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AI技术永远无法取代有故事感的主播？｜一位外国有声书主播的自白

近期共读

⬆️点击查看⬆️

26期春夏季招募，即将满员

相关付费文章：

我小时候几乎看不到电视。我母亲在停车场的一次顿悟以及随后皈依的福音派信仰，导致她对《宇宙巨人希曼》和《蓝精灵》产生了反感（一集关于蓝妹妹和巫毒娃娃的剧集更是彻底敲定了这件事）。取而代之的是，我们读书，读成堆成堆的书。每周我都会从图书馆拖回一摞书，大部分是黄金时代的科幻和奇幻作品：《基地》系列，还有海因莱因和尼文的作品，塑造了我最早的文学品味。

我沉醉于这种思辨想象。我曾想象一个自动化将取代苦役的未来，将我们解放出来从事创造性的追求。我从未想过机器会来抢夺我的书和我的声音。

我父母在我18个月大时离婚，父亲搬去了加利福尼亚。他是一名演员和电台音乐节目主持人，是技术和早期家用录音设备的早期采用者。他会录下自己读书的声音，用磁带邮寄到远在伊利诺伊州乡村的小镇。我会急切地蜷缩在我房间里的费雪牌磁带播放器前，聆听我父亲的声音，这声音虽与他身体分离，却又神奇地存在，将我运送到另一个世界。人类声音的力量，即使不完美地转录在磁带上并通过劣质扬声器播放，也是足以改变人生的。两个组成部分：一个人类的灵魂，和一个故事，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了某种新的、有意义的东西。

受到追求讲故事梦想的启发，我发现了戏剧以及在舞台上、在众人目光的海洋中演绎故事的乐趣。高中时，我加入了演讲队，专攻“散文释读”。让我母亲颇为不安的是，我在大学选择了表演，学习戏剧，毕业后搬到芝加哥，我追求任何我能找到的讲故事的形式：商业广告和电影试镜、画外音和戏剧表演。

2005年，我试镜了我的第一本有声书，那是一部长达500页的宏大历史小说，重新讲述了罗宾汉的传说。我意识到有一个完整的产业存在，其核心正是声音与故事这种美丽而简单的结合——我上瘾了。

如今，我已为大大小小的出版商讲述了800部作品，涵盖了各种类型和风格。这令人振奋，也令人精疲力尽，而我愿意至死都过着这种文学生活，延续我父亲的梦想，尽管他已不在人世，无法听到。1993年，我上高一前的那个夏天，我的父亲和他的妻子在一场车祸中丧生。由于时间的流逝和童年时没有对保管这些很上心，我的磁带收藏已缩减到只剩一盘承载他声音的磁带。那是一盘泛黄的麦斯威尔塑料磁带，上面有手写的标签。里面是一个我认为是他写的俗气又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叫做《汉普顿宫的召唤》，包含了80年代巅峰的音效、特雷门琴的哀嚎，除此之外只有他的声音。

在2020以前的数年里，有声书行业一直经历着即将到来的“机器人末日”的传言。亚马逊的Kindle有一个朗读功能，可以用其合成语音朗读任何电子书。各种小公司也尝试过机器生成的声音，但它们从未真正流行起来。一个主要的补救因素是，亚马逊的有声书部门Audible，作为有声书的头号分销商和销售点，不允许非人类声音出现在其平台上。确实，自成立以来，Audible一直声称要放大人类讲故事的力量。我们中的悲观者怀疑，他们只是在强制执行这项政策，直到他们能找到方法将自己开发的机器人声音货币化。我们是对的。

2023年11月，机器人的闸门打开了。Audible首次允许机器声音（仅限于他们自己的）进入其平台。Audible将其称为“虚拟语音”，为Kindle直接出版（KDP）作者提供了一键创建有声书的功能（被一些人称为“AI有声书”）。一个月内，超过10,000本机器人录制书籍被上传并出售。这个数字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几个月内就超过了50,000个毫无灵魂的“表演”。在写这篇文章时，这个数字徘徊在60,000左右。

我经常为想要进入这个行业的学生教授有关有声书的课程，我向他们强调的第一件事就是从事这项工作的荣誉感。讲故事的能力是使我们成为人的原因。30万年前的第一批智人就在篝火旁讲故事。用乔纳森·戈特沙尔（Jonathan Gottschall）创造的术语来说，我们是“叙事人”（homo fictus），或“讲故事的动物”。如今演播有声书是最接近那种原始艺术形式的事情。一个人，一个声音，为另一个人编织一个故事。

企业用机器取代艺术创造者的冲动是深度反人类的。这是一个古老的故事：我们总是试图将创造力机械化，并移除复杂的人类情感。在约翰·亨利（John Henry）的寓言中，一个人的生计受到机器的威胁，他为捍卫它而工作至死。

一个人只不过是一个人

但在我让你的蒸汽钻打败我之前

我宁愿手里拿着锤子死去。

约翰·亨利以可怕的代价赢得了那最后一场比赛，但听众知道，约翰·亨利内心深处也知道，那是我们最后的喘息。然而，机器不需要呼吸；它将见证约翰的最后一次呼吸，它不会哀悼，因为机器生来就不会哀悼。

现在那个发明蒸汽钻的人

以为自己很了不起。

Eleven Labs 是引领人工语音浪潮的科技初创公司之一。通过上传一个简短的样本，他们可以生成一个听起来令人信服的克隆声音。我父亲声音的音频克隆对我会有同样的意义吗？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每收到一盘磁带，就好像收到了父亲的存在。他的声音，纯粹而孤立，穿透我的孤独，对我说话。尽管困难重重，一系列声波撞击我的鼓膜，创造了意义。不仅仅是意义，它创造了关系。

我内心挣扎着是否要这样做。当我教授有声书课程时，我告诉学生，页面上的文字是低垂的果实，每个主播/演员真正的宝藏和目标则是潜台词——那些没有说出来、没有写下来，而是通过词语间的沉默被吸收的东西。

当一本书被大声朗读出来时，一种双重的艺术形式就实现了，书被主播诠释，主播充当了听众的透镜。就像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有许多不同的制作版本，每个版本都因演员和剧院而独一无二，每本书的每一次朗诵都是一次独特的表演。在准备手稿时，我告诉我的学生要问“爱在哪里？”每一本书都源于爱，每一个被讲述的故事都有其原因。我告诉他们，即使在第三人称小说中，那个第三人称也是一个人。他们是谁？给他们命名，说出他们为什么讲述这个故事，他们在对谁讲述，以及为什么是现在。在我们的世界里，不存在全知叙述者这样的事。

一位同行主播曾分享过一个例子，她演绎了一本关于一种罕见癌症的枯燥技术性书籍。她很难找到“切入点”，于是她试着去读这本书结尾的致谢部分（这是我们很少在音频版本中包含的部分）。在感谢了家人和代理人之后，作者透露了一个事实：她小时候，她的母亲就死于这种癌症。这就是核心和潜台词。

听我父亲说话，我听到了潜台词。有时，当一个众所周知的故事，比如《圣诞前夜》，被他独特的声音天赋演绎得特别时，我会感到惊喜。他通过改变诗句来结束这首诗：“祝大家圣诞快乐，祝亚当晚安！” 然而，在任何时候，我都理解文字之下是什么，是什么将意义传递给我。每盘磁带上隐藏的信息，那永恒不变的，是每个小男孩都渴望在父亲声音中听到的潜台词：“我爱你。”

我的父亲给我讲故事。他爱我，他给我讲故事。他的故事在加州一条孤独的高速公路上撞到一棵树时戛然而止。我在清晨被楼上的电话铃声惊醒，匆忙的脚步声和激烈的低声交谈。我记得听到我的小弟弟惊呼：“我去告诉亚当！”而我母亲阻止了他。我走上楼梯，看到她的身影轮廓出现在楼梯顶端。

后来她和我一起躺在床上，在黑暗中伸手抚摸我的眼睛。它们是干的。他离开我太早了，无论是离开我母亲和我们的家，都造成了至今仍无法愈合的创伤。我给自己讲述关于这些创伤的故事，以与之共存并理解它们。那些赋予它们意义的故事。十年来，任何深夜的电话都会引起恐慌。令我深感羞愧的是（这也是我几十年来认为自己内心世界已无可挽回地破碎的原因），我脑海中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是“再也没有圣诞礼物了”。

当我们在他的公寓里整理他的遗物时，我真希望我当时足够成熟，能保存下重要的东西。但我没有。我保存了他的旧漫画书和杂志，用VHS录下了HBO的电影。杂志大多是旧的恐怖电影粉丝杂志（后来因为加湿器事故很快溶解成一堆纸浆），电影如《古怪钱坑》（The Money Pit）和《霹雳5号》（Short Circuit）。那堆漫画书我当时确信价值连城，如果他没有在大多数超级英雄脸上画上小胡子和络腮胡的话，可能确实如此。

一本特别的早期《银影侠》刊物引得我们当地漫画店老板失望地咂嘴，因为封面的主角被涂上了格劳乔·马克思式的面部毛发（一家至今我母亲仍称之为“魔鬼商店”的店）。都只是一些小摆设，随着岁月的变迁，全都消失了。虽然我对此毫无记忆，但我母亲提醒我，我从他的床头柜里拿出了一袋白色粉末。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在方向盘上睡着的故事可能不是真的，肯定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在46岁的年纪，我拥有的关于他的一切只有模糊的记忆和一盘磁带。

一台机器能讲述一个父与子的故事，并赋予其意义吗？在表演和演绎中，我们谈论意图。作者的意图以及我们自己在演播时的意图。机器不会有意图。机器不能讲故事，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是它没有身体。故事源于具身的智慧。关于傲慢人类创造智能的标志性故事，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源于一位19岁女性的声音。

该书200周年纪念版的编辑们声称“只有玛丽，凭借她的身体经验和具身智慧，才能如此深刻地写出《弗兰肯斯坦》。”她的故事源于围绕“关于生命定义的活力论争议”的辩论，这是一场永恒的辩论。今天，程序员们声称他们的人工智能创造物已经获得了感知能力；谷歌解雇了一名声称他们的聊天机器人已获得自我意识的高级开发人员。他们让电流涌过由从别处窃取的部件拼凑而成的创造物，并哭喊着“它活了！”

在最近的一个项目中，马修是我在一个多角色配音制作中配音的主角，他的儿子在一次泳池派对的溺水事故中丧生。在演绎时，我被一位父亲的悲痛打了个措手不及。我任泪水流淌，含着泪演绎。我自己的父亲和孩子们融入了作者的故事，我的情感生活得以扩展。我想象中的恐惧，因一时疏忽而失去孩子的可能性，所有这些都结合在一起，让我喘不过气来。我的声音在几近耳语中变得紧张。麦克风记录下了一切。

我那结结巴巴的呼吸和浓重哽咽的声音能被机器模仿吗？也许可以，但没有机器能模仿我的想象力或涌过我身体的记忆，或感受湮灭的恐惧。没有机器会因它所读的内容而改变。急诊室里哔哔作响的设备和咔嗒作响的风箱徒劳地试图挽救马修儿子的生命，却无法让他恢复呼吸。

民间传说中充满了非自然之物取代自然之物的故事。关于在家庭摇篮中发现被安顿好的“被掉包的孩子”。日本科学家森政弘（Masahiro Mori）在1970年创造了“恐怖谷”一词，来描述早期机器人工业中的一种现象。当一个试图复刻人类的机器看起来和/或行为很像人类，但又不太像时，就进入了恐怖谷。

1769年，奥地利的沃尔夫冈·冯·肯佩伦（Wolfgang von Kempelen）建造了一个他称之为“机械土耳其人”（Mechanical Turk）的设备，并在欧洲巡回展出，这个能够下棋甚至击败人类的自动化机器让宫廷和贵族们欣喜若狂。当然，后来人们发现，机器里藏着一个侏儒，操纵着土耳其人的游戏。

虽然土耳其人相对知名（甚至将其名字借给了亚马逊的远程零工项目），但不太为人所知的是，同一技术展览中还有一个机械喉，由一系列橡胶凸缘和风箱组成。它预示了森政弘的恐怖谷，与会者声称听到类似人类的奇怪声音时，一种“不安的感觉”充满了他们。观众们“在沉默和惊愕中面面相觑，在最初的时刻，我们都因恐惧而起了鸡皮疙瘩。”

从技术上讲，人工智能语音算法可以创造新的东西，但它内部没有需要表达的自我。作家香农·瓦洛（Shannon Vallor）在她的书《AI之镜》（The AI Mirror）中捕捉到了这种差异：

人工智能工具可以创造一首新的水手号子、一个新的雕塑或一个新的抽象形状。但它通过这些能表达什么？表达是拥有内心需要出来的东西。它自己奔涌而出：从你的嘴、你的横膈膜、你的手势、你有节奏的摇摆中出来。或者你把它拉扯出来——因为它抗拒翻译，抗拒表达。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没有什么需要说的，只有一个指令，即添加一些统计噪声，将现有模式弯曲到一个新的方向。它没有需要表达的对世界或自我的物理、情感或智力体验。

早在亚里士多德时代，我们就知道声音和灵魂是交织在一起的：“现在，声音是一种有灵魂之物的声音。产生冲击的东西必须有灵魂，并且必须伴随着想象的行为，因为声音是一种有意义的声响……”

哲学家姆拉登·多拉尔（Mladen Dolar）在他的著作《声音别无他物》（A Voice and Nothing More）中注意到了这种现象。他描述了“听觉声音”（acousmatic voice），它是“一个人们看不到其来源的声音，一个无法识别其起源的声音，一个人们无法定位的声音。它是一个寻找起源、寻找身体的声音……我们可以立即看到，没有身体的声音本质上是怪异且可疑的。声音是灵魂的血肉，是其不可根除的物质性，灵魂永远无法摆脱身体。”

2024年初，在Audible将其虚拟语音强加给公众三个月后，我在参加葬礼时感染了病毒，虽然感染很快清除，但随后我的喉咙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紧绷感。在短短一天之内，我能发出的微弱声音变成了极为紧绷且微弱的低语，而且只有我中音的某个特定八度音阶受到影响。

我很快意识到这不是通常感冒引起的失声。没有充血或蛙鸣般的嘶哑声。我的喉咙感觉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扼住了。我与一位专攻演员和歌手治疗的耳鼻喉科医生预约了就诊。在我被麻醉后，他将内窥镜滑下我的喉咙。我可以看到旁边显示器上我粉红色喉咙的隧道视野图像。我深吸一口气，他把内窥镜直接放到我的声带前。他让我持续发几个元音音符并哼唱一些音调，这似乎证实了他的怀疑。“你的声带有一些神经损伤，尤其是单侧。”他给我看了我的声带一起振动的视频，一侧明显不同步。

立刻，熟悉的自由职业者的恐惧涌上心头。虽然有些书的日程安排比较灵活，可以推迟，但我每个月需要录制一定的最低数量来支付我们的账单。如果出版商不再雇用我怎么办？

我所感受到的疼痛和不适是我喉咙里所有的小肌肉试图“强迫”发出声音，以过度补偿声带正常功能的缺失。预后是模糊的。是神经相关的问题，可能在一个月内完全康复，也可能需要数年时间。耳鼻喉科医生建议进行言语治疗，包括一套通过不同直径的吸管哼唱和用手持小振动器按摩喉咙的方案（虽说这个小振动器从亚马逊的评论来看，本身应该不是用来做这个）。

令人沮丧的是，这个过程很慢，但确实有帮助。但即使现在，两年过去了，疼痛依然存在。长时间的演播工作会冲击我的喉咙，一种从未真正消失的悸动。我演绎时带着“跛行”。

与我脆弱的生物仪器不同，AI语音永远不会生病。它永远不会遭受声带麻痹；它永远不会在精力或能力上有丝毫状况波动，可以24/7不停地演播文本。它也永远不会从苦难中学习。它永远不会体验激动或悲伤。它会不停地驱动它的蒸汽锤，尽管人类在它身边成群结队地死去。嗓音老师J·克利福德·特纳（J. Clifford Turner）写道：

主播是作者和听众之间的纽带。他或她的声音是作者作品得以体现的手段，是思想和情感流动的主要渠道。事实上，他/她的声音是一种工具，一种高度专业化的工具，由主播的智力和情感激活和演奏，而这两者都受到他能够施加于作者创作的想象力力量的刺激。主播不仅必须遵守最严苛的诚信标准，而且对作者……和他的听众承担着明确的责任。

只有人类才有能力为他人的创造性工作感到负责。

Audible推出虚拟语音后，一年内又对其语音克隆程序进行了 beta 测试。他们ACX平台上的主播可以选择加入，克隆自己的声音，然后作者或版权所有者可以选择使用该主播的克隆声音，而不是人类本身，无论是出于价格原因还是日程安排原因。在写这篇文章时，补偿模式尚不清楚。从双方来看，这背后都有残酷的商业逻辑。

如果某个主播在某个类型中非常受欢迎，并且作者知道光是他们的名字就能卖书，那么这位主播的声音克隆可能会相应地受欢迎。大多数全职主播一年大约能录制五十本书。声音克隆将使著名主播能够每年制作数百本书。事实上，他们能制作的作品数量没有理论上的限制。作者得到了著名主播的冠名，主播则获得稳定的分成。

作为一名全职主播，我的日程通常排到两到四个月后，所以我经常拒绝那些需要比较紧急的书籍和试音。那些项目会交给其他主播，而我也经常受益于别人不得不推掉的项目。然而，在新的AI经济中，没有理由让一个被克隆的主播拒绝工作。因为资本主义会资本化，知名人士和名人将逐渐获得绝大部分工作，将中产阶级主播挤出收入和工作的行列。

我不仅要与其他人类主播及其克隆人竞争，甚至还要与死者的声音竞争。克隆一个声音只需要30分钟的清晰音频，而已经去世的主播有数千小时的纯净音频供AI挖掘。在一个著名的案例中，演员爱德华·赫尔曼（Edward Herrmann，因在《吉尔莫女孩》中的常驻角色以及《船上男孩》、《坚不可摧》等作品的多产主播而闻名）于2014年去世。他的遗产管理机构克隆了他的声音，现在正在用一个僵尸主播制作作品。随着年长的主播去世，不死军团只会不断壮大。

人类很少放弃自动化。在其关于勒德运动的权威历史著作《机器中的血》（Blood in the Machine）中，布莱恩·梅琛德（Brian Merchant）指出了自动化本身不可避免：

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逻辑确保了任何节省劳动力、降低成本或增强控制力的设备最终都会被投入使用，无论这些技术将如何扰乱社会构成。可以将其视为寻求利润自动化的铁律：一旦出现了一种诱人的、用机器或程序来消除成本的方法，它就会被部署。

梅琛德主要写的是体力劳动的自动化，即19世纪英格兰的动力织机和梭子。然而，同样的盈利逻辑也会吸引出版商：合成声音将降低成本，实现控制，并节省劳动力。然而，资本主义机器很难量化体力劳动和艺术创作之间的区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我作为人类在时间和日程安排上的限制，我不得不拒绝了为Hachette Audio演绎《机器中的血》的试音。

在我的主播社群中，有两种经常被重复的论点：我们只需要适应这项新技术，以及AI“只是一种工具”。第一种观点认为，表演者总是需要适应技术变革。支持者经常将此与过去转型的比较，谈论杂耍演员转型到新奇的无声电影，无声电影演员艰难地进入有声电影，一直到动画配音和动作捕捉技术出现。

这未能考虑到的是，我们经历的并非一种新媒介，我们正在目睹一场巨变，不是精细化而是彻底取代，并没有一种新的技术驱动的电影类型或表演风格，让演员仅仅需要调整他们的创造力去适应，学习新的表演风格和模式，而在此之下，脆弱性和表达这一表演的核心保持不变。声音克隆可能是一种对商业模式的适应，但不是对表演本身的适应。

除了“适应”之外，另一个经常被抛出的主要比喻是AI“只是一种工具”，它仅仅是演员工具箱中的众多工具之一。对此我的回答是，确实，我可以想象一个主播使用AI工具来简化他们的发票流程，使用他们录音软件的AI插件来帮助改善音质，使用先进的算法来分析文本和创建角色摘要，但用破碎的阴影取代主播的声音并不算“工具使用”，它属于不同的类别，它是用死物替换活物。

Audible公司传递的信息则并不明确。2023年，我收到了Audible Studios（Audible的人工主播部门）寄来的一份非常不错的节日礼物，是一套Apple Beats耳机和个性化日记本，装在一个由当地视觉艺术家设计的非常有创意的盒子里。他们的便条上写着：“我们颂扬鼓舞人心的故事的力量。我们想感谢您成为让故事栩栩如生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的声音毕竟不是那么“不可或缺”：同年晚些时候，他们推出了虚拟语音，这一举措是被特定设计以来削弱人类讲故事的影响力。同一个生物的两条触手，目的相互矛盾。

距离我的声带麻痹已经两年了，我不再能以同样的耐力进行演播。如今在麦克风前长时间工作会导致喉咙肌肉酸痛，感觉像是被一个非常小的地精踢了喉部。我的言语治疗练习仍在继续，现在已成为我日常仪式的一部分。然而，我心存感激：感激我能讲述的故事，因为它们每次都重新提醒我，我是人类，我会受苦，并且我不会永远活着。

晚上我一直大声地给我的三个孩子读《魔戒现身》（The Fellowship of the Ring），这是我童年时期的一本非常重要的书。他们是敏感的孩子，对托尔金文中戒灵的描述感到害怕。我的小儿子至今对山姆不得不把他忠实的矮马伙伴比尔留在摩瑞亚门口感到沮丧。他从上铺床的板条间偷看我，眼睛睁得大大的，完全沉浸在故事中。我在这里，活着，存在于此时此刻而非他时，通过一个故事与我的家人联系在一起。这就足够了。

在听过合成声音并目睹我的同行主播将整个灵魂倾注到他们的艺术中之后，我知道我们永远不会被完全取代。我再次聆听我那唯一珍贵的磁带中父亲的声音，现在为了保存已数字化成MP3。

Eleven Labs以非常合理的价格提供他们的语音克隆服务。我可以把这个MP3文件发给他们，体验我父亲对我说话。但克隆我父亲声音的想法让我感到厌恶。我记得他的笑声，他的微笑，他和我的继母在黑暗中牵着手，穿过汽车的中控台，轻声唱着“让我告诉你关于鸟和蜜蜂，花和树，天上的月亮，还有一个叫做爱的东西”，而我躺在后座上假装睡觉。

这些记忆和他的声音都经过了痛苦和时间的过滤，我几乎认不出磁带里的声音了。关键是：这不是关于声音。大多数刚进入有声书行业的新人都告诉我：“每个人总是说我有一副好嗓子，所以我应该试试演播。”我告诉他们，这与他们的声音无关，而是关于讲故事的能力。将我父亲的声音召唤回来，无异于情感上的自慰。除了我自己的潜台词之外，不会有任何潜台词，那将是空洞的。我渴望（并且永远不会）在他声音中听到的，仅仅是“我为你感到骄傲”这句话。

对于我的生活、我的职业生涯、我的故事，只有一种反击方式。我们不应模仿勒德分子，拿起锤子砸碎取代我们的机器（新的动力织机生活在云端，有什么可砸的呢？）不，像约翰·亨利一样，锤子就在我们手中，我们的锤子是最古老的方式，也是最好的方式。它是定义我们这个物种的东西。那就是讲述我们的故事。AI语音是非自然的孩子，只配被留在山坡上呜咽至死。

玛丽·雪莱在200多年前就明白了这一点。在所有地方和时代的每一种文化中，我们都知道要避开看似人类但非自然的东西，欧洲民间传说中摇篮里被掉包的孩子，回望着我们的怀疑目光，日本的狐妖（Kitsune），波兰的玛穆娜（Mamuna），威尔士的换婴（plentyn cael）和伊博族的奥班杰（ogbanje），低语着非人性的魔像（golem）。玛丽·雪莱对它们有一个术语，今天同样适用。我们称它们为怪物。

如果我们将人性外包，我们会失去什么？一点一点，一个故事接一个故事，这会使我们变得贫乏。温德尔·贝里（Wendell Berry）说：“机器经济已经点燃了人类灵魂的家园。”我们如此害怕被变成回形针，被插入荚舱作为人体电池，或者我们的头骨被钛合金脚压碎，以至于我们错过了将我们的艺术和创造力外包给算法的更阴险的危险。如果我们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我们的AI霸主还有什么可以征服的？将不会有起义，不会有勇敢的抵抗，相反，更具悲剧性的是，我们将一点一点地把一个故接一个故事拱手相让。

作者：Adam Verner

编译：蛮蛮

来源：Lithub

文章内容仅供个人阅读、交流

不代表平台立场

加入俱乐部，即刻参与创建自己的文学项目

俱乐部当前价位仅剩 2 个席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