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患肝癌，肿瘤科女儿没慌！从寸步难行蜕变为“抗癌明星”

在放疗科实习的那些日子，我见惯了仪器的嗡鸣与生命的流转，曾以为自己早已练就一颗 “专业的心”—— 冰冷的放疗机是工作伙伴，密密麻麻的检查数据是分析素材，就连书本上那些关于生存率的百分比，也只是需要精准记忆的考点。直到那一天，父亲宁春剑的 CT 报告被递到我手中，“肝部实性肿块占位” 这八个字像一把重锤，瞬间击碎了我所有的冷静。

那一刻，白大褂赋予的 “医学生” 身份轰然褪色，我不再是手握知识、能为患者分析病情的实习生，而是一个被恐惧攥住心脏的女儿。报告上的每一个字都像冰锥，扎得人喘不过气，原来课本里轻飘飘的 “肝癌风险”，落到自己亲人身上时，是如此沉重的绝望。

父亲的病，是我 “逼” 出来的。2017 年我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科实习，专攻放疗，每天面对的重型肝炎患者，总让我想起家里那位患了几十年 “老肝炎” 的父亲。医学知识在脑海里疯狂预警：我太清楚肝炎若控制不当，下一步可能就是肝癌。那种不祥的预感像藤蔓缠绕心头，我连夜打电话，强硬地要求父亲立刻来医院检查。

CT 结果出来的那一刻，实习积累的经验成了最残忍的预言 ——“肝部实性肿块占位”，我几乎能肯定，这大概率是恶性的。9 月，父亲在郑大一附院躺上手术台，2.5x2x1.5cm 的病灶被切除，但术后病理报告还是浇灭了我最后的侥幸：中分化肝细胞肝癌。

从手术台推下来的父亲，虚弱得让我心疼到发抖。“寸步难行” 从来不是夸张的形容 —— 他想站起来，必须两个人架着胳膊才能勉强撑住身体，每挪动一步都伴随着剧痛。可医生那句 “手术很成功，回家定期复查就行”，在我听来却满是无力的潜台词。

旁人听到 “成功” 会松一口气，但身为肿瘤科学生的我，却读懂了背后的隐忧：手术能做的都做了，接下来只剩等待 —— 等待下一次复查，等待可能突然降临的复发。那些曾经烂熟于心的 “3 年生存率”“5 年生存率”，再也不是抽象的数字，而是一块块压在我胸口的巨石。坐等命运宣判?绝不!我告诉自己，必须为父亲做更多。

转机，来自一位肺癌病友的悄悄提醒：“术后找个老中医调理调理，或许能防复发，我知道有位袁希福大夫，治肿瘤很有经验。” 这句话，像黑暗里透进的一缕光，让我重新燃起了希望。

2017 年 11 月 3 日，我先独自去了郑州希福中医肿瘤医院 “探路”。医院里没有冰冷的疏离感，那份 “以人为本” 的理念，让我悬着的心稍稍落地。打听好袁希福老中医的坐诊时间后，11 月 6 日，我搀扶着还没完全恢复的父亲，走进了诊室。袁老没有匆匆开方，而是仔细查看父亲的手术伤口，耐心询问饮食、睡眠，指尖搭在脉上细细感知，许久才郑重地写下药方。

谁也没想到，仅仅一个月后的复查，就迎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12 月 4 日，父亲坐在诊室里，声音比上次洪亮了不少，他拿着检查单激动地说：“甲胎蛋白、血常规、肝功全正常!CT 片子也看不出啥问题!” 效果摆在眼前，父亲的信心更足了，从此把遵医嘱当成了头等大事，尤其是 “忌口”，比谁都认真。他总跟我说：“口要是管不住，再好的药，也会被副作用抵消，可不能白费功夫!”

这份坚持，一守就是好几年。每年的复查报告，都稳稳地写着 “正常”，时间成了最有力的证明，一点点驱散着我们心头的阴霾。

转眼到了 2024 年 11 月 7 日，距离父亲确诊已经过去七年。这一天，父亲受邀参加 “郑州希福中医第六届百位抗癌明星康复经验交流大会暨 2024 龙年中国行南阳站” 活动。当 “抗癌明星” 的绶带披在他肩上时，父亲眼眶泛红，笑着说：“以前觉得‘明星’都是高高在上的，后来我琢磨，‘癌’是病字头，可‘明星’是有品味的人站在高台上。今天我能当上这个‘抗癌明星’，最该感谢袁希福院长 —— 是他让我的病有了‘转机’，让我的命能继续往前走!”

我也去了现场，看着台上满面红光的父亲，百感交集。我走上前，给了袁希福老中医一个深深的拥抱。这个拥抱里，有感激，有庆幸，有太多说不出口的话。白大褂与布衣相拥，西医的精准与中医的仁心在此刻交汇，那些关于治疗方式的界限悄然模糊，只剩下对生命最纯粹的敬畏与守护。

八年抗癌路，父亲从术后寸步难行，走到了如今成为 “抗癌明星”;而我，从课本里学习医学知识的实习生，真正走进了生活的考场。当曾经让我焦虑的 “3 年生存率”，变成父亲脸上真实的笑容;当放疗科里那些送别的无奈，化作此刻紧紧相拥的温暖，我才终于懂得：医学的重量，从来不是书本上的知识点，而是能为所爱之人扛起生命希望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