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身教职“上岸”即“躺平”？一项覆盖万名学者的研究揭示了真相

在阅读此文之前，辛苦您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在学术圈，终身教职就像一个围城，外面的人挤破头想进去，而关于城内的“都市传说”却从未停歇。

最流行的一种说法莫过于“上岸即躺平”——一旦拿到了这个铁饭碗，学者们就会失去奋斗的动力，科研产出断崖式下跌。

这个流传已久的迷思，究竟是现实写照，还是空穴来风的偏见？

今年，一篇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上的重磅研究，试图用前所未有的海量数据，为我们揭开这个谜题的真相。

来自西北大学、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与东北大学的7位研究者对来自15个学科的12611名拿到终身教职的学者及其科研成果进行追踪分析。

研究首先揭示了一个普遍存在于学术界的现象：在通往终身教职的道路上，几乎所有学者都在奋力冲刺。

数据显示，随着终身教职评审期的临近，学者的论文发表率会呈现出一条陡峭的上升曲线。而这条曲线的最高点，是在学者们获得终身教职的前一年。那是他们学术生涯中发表论文最高产的巅峰时刻。

然而，当学者们成功“上岸”，跨过终身教职这道门槛后，故事开始变得复杂起来，所谓的“躺平”并不能概括。

研究发现，学者们的科研产出模式出现了显著的学科分化，走向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在那些高度依赖实验室的学科里，比如生物学和化学，学者们在获得终身教职后，其科研产出水平几乎能维持在接近峰值的状态，甚至有一部分学者的发表率不降反升，出现了翻倍的情况。

他们的实验室就像一台精密的“永动机”，一旦启动，便能持续高效运转。这种模式下，首席研究员（PI）是核心，但科研工作的推进严重依赖于一个多层级的团队结构，以及源源不断的科研经费支持。博士生和博士后可以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开展初步实验，整个体系具有一种“自我运转”的特性。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非实验室学科。在数学、社会学、经济学、商学和政治科学等领域，学者们在经历了聘前的产出高峰后，获得终身教职后的发表率则出现了明显的回落。

这并非因为他们变得懒惰，而是由这些学科根深蒂固的科研“生产模式”所决定的。这些领域的研究，更多地依赖于学者个人长时间的“苦思冥想”，是一种偏向个体化的“孤独修行”。学生们很少会作为共同作者参与到论文的撰写中，整个研究过程的推进，与学者个人的心力投入和时间分配紧密相连。

这项研究有力地驳斥了“躺平”这一过于简单化的标签。数据显示，真正在获得终身教职后完全停止发表论文的教师，只是极少数。

有趣的是，在评审期临近时，不同学者间的产出差异会逐渐缩小，大家都在向一个标准看齐。可一旦获得了教职，这种差异又会再次被拉大，个体的选择和学科的特性开始显现。

如果说终身教职仅仅是为了维持学者的产出，那它的意义未免太过单薄。这项制度设计的核心初衷之一，是为学者提供一层保护，使学者们免受政治或宗教等外界因素的迫害，保障他们的学术自由。

这种由职位和经济收入稳定带来的安全感，旨在鼓励学者们跳出舒适区，去探索那些更具创新性、风险更高、短期内可能看不到回报的研究领域。

那么，这项制度真的达到它的目的了吗？研究给出了肯定的答案。数据表明，学者们在获得终身教职后，确实更倾向于将精力投入到新颖的高风险研究方向上。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在熟悉的领域里深耕，而是开始了一种“组合式”的创新策略。

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学者，会在获得教职后的五年内，涉足至少一个全新的研究主题。同时，约有三分之一的人会果断放弃至少一个自己过往的研究方向。

这种创新倾向，甚至体现在了论文的引用习惯上。研究发现，在获得终身教职后，学者们更倾向于将参考文献进行非典型的组合，将那些通常不会出现在同一语境下的文献联系起来，这本身就被视为一种创新性的体现。

然而，创新总是有代价的。研究也毫不避讳地指出了一个略显残酷的现实：学者职业生涯中那些被引用最多、影响力最大的论文（通常被定义为同领域引用排名前5%的成果），往往都发表在他们获得终身教职之前。而那些获得教职后所做的创新性研究，论文的引用率普遍要低于他们早期的成果。

这是否意味着学者们的研究质量下降了？研究团队给出了否定的回答。这恰恰说明了终身教职制度的成功。它成功地将学者们从一种为了“求生存”而不得不采取的、相对保守的科研模式中解放出来，推向了更纯粹的、为了“求真理”而进行的学术冒险。

衡量一位学者对社会的贡献，绝不能仅仅依靠论文数量或者短期的引用数据。终身教导制度所赋予的，正是这样一种敢于坐“冷板凳”、敢于探索无人区的底气。

尽管这项研究为终身教职的价值提供了强有力的实证支持，但它也诞生在一个对该制度充满争议和挑战的时代。

在美国，终身教职正面临着一场严峻的政治危机。例如，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公立大学的经费就曾遭到削减。在州层面，得克萨斯州和北达科他州甚至已经提出了终止终身教职制度的法案，而俄亥俄州也在重新审议可能削弱其保护作用的法案。

在学术界内部，对终身教职的批评也由来已久。评审标准模糊、过度强调期刊的影响因子、评审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种族偏见，以及该制度因难以清退不达标学者而导致的“一潭死水”问题，都使其饱受诟病。

在这样的背景下，这项新研究的发布，无疑是一把双刃剑。韦恩州立大学的健康经济学家舒珊·达娜古里安就表达了她的担忧。

她担心，这些复杂的统计数据会被那些无原则的评论者断章取义，用来中伤学术界。特别是社会科学领域产出下降的数据，很可能被利用，成为削减相关岗位、甚至全面废止终身教职制度的“弹药”。

终身教职，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标签。它不是“奋斗”或“躺平”的二元对立，而是一个深刻影响着学者职业生涯、科研产出模式和创新勇气的复杂系统。

这项覆盖上万名学者的研究，反出这个制度在不同学科、不同个体身上呈现出的多元面貌。

它既是产出高峰的催化剂，也是学术自由的压舱石。它鼓励了通往未知的冒险，也带来了短期影响力的“折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