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如何力捧蒋介石？却让他陷入 “统战困局” ，史迪威从中看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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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安事变后，国共达成合作，为了对国共合作一段蜜月的奖励，莫斯科的宣传大军采取了一种新的吹捧姿态。

蒋介石不再是“法西斯”和“反动派”，现在成了一位“英雄”，一位“伟大的领袖”。国外希望中国胜利的人以及国内支持蒋介石的人都很奇怪，为什么不乘胜转入进攻。

但蒋介石的战略是退到内地，按兵不动。

当年在重庆的人还记得，那时重庆是中国战时首都，而现在它又成了一座普通的城市。

在1938年中国大溃败之前，重庆一直没有什么变化，它是四川的一个商业口岸，省内的丰富物产都由这里运出。

1938年，成千上万的难民涌进了重庆，使其人口由20万猛增到100万。

这些新来的人当中有政府官员、商人、金融家、仆人和其他各种人，他们一待就是六年。北京人、南京人、上海人和广东人来势如潮，而四川人倒成了少数。

最后，日本战败，这些外省人纷纷离去，重庆又重新成了从前那个无人问津的边远地方城市。

在这些新来的人中，有二三十万是穷人，他们全挤在旧城的城墙内。而那些富人、不那么穷的人或更有办法的人，则在城周围的山坡上建起了豪华程度不同的住宅或别墅。

其中最气派的一幢是委员长和蒋夫人的寓所。当然，委员长在总部大院里还有一个市内的住处。

1938年12月28日，美国的陆军武官约瑟夫·W.史迪威到蒋家的市内住所拜访了他们。

这是一次很简短的会谈，只进行了15分钟，态度十分诚挚，与后来他们之间的激烈争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早在汉口的最后那几天里，史迪威就见过蒋夫人，他们俩很投缘，彼此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这次在重庆，史迪威却是头一次见委员长。尽管会谈气氛融洽，但史迪威却对这位中国领袖印象不佳，他在一个月之后写的一份报告中提到了他的这种看法。

他认为蒋介石对其指挥中一直存在的混乱局面负有直接的责任。他还批评蒋介石对部下不信任，并认为这是因为蒋介石想独揽大权，以防其地位受到威胁。

史迪威是个精明而难于相处的职业军人，他了解中国，而且懂中文。他对达官显贵没有敬仰之情，是个少言寡语的人，但这并非是出于什么策略。

他的诨名“刺儿头”很能反映他的性格。头一次见蒋介石时，他的使命已将近结束，他们间的那些大吵大闹发生在后来的战争过程中。

在1939年的头几个月里，日本人已不再是蒋介石最担心的事了。相反，两个国内问题成了他注意的中心：

汪精卫和共产党。

1月份，委员长派王鲁樵到河内跟踪汪精卫。此人25岁，毕业于蒋介石的家乡浙江省的警官学校。

他的任务是刺杀汪精卫。他找到了目标，但没有打中，却击倒了汪精卫的一位朋友。

后来，他又从河内一直跟踪到上海，但都未得手。他的劳苦换来的是被法国人关了六年的监牢。

我党的发展却更让蒋介石头疼。

根据“统一战线”的政策，共产党在200人的国民参政会议中获得了一定数量的席位，这个委员会是蒋介石1938年4月建立的战时最高决策机构。

起先在汉口，后来在重庆，共产党都有一个由周恩来领导的常驻代表团。军事委员会的政治部主任是张治中将军，副主任是周恩来，因而政治部雇用了许多左翼党派的知识分子。

郭沫若是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对戏剧电影的创作、上演和制作实行全面的控制。

张同时也是国民参政会议中的一位积极的代表。当时一些地下共产党人成功地打入了国民党的许多重要机构。

如：冀朝鼎在中央银行担任管理工作，并深得孔祥熙的信任。

到1949年，他成为中国人民银行的第一任行长。还有王炳南，他在“CC”团的据点社会福利部负责组织工作。

后来，在国共和谈时，他却成了周恩来的主要发言人，后来又出任北京驻华沙的大使；

20世纪50年代后期，就台湾的地位以及其他有争议的问题，他与美国代表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

他的德国夫人安娜是孙中山夫人的秘书，常常和外国记者及西方的外交官在一起，向他们提供新闻或政治传闻。

在一段时间里，蒋介石容忍了共产党，共产党也容忍了他，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影响到苏联给予中央政府的援助。

对这段蜜月的一个奖励就是，莫斯科的宣传大军采取了一种新的吹捧委员长的姿态。他不再是“法西斯”和“反动派”，他现在成了一位“英雄”，一位“伟大的领袖”。一群来自各国的左翼作家出现在重庆，为建立这种新的形象出力。

同样是这批人，后来反对蒋介石，为他塑造了一个截然相反的万人痛恨的形象，而在同时却让人们相信，中国共产党仅仅是温和的土地改革者，而不是真正的共产党。

蒋介石没有力量解散红军，并使红军战士以个人身份合并到国军中去。

朱德及其助手彭德怀手下的2万陕西红军于1937年8月改成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名义上讲，朱德的部队受辖于北方山西省的阎锡山将军，但实际上八路军接受的是毛泽东的命令。

1938年春，长江以南的红军零散部队又得到允许，在叶挺手下改编成新四军，名义上接受国民党将军顾祝同的指挥。

根据共产党对这场爱国战争的官方历史记载，八路军由1937年的4.5万人增加到1940年的40万人，而新四军则在同期由1.5万人增加到10万人。

这里，1937年的数字不一定完全准确，但对于1940年大大增加后的数字却没有理由怀疑。

共产党在敌后不论走到哪里，都大力组织群众。

在绝大多数地方，农民受尽了日本人的蹂躏，都十分愿意加入共产党，而共产党反过来则十分注意不脱离农民。通过发动农民，八路军和新四军慢慢地壮大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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