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遇刺与中日停战

作者：吉辰

李鸿章遇刺

从中国历史的经验出发，出使敌国向来是一桩极有风险的差使，西汉苏武、北宋李若水、南宋洪皓、南明左懋第都是读书人耳熟能详的例子。不过，李鸿章似乎没有顾虑自己是否会有危险。接到奉派出使的密谕当天，他的女婿张佩纶在日记中写道：“雪中内人（引者按：李鸿章之女李经璹）归省，合肥殊坦然，不以为危。”不过，他在谈判国家大事的同时，也将家人的安危挂在心上。二月二十五日，他从马关向天津发出了一份简短的电报：“不允停战，家眷速行。”他的心态，与那些送家眷回老家的京官也没有什么不同。然而，日军并未威胁到他在直隶总督衙门里的一家老小，遭难的却是他本人。

二月二十八日是个春光和煦的好日子，枝头的樱花将开未开。下午四点四十分左右，李鸿章照旧乘轿从春帆楼返回寓所。尽管这已是第三次会谈，窄窄的路上还是观者如堵。经过一家杂货店门口时，道路右侧忽然有一名衣衫褴褛的年轻人越众而出，拦住去路，左手按住轿杆，右手从怀中掏出手枪，抬手向轿中扣动了扳机。当时李鸿章眼镜戴得稍低，子弹打碎左边镜片，击中左眼下方。顿时，血如泉涌，溅满他的头品官服。这身血衣后来被他携带回国，在他逝世后被保存在墓地的享堂里。其中的黄马褂，在1928年的战乱中不翼而飞。十年后，另一件长袍也在日军攻占合肥时遗失。

轿外自是乱成一团。轿夫吓得不敢前行，负责护卫的日本警察促其前行，并拔刀驱散行人，将轿子拥入引接寺。在这生死一线之际，李鸿章却是不失大臣气度。有目击者回忆，他被刺后“立即以右手的长袖掩住伤口，并无震惊的神色，态度泰然自若”。科士达也记载：“总督没有被枪击吓住，而是端坐不动，冷静地要一个轿夫给他手帕来止血。”

刺客开枪之后企图逃走，但被宪兵与警察当场擒获。他的凶器是一柄五连发左轮手枪，弹膛里尚有四发子弹。讽刺的是，行刺地点正在日方为保护李鸿章安全而设立的宪兵分队驻地门前，近旁还有一处派出所。

清政府全权大臣被刺，不啻是马关的一场地震。事发后不久，“日官来问伤状者络绎不绝，寝室前后甬道游廊皆满”。陆奥当时正与李经方一同商议明日的谈判事宜，闻讯立即让对方回去照顾父亲，自己先给伊藤报讯，随后一同前去慰问李鸿章。

图14：一名目击者绘制的行刺地点示意图，圆圈为刺客被捕之处，“交番”即派出所。采自江村房次郎《目擊者が語る小山事件》，第50页（下関郷土会編：《郷土》第13集，1967年）。

图15：李鸿章遇刺时乘坐的轿子，日文“硝子”即玻璃。采自《新聞集成明治編年史》第9卷，第225页（本邦書籍1982年版）。

关于李鸿章的伤势，马关的军医当时开具了一份诊断书，翻译于下：

诊断证书

清国钦差头等全权大使李

年龄七十三岁

检查创伤部位，距左下眼窝缘中央下方一厘米处有口径约八毫米之射入口，口缘皮肤稍稍烧焦变褐，呈锯齿状。左眼睑浮肿，呈紫红色，眼裂为之变狭，眼球无异常。左鼻腔及上唇有少量凝血附着。以探针插入，上颚骨有口径约一厘米之创口，深约四厘米。稍向内下方，又以奈拉顿氏探针探测创底，不能触知弹丸。体温三十七度三分，脉搏七十八，无脑症状。

明治二十八年三月廿四日

下之关要塞病院长陆军二等军医正 古宇田信近（印）

根据国际法，使节的人身安全应受到所在国的保护。李鸿章身受的一枪，无疑会令日本在外交上陷入极大的被动。伊藤与陆奥当时沮丧地表示：“此次事件，比起一两个师团被打败更让人难堪。倘若兵败，还能够转败为胜；而此次事件实在棘手，令人忧虑不已。”在后来将停战问题提交阁议的公文中，伊藤把行刺事件的意义说得更加明白：

由于有此次不测之凶变，使清国在乞求干涉上得到最大口实。对此，彼方将必然要说：我方为了殷切请和，虽两次简派使臣，然日本托词于国际惯例，予以排斥，及至第三次遵循日本之所谓国际惯例，使臣虽亦选派隆位而负众望之人前往，但会见仅及三次，忽遭凶徒加害。日本虽口称文明，但毕竟不是直接谈判之对手。事已至此，各国已得到进行联合干涉之口实，形势为之一变，致使帝国不得不立于最软弱之地位。

由此可见，伊藤与陆奥最担心的还是列强借题发挥，干预谈判。当天晚上，陆奥致电林董与驻外公使，让他们向各国通报情况，并探听政府意向与公众舆论。结果，英、美、德国公使均表示，刺杀事件激起了欧美的恶感，驻德公使青木周藏也声称：“如果杀害李鸿章未遂之报告是属实的，整个欧洲则对这一野蛮暴行感到愤慨，并以蔑视的眼光看待我们表面的文明”，并建议“立即对此给以满意之表示”。俄国公使希特罗渥更是直接挑明了事件对议和的影响：“迄现在为止，中国虽向各国政府恳求予以调停，但以无可听从之理由，故各国政府只作相应应酬了事。但以此次事件，中国得到充分之恳求理由。”

陆奥由此认为：“余以内外人心趋向观之，此时若不实施确实的善后之策，恐有不测之危害发生。内外形势已到了不再允许交战无限期继续下去的临界点。若李鸿章以其伤势为托词，半途归国，对日本国民的行为加以强烈谴责，并巧妙诱导，要求欧美各国再度居中周旋，将至少不难获得欧洲二三列强之同情。而此时一旦招致欧洲列强的干涉，我对清国之要求就可能会不得不做出大幅让步。”伊藤也认为：“至今为止欧美社会赞赏（日本）之声一变为怜恤支那之声，反之诽谤我之国风，不堪痛叹之至”，“此际除非常之英断之外别无良策”。

列强确实普遍因此谴责日本。除前述诸公使的表态之外，各国报纸也显示了这一倾向，如有美国报纸声称，李鸿章遇刺一事在华盛顿的外交界引发轰动，舆论普遍认为结果将有利于中国。而俄国驻日公使馆武官沃加克（Константин Ипполитович Вогак）上校在致总参谋部的报告中声称，李鸿章遇刺事件与旅顺大屠杀是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两大失败，原因在于败坏了“文明”的形象。不过，列强的反应也不完全一致。意大利外交大臣向日本驻意公使高平小五郎秘密表示，事件不应影响议和谈判，并提出意大利可出面阻挠列强的干涉，条件是在中日和约中分一杯羹。然而，意大利一国毕竟势单力薄，这种借机卖好的做法并没有影响日方的决策。

受权刊发，选自《昂贵的和平：中日马关议和研究（修订版）》，吉辰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5年7月。

为了谋求补救，日方首先在治疗方面下足了工夫。李鸿章使团原本有两名医官，即法国医生德博施与北洋西医学堂总办林联辉。为了争取主动，日方决计挤开两人，把治疗工作抓在自己手里。当天，伊藤致电参谋次长川上操六：“李鸿章遭狙击，未知伤之深浅，速派石黑、佐藤来。”

石黑、佐藤即陆军的两名军医总监，野战卫生长官石黑忠悳与广岛陆军预备病院院长佐藤进。他们都是日本医学界的翘楚，前者对于医治枪伤经验丰富，后者更号称外科手术无人能出其右。两人深知自己所负责任之重，连夜从宇品港乘船出发，途中一面咒骂凶手横生事端，一面担忧李鸿章伤情如何，一夜未能成眠。次日上午，两人抵达马关，与伊藤、陆奥会面之后立即赶往引接寺，竭力标榜为李鸿章治伤的诚意，甚至谦恭地声称：“定将如同我等父亲身受枪伤一般认真对待。”一番劝说之下，李鸿章握住石黑的手，说道：“我的治疗就托付给阁下了。”至此，日方总算松了一口气。石黑多年后回忆这段往事，还真切记得那一刻如释重负的感受：“之所以专程赶来，就是为了这一瞬间。”两天后，石黑返回广岛大本营，将治伤工作交给佐藤，临行前叮嘱对方，不要让德博施和林联辉有露脸的机会。正常的医疗活动中，原本不会有如此的勾心斗角，但正如石黑所说：“我的使命一半事关外交，一半属于治疗。”稍后，日方又派来了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德国外科医生斯库里巴（Julius Karl Scriba）。

日本皇室从来没有这么关心过一位大清臣民的安危。三月初二日（3月27日），石黑电告佐藤，天皇、皇后要求详细报告李鸿章的病况以便安心，让他每天向大本营发电汇报。从大本营野战卫生长官部所编《明治二十七八年役阵中日志》收录的一封封电报中，可以看到李鸿章逐渐康复的过程：

三月初三日（3月28日）：方才诊察完毕，传两陛下之言于李中堂，彼甚喜。分泌物殆无，体温三十七，脉六十六。看护妇仅于更换绷带时协助。

适才诊察李氏，情况益发好转，体温三十七。

初四日（3月29日）：今早七时更换李氏之绷带，创口之状逐渐好转。体温三十七，情绪甚爽快。斯库里巴氏于更换绷带后立即面会，相约午后四时一同诊察。

五时同斯库里巴氏一同诊察李氏，创口之状逐渐好转。体温三十七，脉七十，情绪亦好。昨日起以牛乳三合（引者按：一合约合180毫升）与鸡二只制汤饮用。可在室内慢慢运动，李氏之喜可知。请安心。

初五日（3月30日）：今早九时同斯库里巴氏诊察李氏，创口渐小，分泌物殆无。棉纱附于创面难离。体温三十七，脉七十二。枪弹之所在未检查，下官认为目前无此必要，斯库里巴氏亦无异议。

午后五时诊察李氏，体温三十七，其他无变化。于叠廓之下四间（引者按：一间约合1.8米）许之处运动十回许。诊察后与下官谈话凡二十分，情绪颇爽快。

初六日（3月31日）：李氏之诊察方才结束，比昨日更好。创面之分泌物全无。体温三十七，其他异状无。看护妇明日归。

初七日（4月1日）：今早九时诊察，创口变狭，体温三十七，比昨日更好。

初八日（4月2日）：李氏情况渐好，创口变小，约一周内可愈合。体温三十七，饮食如常，请安心。斯库里巴氏二三日内当归，无在此之必要。

初十日（4月4日）：创口渐好，不久将愈。体温、脉搏无变化。

十一日（4月5日）：李氏之情况渐好（大意）。

十二日（4月6日）：李氏之创口殆已愈合，今早去绷带，以浸硼酸之古鲁胄谟（引者按：即火棉胶）包扎。李氏甚喜。

十三日（4月7日）：李氏之创口愈合。下官不日归广（引者按：即广岛），详情应由川上中将报告。

但是，鉴于李鸿章年高体衰，不宜开刀，子弹始终没有取出。这一年11月8日，德国物理学家伦琴（Wilhelm Conrad Rntgen）发现X射线。次年李鸿章出使欧美诸国时，慕名在柏林拍摄了一张X光片，嵌在颧骨中的子弹清晰可见。他本想动手术，但因医生没有把握而作罢。这颗子弹就此一直留在他的血肉中，直到盖棺。

另外，邵友濂当时还曾推荐一名参将以中医的“祝由术”为李治伤，据称可以“不割不痛”。这件事后来没有了下文。

而在善后宣传上，日方也不遗余力地作出了种种姿态。科士达感叹道，没有任何政府或者个人能像日本人这样高明地处理这件棘手之事。天皇和皇后首先作出了榜样。天皇派侍从武官中村觉大佐为特使，前来马关慰问。皇后也手制绷带，并遣来两名护士。天皇还于三月二十五日下诏称：“不幸出现加害于使臣之凶徒，朕深以为憾。如此犯人当由有司官员，依法惩处不贷。尔百僚臣庶等亦应善体朕意，严戒不逞，努力勿损国之荣誉。”

日本贵族院议长蜂须贺茂韶等议员探望李鸿章时与佐藤进的谈话记录。其中右侧两图表示枪伤渐已愈合，左侧两图表示子弹射入面颊后变形。采自《李鴻章遭難慰問》，西岡家資料，3—2，日本鹿岛市民图书馆藏。

天皇既已如此表态，朝野上下无不曲意奉承。各界人士纷纷赶来慰问，幽静的引接寺一时变得车水马龙。慰问函电也纷至沓来，致意者有东京的朝野名流，亦有北海道的普通村民。

致函慰问，总得用汉文才够礼貌。《大阪朝日新闻》的名记者、驻马关特派员西村天囚的汉文素养甚好，于是接连被人请去起草慰问函，捉刀代笔十几次之多。他自己也代表三十家日本报纸写了一封：

谨白清国头等钦差全权大臣李君阁下：

阁下衔诏泛槎，临境议和，其忠诚恻怛，思君国之深，中外夙所叹赏不置。奚图昨有狂童敢加害大宾，事发意外，谁不惊愕，悲盈国内，伤痛不已。彼狂童实是病疯丧心之人，神气错乱以致匪行，上下共恶，神人皆怒，唯请阁下垂察。今两国交战，和约未成，于义则国与国相敌，而于情则人与人何怨。是以我国处干戈之中，护贵国之商贾，养贵国之捕虏，治贵国之疮痍，是去爱憎辨公私，返天道之正，人情之本。况阁下在异域罹奇祸，举国惊痛，固不足怪。我辈司笔政持世道者虽在草莽，闻此变眠食不安，乃谨代举国士民添裁一书，以微物恭呈执事，以布诚候安。伏乞阁下赐收为幸，为两国加餐，不堪恳悃之至。

明治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五日

信中所谓的“微物”，是四大笼六十只鸡。李鸿章的随员收下了信函，不过客客气气地退回了这份慰问品。日本各家报纸也纷纷发表评论，痛斥凶手是“狂汉”“国贼”。譬如，著名政论家福泽谕吉在他主持的《时事新报》上大骂凶手“非独一凶汉而已，乃我等日本国民不共戴天之国贼，虽百千年亦不能忘也”。当然，热情支持战争，捐款一万日元之巨的福泽真正关心的，是刺杀事件会不会让日本的战争果实减色。两天后，他又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社论，提醒日本人不要因为“小义侠”而忘记“大义侠”。他声称，政府如果因此在谈判中手下留情，那就“无异宋襄之仁”，应当“强硬一贯，以全终局”。

对日本社会的这些反应，陆奥有一段极为辛辣的评论：

该事件传遍全国，世人痛惜之情有余，也颇显狼狈之色。无论是我国各种公私团体的代表还是个人，均前来下关清国使臣下榻之旅馆拜访表示慰问，居于远隔之地者则以电信或信件表达其意，或以各种物品馈赠，日夜不绝。清国使臣旅居之处的门前竟有成为群众市场之感。这是为了向内外表明一介暴徒之所为并不代表全体国民。然而，这些人之意图固然不可谓不美好，但又往往急于粉饰外表，言行或涉虚伪，也不免有失中庸。日清开战以后，无论我国各大报纸还是聚集参加公会私会之人，往往过于夸大清国官民的缺点，咒骂诽谤，甚至对李鸿章也加以令人难以卒闻之污言秽语。这些人今日突然对李鸿章遇刺表示痛惜，还不时说出类似于阿谀奉承的溢美之词，更有甚者还列举李鸿章既往功业，说得仿佛东方未来之安危均系于李鸿章之生死。与其说全国上下对李鸿章遇刺表示痛惜，倒不如说是畏惧由此而产生的外来之非难。到昨日为止还沉浸于战胜狂喜之中的社会，仿佛一夜之间就陷入了居丧的悲境之中。虽说人情之反复犹如波澜一般，无关是非，但余仍不禁惊异于此。

为了讨好李鸿章，日本各界确实挖空了心思，花样百出。例如，马关市西部渔业组合送来了一只巨大的水族箱，内有七十余种海洋生物，据说李鸿章对这个新鲜玩意颇感兴趣，养伤期间时常逗弄海参、章鱼为戏。不过，他绝非天真得认识不到，这些只是表面文章。在给国内的电报中，他冷冷地评论道：“该国上下礼谊周至，不过敷衍外面。”

尽快惩处凶手，自然也是应有之义。此人名叫小山丰太郎，后改名六之助，时年二十七岁，为群马县平民，其父曾任县议会议员等职。小山是家中长子，但因“为人放荡无赖”，被其父废除嫡子身份。他小学毕业后只念了几个月中学便即退学，后进入庆应义塾就读，亦中途退学。之后一直没有固定工作，曾为自由党的选举活动卖力，两次因打人毁物入狱。

二十五岁时的小山。采自小山六之助《舊夢譚—馬関狙撃事件の思ひ出—（下）》，《日本及日本人》1938年第7号，第112页。

当日，小山随身携带了一份“毙奸趣意书”，其中陈述了行刺的原因。小山将发生战争的罪责归咎于清政府，进而集中到李鸿章一人身上。在他看来，李鸿章前来议和只是为了恢复在朝中的地位，“作为乞降使来朝，谈判之结果与图谋可想而知”，因此认为“不应容许彼人踏上神圣之日本内地，展开谈判”。他还历数了清政府求和的经历，“此前有德国浮浪人德璀琳者在神户登陆，忽而返回，犹如儿戏；后有下等官吏张邵等人，其资格不足之马脚被看破，又悄然归国”，将李鸿章视为继德璀琳、张荫桓、邵友濂之后的又一名“媾和间谍”，认为“是可忍，孰不可忍”。

在法庭上，小山做了长篇陈词，举出了五点行刺的理由：一、因李鸿章之故，令天皇忧心操劳；二、李鸿章是破坏东洋和平的元凶；三、李鸿章要为一系列事件中丧命的日本人负责；四、此次议和谈判对日本无益有害，应当中止；五、李鸿章来日是为了阻止日军进攻，“窃闻学者有云，两国干戈相交，战胜国未见敌国首都便即收兵乃不名誉之事”。

小山的第五点理由，最能体现当时弥漫日本社会的战争狂热。然而，这样赤裸裸的陈词对日方的宣传极为不利。因此，公开的判决书将行刺动机做了掐头去尾、避重就轻的处理，只称小山认为中日失和系李鸿章所为，“非去此人则不能保持东亚之永久和平”。不过，当时已有国外报纸怀疑，小山的真实动机是妨碍议和。

为了尽快平息舆论，对小山的审判相当快捷。二月二十九日（3月25日）即进行了预审，认定案件适用日本刑法第292、112及113条，即故意杀人未遂。小山没有提出上诉。三月初五日，案件移交山口地方裁判所审判。在审判的最后，担任被告辩护人的山口地方裁判所所属律师小河源一做了长篇辩护，强调小山的目的是“忠君爱国”，连自己阅读诉讼材料时都为之泪下，还援引了“樱田门外之变”与罗马人刺杀波塞那的故事。他请求根据未遂情节罪减二等，再酌情罪减二等，判处轻惩役六年。他的煽情演说没有起到效果，小山最终被判处无期徒刑。

当天晚上，外务省将这一结果函告李鸿章，并声称“与前刺俄太子之罪相同”。四年前，访日的俄国皇太子尼古拉（即如今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在大津被一名民族情绪过剩的日本警察用佩刀砍伤头部，即所谓“大津事件”。该案凶手津田三藏亦被判处无期徒刑。不过，俄国皇太子的脑袋究竟比大清总督的要尊贵些：大津事件发生后，外务大臣青木周藏、内务大臣西乡从道联袂引咎辞职，而这次只有山口县知事原保太郎、山口县警部长后藤松吉郎被免职。

据山口地方裁判所裁判长鹤冈琢郎的曾孙记载，当时伊藤博文曾两次派人向鹤冈施加压力，要求判处小山死刑，甚至许诺在他退休后提供宫内省的美差。但鹤冈以司法权独立为由，断然拒绝。这一点，也与大津事件的审判如出一辙。

小山后来与津田一样，被押解到僻远苦寒的北海道服刑。两年后因大赦减为十五年徒刑，1907年假释出狱。其后，他将狱中十三年的经历写成《活地狱》一书。书中没有提及行刺一事，不过序言起始是这样的句子：“我之罪，乃因思国家之真心深切也。”又过了近三十年，在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的1938年，他在杂志上发表回忆录《旧梦谭》，原原本本地回顾了刺杀李鸿章的前因后果。

李鸿章遇刺之后，立即照会伊藤、陆奥，声明因伤无法出席次日的会谈，准备让李经方代为领取议和条件。对此，日方采取了缓兵之计，复照声称“因此凶虐狂悖之事，万分忧愁，举国上下皆抱此情怀。该大臣等应先奏明日皇，难免稍有担延，俟可以知会李参议，当迅速照办”。原本即将展露的匕首，又暂时藏了回去。

中日停战

治伤、慰问、惩凶等等可谓是日方成功的“危机公关”，但仅有这些表面文章当然不够。既然自知理亏，日方势必要在谈判桌上作出一定的让步。几个月前曾有过这样的先例：摩洛哥议和使节在马德里被一名退役军官拳殴，致使西班牙不得不派出谢罪使节，并放宽议和条件。陆奥在登门慰问李鸿章时，先开出了口头支票：“中堂身受重伤，幸未致命，中堂不幸，大清举国之大幸。此后和款必易商办。”临行前又称：“请宽心养伤，中日战事将从此止。”

伊藤也认真考虑了李鸿章遇刺将给谈判带来的变化。从伊藤家保存的一叶短简上，可以看到他当时列举的数种可能发生的情况：李于死生未判之际请求继续谈判。

李突然要求回国时。

于病床之上，请求听取我要求条件时。

各外国联合劝告休战之情况。

凶事之报道刊登于万国之新闻上之情况。

支那政府召回李之情况。

确定休战之时间。

派出总督之迟速。

在这些情况当中，伊藤和陆奥最担心的大概是李鸿章要求回国或被召还。石黑忠悳对此有一段生动的回忆：

外相言道：“实在是麻烦。首先，无论如何，现在李鸿章要是回国就很难办了。您看那个。”说着指向窗外，只见送李前来、正在碇泊的汽船已吐出了黑烟，仿佛现在就要出港。

于是我问道：“不让李鸿章回国吗？”陆奥言道：“这样就够了，接下来我们会好好办的。无论如何，要是回去的话就很难办了。”言下似乎很头痛的样子。

为了避免李鸿章归国或其他后果，伊藤与陆奥决定作出让步。事发当晚，陆奥拜访伊藤，提议停战：“目前为止仅为礼仪性的待遇或社交性的情谊，除此之外并未有一事具有现实意义，无法令其衷心感到满足。故此，我方无条件同意对方曾反复要求的休战提议方为上策。”晓得其中利害的伊藤表示同意，但广岛的一群文武重臣却不欲停住正在吞噬大片土地的巨口。松方正义、西乡从道、榎本武扬、桦山资纪、川上操六联名回电，声称目前停战对日本不利，只有山县有朋回电表示了赞同意见。

为说服群臣，伊藤于二月二十九日晚赶赴广岛，次日早晨抵达，与西乡、松方、榎本一一晤谈，并致函山县，希望他出席当天举行的御前会议，助自己一臂之力。山县复函表示因身体原因不能出席，将让自己的副手陆军次官儿玉源太郎代为陈述意见。他尽管赞同停战，但在函中强调停战不宜过长，最好是一周或十天，且主张局部停战。同时，他致函西乡，表达了相似意见。

下午两点半，御前会议召开，伊藤在会上陈述了不得不停战的理由。根据当日他打给陆奥的电报，可知会议结果：虽未达成决议，但群臣已“充分了解”了伊藤的说明，同意以三周为期停战但不能延长，且将台湾排除在外。同时，他还要陆奥探询：李鸿章是否还能谈判？是否必能留在日本谈判？并建议如果李鸿章不能谈判，则应从速在停战期间另派他人，或以李经方为全权大臣（见下文）。另外，他还征询陆奥的意见，倘若李鸿章要求无期限停战或延长停战期限，又或要求停战范围包括台湾，是否答允？这些问题，透露出伊藤此时实在是心里没底，究竟让步让到多少才够。

翌日，御前会议又开，决定了五点停战方案：

一、 日本政府除远征台湾外，许诺停战。

一、 休战以三月二十七日至四月十六日为期。

一、 订约之后，日清两国政府即应以敏捷之方法，向屯驻清国北部之两国军队下达休战命令。

一、 屯驻盛京省之日本军，自接到休战军令之日起休战，且不得进入连结田庄台、鞍山站、连山关、赛马集、宽甸县一线以外之地。

一、 屯驻盛京省之清国军队，不得越过距日本军日本里十里（清国里八十里）处接近日本军。

根据以上要点，需要在两国全权大臣之间庄严签订条约。

同日夜间，关于停战的上奏案得到了明治天皇的批准。于是，伊藤次日离开广岛，第二天返回马关。

三月初二日，陆奥出于安抚舆论的需要，致电伊藤，要求将应允停战一事通告使团与列强。他同时建议，新近任命的“征清大总督”小松宫彰仁亲王应尽快出发，赶在停战之前抵达中国。同日伊藤回电，将拟定的停战方案电告陆奥，指示他“于此范围内，斟酌情况照会清国使节”。

接到此电之后，陆奥回电表示了两点补充意见：一是停战期间若谈判破裂，停战应告废止；二是停战期间两国的海上运输仍应服从敌国的查捕，两国不得增援战线上的军队。对于军事态势上占优（尤其是握有制海权）的日方来说，这两项内容显然十分有利。伊藤同意了这一增补。

停战方案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将台湾排除在停战范围之外。如此，日军在停战期间仍可继续刚刚展开的南下作战。日方给停战方案打了这样大的折扣，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看到了李鸿章的底牌。三月初二日上午陆奥回复了伊藤前日来电，声称根据与李经方的谈话以及破译的密电，可以看出李鸿章不仅没有归国之意，而且似乎已下定决心，必须在缔约之后归国。因此，停战方案即使将台湾排除在外，应该也没有问题。

李鸿章及其部属此时的心境又是如何？科士达对此有不少记载。据其回忆录，李鸿章对遇刺的反应是惭怒交集。当晚，他向科士达抱怨道，田贝、施阿兰与其他很多人曾向他保证此行不会有危险，“现在你看怎么样了？”第二天，二人又有一次长谈，李鸿章连连哀叹自己名声扫地。科士达认为：“他既不担心性命，也不忧虑伤情，挂在他心头的是：他，世界最伟大的帝国的最伟大的人物，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一介宵小之徒，一个普普通通的刺客，一个毫无地位与名望的人在一个异国城市的街头开枪打伤。”李鸿章不念生死，只重令誉，确是气度不凡。然而他更应该想到的是，他的遇刺不啻是从天而降的谈判筹码。

科士达对此难辞其咎。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中国的幕僚与随员们异常激动与恐慌，认为日本政府应当对这一凶行负责，至少是疏于防范。我尽力抚慰他们，劝告他们不要提出对日本政府的指控，因为它像任何一个中国人一样反对与谴责这一行径。”作为一名曾经担任公使与国务卿的职业外交官，他本该充分意识到行刺事件的外交意义，建议利用它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尽管他也认为事件对中国有利，但其态度仅是坐待日本人主动作出让步。接受过西方教育的使团幕僚罗丰禄、马建忠、伍廷芳的表现也令人失望，使团没有提出任何抗议。在北京，对此事的反应也只是情绪上的，光绪“为之不怡良久”，翁同龢与恭亲王“相对愁绝”，仅此而已。清政府没有对此作出任何指示。

这是中方在谈判中犯下的最大错误。

而李鸿章甚至因遇刺背负了更多的骂名。不久之后即有传言：“闻其在倭为人狙击，亦串谋为之，伤亦捏饰，盖以欺朝廷而掩其通倭迹耳。”

三月初三日上午，陆奥在李鸿章病榻前与之会晤，传达了天皇“可定立期限于某区域内应允”停战的旨意，并声称无论何时皆可开始谈判。陆奥日后如此描述自己当时的心理活动与李鸿章的反应：

此时余对李鸿章如何回答颇为注意。若他心中正有如我等推测那般中止出使先行归国、更企外国强援之意，又或者如今不再将缔结休战条约视为最紧急要务，则其答辞中自会显出相关语气。他负伤未愈，脸部一半缠着绷带，绷带外仅露出的那只眼显露出非常欢喜之意，对我天皇仁慈圣旨表示感谢，并对余表示，虽说负伤未愈，不能赴会谈地点进行商议，但并不妨碍随时到他病床前进行谈判。

这段文字系原稿表述，后被删改，见同书第146页。日方同意停战，显然给了李鸿章一颗定心丸。当天，他向天津打了一个电报：如果家眷还没有出发，可以不用走了。而他没有想到的是，他同意这个提案，更是让伊藤和陆奥心头的一块大石落了地。

井上胜之助在家信中随手勾绘的李鸿章像，可见其半边面孔裹着绷带。采自《世外井上公伝》第5卷，第54页（原書房1968年版）。

当天下午四点半，陆奥将停战协定草案交与李经方。晚上八点，李鸿章向前来拜访的井上胜之助传达了若干修改意见，并于次日上午十点四十五分提交修正案。

李鸿章希望修正的内容，最主要的一点是将台湾也包括在停战范围内，即实行全面停战。其余几点，则是停战线的划定、停战协定的传达、行文的措辞等次要问题。陆奥的策略是避重就轻，除了拒绝第一点外，其余修改一概接受。这一意见得到了伊藤的认可。

三月初四日下午三点，陆奥携修改后的停战协定与李鸿章会谈。李鸿章仍欲争取全面停战，未能成功：“顷陆奥所拟停战草约首款言明，除业经派往台湾、澎湖两处攻战外，其余均行停战。鸿力争一律停战，彼执不可，谓船与兵已早往，电报不通，势难禁止。因令改为奉天、直隶、山东地方停战，暂为保护京师、沈阳之计。”“奉天、直隶、山东地方停战”的措辞，较“除台湾、澎湖外均行停战”于清政府的面子上要好看些。但这样一来，日本在理论上可以出兵攻击奉、直、鲁以外的省份，尽管日后并没有利用这个漏洞。

最终签署的停战协定内容如下：

第一款大日本帝国、大清帝国政府现允日中两国所有在奉天、直隶、山东地方水陆各军，均确照以下所定停战条款一律办理。

第二款两国军队应遵该约暂行停战者，各自须驻守现在屯扎地方，但停战期内不得互为前进。

第三款日中两国现约在停战期内，所有两国前敌兵队，无论或攻或守，各不加增前进，并不添派援兵及加一切战斗之力，惟两国如有分派布置新兵非遣往前敌助战者，不在此款之内。

第四款海上转运兵勇军需，所有战时禁物仍按战时公例，随时由敌船查捕。

第五款两国政府于此约签定之后，限二十一日期内确照此项停战条约办理，惟两国军队驻扎处所有电线不通之处，各自设法从速知照两国前敌各将领，于得信后亦可彼此互相知照立即停战。

第六款此项停战条款约明于明治二十八年四月二十日即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六日中午十二点钟届满，彼此无须知会。如期内和议决裂，此项停战之约亦即中止。

由于约定次日签字，李鸿章已来不及发电请旨，他在当日致总署电文中的态度不是请示，而是报告。至于台澎不在停战范围内一事，他建议清政府考虑之前将台湾抵押给英国商人的建议（下章第三节将详述）。三月初五日中午十二点半，陆奥拜访李鸿章，共同签订停战协定。

台湾不停战，对中方的军事与外交极为不利，论者常以此指责李鸿章。然而应当看到，局部停战也是议和谈判中的常见现象。以普法战争为例，1871年1月31日双方停战，但法国东部的科多尔（Côte-d'Or）、杜（Doubs）、汝拉（Jura）三省以及普军重围中的贝尔福要塞除外。结果，在这三省的法军或退入中立地域，或被解除武装，已顽强抵抗数月的贝尔福亦落入普军手中。

清政府次日上午得到了签约的消息，并回电表示承认，同时嘱咐“惟议和条款到时，李鸿章务当详审斟酌，设法尽力磋磨，总期必成而后已，不可畏难避谤，于半途致误大局”。至于抵押台湾一事，则表示已作罢论。翁同龢得知台湾不停战，极为愤懑。他在军机处见到致李鸿章电旨草稿，认为“语多未惬”，与李鸿藻一起力争，删去数语，然而终究还是不满意。他激愤地写道：“秉笔者直欲以海疆拱手让人耳，可恨可恨。”如果由翁同龢作主，他显然倾向于不批准这一协定。

另一方面，在某些日本人眼中，这样的协定却是太客气了。协定签字的第二天，几名在马关的政客联名致函伊藤、陆奥，抱怨停战三周“实为过当之恩惠”。函中写道，停战姑且不论，“对清之政策，舆论已有定论，庙议亦必有定论。此一定之政策，决不可为细故而有所改动”。他们担心，由于李鸿章被刺，伊藤和陆奥会在谈判桌上作出进一步的让步。

事实证明，他们过虑了。

本文节选自《昂贵的和平：中日马关议和研究（修订版）》一书第五章“波谲云诡春帆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