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权》：男性自古以来就统治女性吗？

几个世纪以来，社会始终将男性主导视为人类的自然本性。但是，倘若我们不再预设“男性自古以来就统治女性”，我们的性别不平等观——不论是对过去的想象，还是对当下的争议——又会呈现出怎样的面貌？如果我们将不平等视为一种脆弱的结构，一种必须不断被重建与重申的秩序，我们对父权制的理解又会发生怎样的改变？

19世纪与20世纪，哲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与女性主义者开始质疑父权制，试图理解不平等的根源。在如今属于我们的时代，尽管社会对性别歧视、虐待与歧视的反击日益增强，但为追求平等的最具革命性的努力，也往往以失败告终。

然而，《父权：男性统治的伊始与终结》仍是一部充满希望的作品——它揭示了人类社会组织方式的多样性，动摇了宏大历史叙事的基础，并揭示“男性至上”的神话也不过是控制体系中的一个不断变化的因素。

本文摘编自

《父权：男性统治的伊始与终结

根据传统，德国国会的新一届会议通常由最年长的议员主持。1932年时，这个人是75岁的克拉拉·蔡特金。

▲克拉拉·蔡特金

当天，人们怀疑她是否能够抵达国会大厦。《时代》周刊报道，她被担架抬进大厦，然后被搀扶着站起来。这位被尊称为“蔡特金奶奶”的老人因疼痛和疲劳而满头大汗。两名“身材壮硕的亚马孙”妇女搀扶着她，她拄着拐杖，一步步走上楼梯。报道继续写道，她看起来太虚弱了，甚至连主席的发言铃都拿不起来，更不用说摇铃了。她全身的每个部位看起来都颤颤巍巍的。她擦了擦额头，喝了一些水。

接下来，她发表了长达40多分钟的演讲。

蔡特金是德国共产党党员，在近15年的时间里，该党一直是德国政坛的一股强大力量。但是，这个国家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那天，阿道夫·希特勒也出席了国会会议，法西斯暴徒们聚集在国会大厦外。此时距纳粹党掌权仅剩一年时间。一旦他们掌权，共产党将被取缔，成千上万名共产党支持者将被杀害或送往集中营。而此前的几十年里，已经有许多人遭到迫害或被谋杀。

在蔡特金发表演讲的那一天，人们仍然抱着微弱的希望，希望事情能够有不同的走向，德国公民或许能够被另一种未来的愿景吸引。

在这个备受关注的时刻，蔡特金抨击了那些企图通过空洞地承诺让德国回归想象中的辉煌过去，来夺取国家控制权的人。相反，她呼吁为一个崭新的未来而战，这将是一个与过去截然不同的选择。她说：“劳动人民为摆脱当前的苦难而战，同时也为争取全面解放而战。”她号召普通工人起来反抗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的世代剥削。她呼应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谈到了数百万名需要砸碎“性奴役的枷锁”的女性。在她看来，女性的解放将通过经济独立来实现，不仅要摆脱丈夫和父亲的束缚，还要摆脱所有压迫她们的人。

与那个时代的其他共产党人一样，蔡特金并不认为自己是“女性主义者”。不仅如此，她还嘲笑那种“用一条团结的丝带将布尔乔亚女性和女工系在一起”的普遍的姐妹情谊的想法。不同阶级的女性有不同的问题。富人和特权阶层不可能理解普通劳动者的生活，更何况上层女性直接受益于女佣和工厂女工的廉价劳动。因此，她积极地与自己眼中的资本主义精英阶层的“资产阶级女性主义”划清界限。蔡特金关注的是社会最底层。

多年后，蔡特金的观点引起了共鸣，包括颇具影响力的社会活动家和学者戴维斯，她曾是美国共产党和黑豹党成员。1981年，戴维斯在《妇女、种族与阶级》一书中解释说：“工人阶级女性和黑人女性因为阶级剥削和种族压迫而与她们的男人紧密联系在一起，因为阶级剥削和种族压迫不分性别。”长期以来，一些女性与有权势的男人结盟，压制其他女性的权利。美国选举权运动中的种族主义就是一个例子。戴维斯认为，解放必须是对所有人的解放，否则根本就不是解放。

▲安吉拉·戴维斯

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承诺。

这一信息在21世纪的女性运动中仍然存在。2019年，美国学者、“国际妇女罢工”运动的组织者辛齐亚·阿鲁扎、蒂蒂·巴塔查里亚和南希·弗雷泽出版了《为了99%民众的女性主义：一份宣言》。她们明确表示，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社会中无法实现性别平等。“但我们清楚地知道，”她们写道，“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她们认为，对一种被稀释到更广泛的政治格局中的女性主义，我们能期望的最好结果不过是少数女性打破职业天花板，获得和最富有的男性一样的权力，而与此同时，移民、工人阶级和低种姓女性在清理她们脚下地板上的碎玻璃，这样的女性主义有什么好处呢？

蔡特金和其他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在20世纪初面临的问题是，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往往是男性，他们说话时考虑的对象也往往是男性。即使在革命者中，女性也是次要的。1908年之前，德国大部分地区的法律禁止妇女加入政党。德国共产党也不例外，其内部弥漫着一种以大男子主义、肌肉发达的工人刻板印象为核心的男性崇拜。作为斗争中的重要人物，蔡特金试图提醒她的同志们，不要忘记他们对妇女解放的责任。1910年，在哥本哈根举行的一次重要会议上，她参与提议设立国际妇女节，该节日一直延续到今天。但是，德国共产党内高层领导中的男性抱团行为和厌女情绪从未完全消失。

尽管面临种种困难，但在1932年的那一天，蔡特金还是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虽然在德国国会大厦聆听她演讲的大多数人可能并不赞同她的政治观点，但她仍然赢得了他们的尊敬。《纽约晚邮报》的一名记者写道，当她结束演讲时，“观众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这不是政治示威，而是赞颂这位老革命者纯粹的气血之勇”。

蔡特金没能看到她理想中的社会主义在德国实现。纳粹掌权后，她逃往苏联。不久之后，她在那里去世了。

历史不会停滞不前。蔡特金去世十多年后，德国又经历了一场政治变革。这一次，她的理想终于成为现实。

1949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德国被一分为二，面积较大的西部由美国、英国和法国管辖，组成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后文简称“联邦德国”），保留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面积较小的东部成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后文简称“民主德国”）。

在民主德国这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蔡特金被奉为偶像。她的形象被印在10马克纸币和20马克硬币上，出现在邮票上，街道也以她的名字命名。美国社会活动家戴维斯也被誉为反帝国主义英雄，被印上了海报。她在1972年来到东柏林时，引起了大批民众的围观。

▲邮票上的蔡特金形象

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的对峙持续了40年，直到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不久，德国才实现统一。在此期间（从1917年起），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事情，或许是现代史上最大的一次人类实验。至少在理论上，革命的目标是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看待彼此的方式，不仅要让他们摆脱经济压迫，还要让他们摆脱精神枷锁。

在这个过程中，生活中从文化传统到古老信仰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了挑战。苏联领导人认为宗教是资产阶级的、具有剥削性的，因此主张无神论。在民主德国，新教徒或天主教徒的人口占比从1950年的约90%下降到1989年的30%出头。包括儿童读物在内的文学作品反映的都是苏联的反资本主义、反帝国主义思想。“红色西部片”颠覆了好莱坞电影的常见剧情，将美国原住民塑造成英雄，牛仔则成了恶棍。

被压迫者现在成了主角。每个人都有工作。商品价格由国家而非市场决定，人们可以负担得起生活。不过，西方进口商品很少，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供应链也不可靠。偶尔出现生产过剩时，某些产品会突然供过于求。克罗地亚记者斯拉文卡·德拉库利讲述她过去的经历时，回忆起了“物资短缺，独特的气味和破旧的衣服”。德拉库利写道，一个成年男人第一次吃香蕉时连皮一起吃了下去，因为他不知道香蕉需要剥皮。香蕉的匮乏成了苏联日常生活中一个流行的隐喻，在这样的生活中，原本普通的物品也可能会变成奢侈品。

▲柏林墙

不过，虽然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时期已经远去，但仍有人以怀旧的心情惦记着那个时代。也许是因为我们忍不住要在黑暗中寻找光明。那是我们内心深处想要记住的光明。我听到一名女性抱怨说，柏林墙倒塌后，东柏林衰落了，她成年的子女别无选择，只能离乡去找工作。在民主德国博物馆的商店里，游客们争相购买纪念品。

还有一些人仍然记得支撑社会主义模式的殷切希望。他们一度生活在一个“平行宇宙”中，短暂地遵循着与邻国完全不同的规则。苏联曾让革命者们相信他们可以在那里实现世界平等。虽然最后的结果并不理想，但他们确实实现了其中的一些目标。对那个时代的部分怀念，促使一些人重新审视当今诸多平等运动的社会主义根源。我们可以从一个多世纪前蔡特金坚持的初心中看到这些根源，包括女性的投票权、参政权、上大学的权利、在婚姻中的平等、摆脱性行为的双重道德标准，以及最重要的，不受任何人剥削的权利。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交叉性”这个词出现之前，她在为变革而奋斗的过程就已经具有交叉性了。

▲蔡特金铜像

在参观位于柏林北部、勃兰登堡州比肯韦德的蔡特金故居时，我明显发现来此纪念的人不多。花园里矗立着她的铜像，旁边是空荡荡的街道。蔡特金仍然处于女性历史的边缘，她快被女性历史遗忘了，即使在国际妇女节，也很少有人纪念她。不过，对于那些致力于研究20世纪的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档案确实揭示了一些不同寻常之处。苏联的性别关系确实发生了变化。在旧政权的废墟中，那些理想为女性带来了一些好处，虽然这些好处并不总是被承认。

20世纪，人们曾经为打破父权制做出过真正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