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续第三国际使命的苏共中央国际部经历了怎样的历史沿革（下）

1948年，日丹诺夫去世，莫洛托夫失势，马林科夫权力上升。失去高层人物支持的苏斯洛夫受到波及，对外政策部职能也被削弱，于当年7月更名为对外关系部，又于1949年4月更名为对外政策委员会。由波诺马廖夫出任第一副委员长。

波诺马廖夫全名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波诺马廖夫，1905年出生于帝俄梁赞省扎莱斯克市，1926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进入中央宣传部工作，此后一直从事意识形态工作。据几位不同的苏联政治人物回忆，波诺马廖夫在马列理论和文字写作方面也是个天才。

1928年，波诺马廖夫进入“红色教授学院”学习。这个“红色教授学院”表面上专职培养人文社科理论人才，实际上在列宁逝世后，成为斯大林一派批判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派的思想斗争策源地，直接奏响了后来“大清洗”的前奏曲。想必波诺马廖夫在上述批判运动中功劳不小，竟在1932年毕业时原地担任“红色教授学院”副院长。

1934年，波诺马廖夫转任莫斯科州委党史研究所所长。1937年，波诺马廖夫进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开始接触苏共对外联络工作。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38岁的波诺马廖夫失去实职工作岗位，辗转多个部门，继续从事理论研究和党际联络工作。

1947年9月，在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铁托的倡议下，苏联、南斯拉夫、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法国、意大利等9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波兰举行会议，成立了旨在加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合作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情报局设在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

铁托的本意是想恢复第三国际，遭到斯大林等人反对后，就退而求其次，成立了这个情报局。情报局效仿第三国际，主要任务是交流革命经验，必要时在协商的基础上协调各个党的活动。情报局成立以后，随即创办机关刊物《为了永久和平和人民民主主义》。随后，波诺马廖夫同志奉调担任这家刊物的主编。

1948年，苏联与南斯拉夫关系破裂。1949年4月，苏共中央对外关系部更名为对外政策委员会，波诺马廖夫被任命为委员会第一副委员长。对外政策委员会组织了对南共领袖铁托的批判。波诺马廖夫的文笔优势再次得到发挥。十年后，苏共与中共交恶，波诺马廖夫驾轻就熟，在苏斯洛夫的领导下，与安德罗波夫一道，与中共“十年论战”。

1952年，对外政策委员会改名为“外国共产党联络委员会”，1953年，又改名为“外国共产党联络部”。1954年，波诺马廖夫担任外联部部长。

1957年，赫鲁晓夫对外联部有了自己的想法，将其一分为二，成立“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联络部”和“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联络部”，分别由安德罗波夫和波诺马廖夫担任部长。在1961年的苏共二十二大上，两人双双荣升中央书记。

赫鲁晓夫作出这样的人事安排，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安德罗波夫在匈牙利事件中展现出耀眼的改革意识，让他负责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的联络工作，有利于号召他们和苏联一起破除斯大林主义，推动本国改革；波诺马廖夫是公认的苏斯洛夫同类人，思想相对保守，让他负责资本主义国家兄弟党的联络工作，有利于鼓动他们发起革命，创造条件夺取政权。

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各种被赫鲁晓夫拆开的机构重新走向合并，对外联络部成为其中之一。1967年，安德罗波夫调任克格勃主席后，波诺马廖夫开始执掌新成立的、合并了两个联络部的苏共中央国际部，全面负责与各国共产党的联络工作，鼓舞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

然而，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苏联外交的主旋律是缓和，不是掀起世界革命。苏联外交界唱主角的是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及其领导下的外交部。面对这一现实，波诺马廖夫仍然坚持理想，对“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世界革命满怀信心和使命感，坚决要把事业推行下去。在苏斯洛夫的支持下，波诺马廖夫着重对亚非拉一些国家的亲苏政党展开密切联络，予以经济和军事援助，鼓舞他们共同的世界革命。

掀起世界革命需要外交人才，缺人才咋办？波诺马廖夫想到的是去外交部挖。1970年，舍甫琴科回国，波诺马廖夫邀请他来苏共中央国际部，并对他封官许愿。舍甫琴科既没有拒绝，也没有答应，而是托词要向自己的上司葛罗米柯请示。波诺马廖夫是中央书记，舍甫琴科不敢得罪。

舍甫琴科不喜欢苏共中央国际部大谈世界革命的作风，内心深处更愿意从事外交部的缓和战略。更何况，葛罗米柯已经邀请他担任外交部长顾问。给大领导当秘书，还怕没有似锦前程？

后来，葛罗米柯听了舍甫琴科的汇报，冷冷地问他怎么考虑。舍甫琴科回答说愿意留在外交部，并对葛罗米柯的聘任身怀感激。葛罗米柯听罢，当场就拨通波诺马廖夫的电话，明确告诫他，以后别再挖外交部的墙角。

从1970年起，舍甫琴科跟随着葛罗米柯，开始了对西方缓和的各项工作。他们克服了党内各种强硬势力的干扰，包括来自军方的压力和来自苏共中央国际部的抵触，终于在勃列日涅夫的领导下，在尼克松总统任内将苏美关系推向缓和。他们为此也付出了代价。葛罗米柯和外交部的其他几位领导、包括舍甫琴科等人，被党内一些势力扣上了“亲美派”的帽子。

没办法，在苏联这样的国家，想做好一件事，推动一项正确的事业，总会有另一些人在旁边说坏话、唱高调、抛冷眼、看笑话。但是，你要指望这些人为国家和人民做一些真正有益的事，那就绝无可能了。

好在勃列日涅夫是一位比较讲义气的领导，不是那种功劳归自己，过错归手下，部下受到攻击就躲到一边的人。勃列日涅夫力挺葛罗米柯，1973年还擢升他为政治局委员，参与党和国家最高决策。

一般情况下，秘书在领导身边干个两三年，就该外放主政一方。外交部情况特殊，若想重点培养，就必须积攒充分的异国人脉，只有外派去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才能丰富履历，为以后担任更高的外交职务奠定基础。葛罗米柯和多勃雷宁的成长道路皆如此。

以舍甫琴科的工作经历，若去当大使略显资历不足，难以服众，想培养他必须另谋别处。1972年，在葛罗米柯的建议和推荐下，舍甫琴科被联合国任命为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