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亚军：勇者无忧，智者无疆

董小英老师在她的新书，也是其厚积薄发之作——《从知识管理到知识优势：数智时代企业双元创新》付印之际，邀请我以朋友和学院同事的身份写几句话作为推荐序，我有些纠结但又很高兴地接受了她的邀请。有些纠结是因为我的专业领域是战略管理和企业管理思想史，而不是董老师擅长的信息与知识管理，但是基于我对董老师长期学术研究风格和思想方法的熟悉和理解，我也很高兴把我的感受写出来，形成此序，权作祝贺。（成书推荐序略有删改，以下为未删改的完整版）

一、 在知识管理、创新与战略的交叉处奋勇耕耘

此书以六篇22章的架构来呈现一种具有董氏风格的知识管理最新理论。之所以说是董氏知识管理理论，是就全书整体是以知识管理作为底色而言的，而董老师自认的专业学术领域就是信息与知识管理，这本书也是她十几年以来以一部知识管理的专著给自己的学术生涯划上一个句号的初心使然。之所以说是最新理论，是因为双元创新既是近二十多年来西方创新研究的最新前沿，也是组织战略管理、动态能力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研究主题，董老师以知识管理而达双元创新再至组织可持续发展，与我而言是她登上了自己心目中的当代知识管理之时代最高峰——即在全球化数智时代拓展和探索组织知识管理之新理论，以实现组织双元创新之崭新战略，进而达成组织可持续发展的最高目的。

读者不难发现，董老师的这本书是在知识管理、创新和战略管理的交叉处所进行的一次勇敢的前沿性探索，它在全球范围内也是不多见的。事实上，据我所知，在国际上研究双元创新的权威管理学者是哈佛商学院的塔仕曼（TUSHMAN）教授及其合作者，而他及合作者主要是从组织设计或组织理论的角度来研究组织双元创新的前因后果、关键影响要素及政策设计，而董老师本书的阐述则以知识管理为底色（第一篇），以双元创新与知识探索、知识利用和知识集成为重点（分别为第二、第三和第四篇），辅之以数智时代的数字化转型（第17章）、转型领导者的实践智慧（第18章）、大数据（第19章）、人才发展（第20章）、知识资本价值评估（第21章）、全球创新与知识竞争力（第22章）等最新议题，在学术旨趣上她既把信息与知识管理从企业职能层次上升到业务或公司战略层，也体现了她以知识管理为志业力求推进其在组织战略和创新层面发挥影响进而让企业适应全球化数智时代的高端价值追求，同时也显著地体现了她与时俱进的学术敏感和创新精神。

二、 融合与创新是本书学术观点的鲜明特色

在这本专著中，有重要实用价值的新观点、新工具的阐述也是随处可见。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以下内容：突破性创新的知识管理（第三章）、弱信号及其战略价值的发掘（第5章）、知识平台（第11章）、基于创新流程的知识管理（第14章）、打造知识创造型组织（第16章）、数字化转型中领导者的实践智慧（第18章）、知识资产与价值评估（第21章）和全球创新与知识竞争力（第22章）等。

就以突破性创新的知识管理来说，大家比较熟悉的是哈佛商学院克里斯滕森教授所说的突破性创新理论，其核心说的是市场选择与技术特性转换导致的领先者地位变化。与克氏不同，本书从信息与知识管理的角度，探讨了突破性创新的特征和类型，深入分析了突破性创新所需要的条件，提出了实现突破性创新的关键在于认知框架的突破、弱信号的敏锐检测和创新思维的落地。

以本书对弱信号及其战略价值的发掘的论述来看，弱信号是信息管理领域的一个讨论话题，本书将其与VUCA（乌卡）环境下的战略管理相联系，从弱信号的定义、基本特征、演化阶段等方面分析其特点，从管理者认知框架狭窄、组织过滤流程失效等方面探讨其失灵原因，最后将其与战略规划流程相结合，从而提出挖掘其微弱而重要的信息价值的应用方法。有趣的是，前几年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查阅战略文献时意外地发现了一篇探讨利用弱信号来发掘公司证券投资价值的硕士论文，论文的作者在一家证券投资公司就职，她的指导老师就是董老师，在董老师的弱信号理论指导下，该学生发现了一家A股上市公司的六十多岁的创业总经理多年来每天早晨要坚持跑步七公里并随后与公司管理人员进行早餐会交流布置公司的工作事宜的弱信号事件，据此，她结合对该公司行业结构和竞争状况的分析，敏锐地判断出该公司具有精益化管理和持续创新等竞争优势进而具有长期投资价值的论断，并据此安排了对该公司的证券投资从而几年后获益颇丰。巧合的是，几年后我担任了该家公司的独立董事，并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该企业董事总经理的性格和行为，发现其公司行为与董老师的弱信号理论推理几乎完全一致，这展示了弱信号战略价值发掘的重要性和实践有效性。

三、 “担当”与“探索精神”是北大学者的优秀传统

1979年高考后，董老师进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后称为信息管理系）学习，毕业后留在系里工作。董老师于1987年被派往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以访问学者的身份从事硕士论文的研究；1996年又被派往美国匹兹堡大学从事博士论文的研究，她的博士论文是我国最早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高速公路及搜索引擎评价为主题的研究，引领了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1999 年，她在中欧高等教育合作项目的支持下，前往英国做了半年的访问学者，在此期间，她将研究的关注点从信息管理转向知识管理。2001 年，董老师成为国内最早在大学课堂上讲授知识管理的教授。同年，她转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任教，从事信息和管理科学领域及企业数字化转型等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二十多年来培养了大批实业界的管理者和管科领域的学术科研人才。在北大读本科期间，董老师就受到老一辈北大学者如朱光潜、周文骏教授等的影响，他们独立思考、勇于担当和永不停息的学术探索精神深深地教育并感染着她；自转入光华管理学院工作以来，厉以宁、曹凤岐等老一辈学者的精神也不断影响着她，激励她在信息与知识管理等学术领域中独立思考、不断探索新知并奋勇前行。在此精神的鼓舞下，董老师与时俱进，连续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关村模式：科技+ 资本双引擎驱动》《华为启示录：从追赶到领先》《思科实访录：从创新到运营》《变数：中国数字企业模型及实践》《创变：数字化转型战略与机制创新》等多部学术著作，其中有些还被翻译为英文、俄文等，为21 世纪信息文明时代下信息与知识管理的学术发展做出了贡献。

图片来源：北京大学校友网《我与北大的120个故事之二（厉以宁、陈江、石林、王逸、王瑶中）》

正如厉以宁先生1988年在《共同的心愿——纪念北京大学成立九十周年》一文中所说的：对于北大学子来讲，最值得留念的不是它丰富的藏书和全国知名的学者和教授，而是它的“不断探索的精神和培育了这种探索精神的学术环境”。他在文章中描述到“正因为在北大，上上下下，从教授到助教，从研究生到刚入学的大学一年级学生，都存在着一种不断探索的精神，所以图书馆的藏书变活了，教授们的渊博的知识变成了共同的财富。一本好书，在读者手中多次流传。一篇引起争论的文章，争相转告。一场精彩的学术报告，听着回味无穷。宿舍里，教室内外，时常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在交锋。这就是北大”。我相信，每一位80、90年代在北大读书的同学看到这段话脑海中都会回想起那熟悉的一幕幕场景，包括董老师，这就是他（她）们心中的北大。

厉老师还在文中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读者，这种探索精神在北大是一以贯之、代代相传的。“哪怕是在50年代初，当本本主义的教学模式开始统治北大讲坛的时候，我作为一个学生，在图书馆内仍然能接触到来自世界上各个角落学术讨论的最新信息；在同教授们私下的交谈中，仍然能学习到课堂上所学不到的东西。哪怕是60年代初，当盲从已经变成了一种灾难，思想上的禁锢已经越来越变为现实的时候，我作为一个青年教师，仍然能从同辈人那里听到对权威观点的评论，仍然能从学生中间了解到他们最关心的是什么问题：不是个人的得失，而是社会的前途。也许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是一段最艰难的日子。‘经典中没有谈过的问题不容许讨论；经典中已经谈过的问题，不必再讨论。’但这场文化界、思想界、教育界的风暴，并没有把北大固有的探索精神毁灭掉。讨论可以被扼杀，思考却无法制止。何况被扼杀的也只是公开场合的议论。每一个北大人总有那么几个知心的伙伴，小范围内的探讨，岂止是禁止得了的？于是出现了两个北大，一个是外界看得见、听得到的北大，那是浮在水面上的北大；另一个是只有生活在北大，同北大的命运始终拴在一起，继承并发扬了探索精神的北大人才能察觉到的北大。这是深藏在北大人心中的北大。不了解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实际上存在着两个北大的人，是不了解北大的。结果呢？愚弄者被愚弄了，欺骗者被欺骗了，想铲除北大探索精神的人的打算落空了。北大依旧是北大”。

厉老师还说：“我朦朦胧胧地感觉到，使北大的探索精神得以代代相传并且紧紧跟随着时代前进步伐的主要原因，是北大人的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有了不断探索的精神，有了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北大人不相信教条，不盲从权威，不随风摇摆”。我自己作为1990年代初追随厉以宁老师的硕博研究生和随后近30年的光华同事，读到厉老师三十多年前关于北大精神的文章，不禁让人心潮澎湃，又似乎对北大优秀学术传统有了更多的理解和感悟。毫无疑问，厉老师本人是北大探索精神的推崇者、实践者，也是一位能集中体现北大探索精神的杰出代表。

深受北大优秀传统熏陶和把自己的青春和40年心血贡献给北京大学的董小英老师，既是这种学术探索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受益者，也是这种北大精神的实践者和传播者，她（他）们及其同行者的探索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不会因荣休而丝毫减少。

在董老师的这本学术集大成之作封笔之时，我作为她的老朋友和多年的光华管理学院同事，写下上面的个人理解和感受，是以为序。

武亚军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组织与战略管理系副教授

本文转自“知产双师齐大圣”公众号。

《从知识管理到知识优势：数智时代企业双元创新》

董小英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5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