好，也只能烂在山里；有人得了急病，只能靠跳神、喝草药，眼睁睁看着生命流逝。我奶奶就是这样走的，她生我父亲时大出血，村里的接生婆束手无策，想去康定请医生，可路太远，等赶到时，奶奶已经没气了。听上辈人讲，奶奶最后望着屋顶，嘴里念叨着“要是路能好走点就好了”，那句话像根刺，扎在孔玉人心里几十年。

那时候的孔玉，没有电，没有学校，更没有医院。晚上照明靠松油灯，黑烟把墙壁熏得漆黑；孩子们跟着大人在地里干活，能认识几个字的，都是去过康定的人；土司和地主住着石砌的房子，而老百姓只能住茅草棚，夏天漏雨，冬天漏风，遇上山洪，房子被冲垮是常事。每年冬天，都有老人冻饿而死，夏天山洪暴发，又有田地被冲毁，孔玉人就在这苦难里轮回，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盼啊盼，红旗插上了康巴高原，孔玉的天，终于亮了。解放军来了，他们背着枪，却不像以前的兵那样抢东西，反而帮老百姓挑水、种地。他们说：“以后，咱们要修公路，让汽车开到家门口；要盖学校，让娃娃们读书；要建医院，让大家看病不愁。”那时候，很多人不信，觉得这是梦话——悬崖上怎么可能修公路？但共产党说话算数。解放后没多久，水运处就组织了修路队，开始修人行马路。修路的人里，有解放军，有外地来的工人，也有村里的年轻人。他们带着钢钎、锤子，在悬崖上凿，在雪地里挖，手上磨出了血泡，冬天冻裂了口子，用布条一裹继续干。有个叫王建军的解放军战士，在凿“阎王舔”时，被松动的石头砸中了腿，他咬着牙说“路不修通，我不下去”，最后腿留下了残疾，他却坚持到马路修通那天。

1956年，第一条人行马路终于通了。虽然还是土路，下雨会泥泞，但能背东西走路，能骑马了。那天，全村人都跑到路边，看着有人背着布匹走进村，有人哭了，说祖辈的梦，终于实现了。

路通了，变化就像雨后春笋，一点点冒了出来。村里盖起了小学，我成了第一批学生，第一次拿起铅笔时，手都在抖；卫生所也建起来了，有了医生和药，再也不用看着亲人被病痛夺走生命；松油灯换成了煤油灯，后来又通了电，第一次看到电灯亮起来时，孩子们围着灯泡转了好几圈，觉得比星星还亮。

1985年，是孔玉历史上值得书写的一年——瓦丹公路修通了。这条公路从瓦斯沟到丹巴，正好经过孔玉，汽车第一次开进了村里。通车那天，锣鼓喧天，全村人都来看热闹，汽车喇叭一响，吓得鸡飞狗跳，孩子们却追着汽车跑，喊着“铁牛！铁牛！”。我骑着自行车跟在汽车后面，跑了好几里地，心里想：以后去康定，再也不用翻雪山、走悬崖了，几个小时就能到。

公路带来了真正的改变。外面的商贩来了，收走了村里的花椒、核桃，给我们带来了电视机、洗衣机；年轻人出去打工，学了技术，回来盖起了砖房；政府组织大家种果树，苹果树、花椒树栽满了山坡。我家也盖了新房，有了玻璃窗，冬天再也不用冻得缩在被窝里。更让人振奋的是大渡河上的变化。康定境内的大渡河上，一座座水电站拔地而起——江嘴电站、黄金坪电站、猴子岩电站，拦河大坝像巨人的臂膀，把河水拦住，发出的电点亮了千家万户，也带动了地方发展。为了支持电站建设，一些村民搬了家，但政府给他们盖了新的移民村，房子宽敞明亮，比以前的茅草棚好上百倍。我去移民村看过，家家户户有院子，院里种着花，老人在树下下棋，孩子们在广场上玩耍，脸上都是笑。

前些年的脱贫攻坚，更是让孔玉彻底变了样。“村村通”公路修到了每个村寨，柏油马路平平整整，小轿车能直接开到家门口；自来水通了，打开水龙头就有干净的水，再也不用去几里外的河边挑水；每家每户都建了卫生间，再也不是以前那种脏乱差的旱厕；以前的茅草棚、土坯房，全都变成了白墙灰瓦的新房，新村规划得整整齐齐，路边种着格桑花，看着就让人舒心。

产业也跟着发展起来了。政府根据孔玉的气候和土壤，引导大家种羊肚菌、花椒、苹果、茶树，建了一个个产业园。春天，茶园里一片新绿，采茶姑娘的笑声在山谷里回荡；秋天，苹果红了，花椒红了，羊肚菌卖出了好价钱，村民们忙着采摘、包装，脸上的皱纹里都藏着笑意。我算过一笔账，现在一户人家种几亩花椒，一年就能收入好几万，比以前种粮食强多了。网上卖各种农产品，再不担心卖不出去，附加值更高了。年轻人也不用外出打工了，在村里的产业园上班，既能挣钱，又能照顾家里。

现在的孔玉，再也不是那个穷山村，家家户户有小汽车，人人玩起了手机，学校里，孩子们穿着干净的校服，在宽敞的教室里用多媒体上课；村里的文化广场上，晚上会有广场舞，老人小孩都来凑热闹；卫生室里，有了先进的设备，小病小痛不用出村就能看；电商也发展起来了，村民们用手机就能把土特产卖到全国各地。去康定，开着自己的小轿车，走在柏油路上，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再也想象不出当年翻雪山、走悬崖的艰难。有一次，我带着城里来的孙子去看以前的“鬼招手”，那里已经修了观景台，游客们在那里拍照，惊叹着大自然的险峻。我给孙子讲起罗布的故事，他听得眼睛瞪得大大的，说：“爷爷，以前的人好可怜啊，现在多好。”我摸着他的头，看着远处的产业园和新村，心里想：是啊，多好。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了共产党的领导。是党把悬崖变成了坦途，把苦土变成了良田，把孔玉人从苦难里拉出来，过上了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好日子。

故乡的变化，是刻在大地上的史诗，是写在老百姓笑脸上的答卷。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孔玉人，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心里充满了感激。我知道，好日子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共产党带领着我们一锤一凿干出来的，是一代一代人奋斗出来的。往后的日子，孔玉一定会越来越好，因为我们走在正确的路上，身后有强大的祖国，眼前有光明的未来。

瑾以此文献给建州75周年！

作者：尹志富

编辑：杨雪‍‍‍‍

校对：卢雪英

责编：毛莉泓‍‍

审核：白马

监制：谭荣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