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作战】当教授与士兵展开对话：未来城市作战的新洞见

编者注：本文编译自AUSA网站2025年8月份文章，原标题A Professor and a Soldier Walk into a Room: New Perspectives on Future Urban Conflict

简而言之，历史已深刻印证了城市作战乃至更广泛意义上的城市行动的艰巨性。21世纪在阿富汗、伊拉克、乌克兰、叙利亚、加沙等地区的行动，进一步验证了历史经验。

城市环境的立体性是构成这些挑战的关键因素。没有任何其他环境能像城市一样，如此普遍地融合地上、地下与地面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既带来机遇，也构成阻碍，涉及机动、指挥控制、后勤、生存能力等几乎所有的战争原则与作战系统。

本文旨在探讨未来——无论是近期还是远期——这些挑战将如何进一步加剧，并提出应对既有及新兴挑战的思考。

乌克兰在进攻性武器（如无人机、海上及地面无人载具）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士兵、装备与基础设施的生存能力仍面临严峻考验。与此同时，尽管冲突持续，乌克兰仍在积极推进一项前所未有的任务：从战争中恢复。

在无人系统兴起的背景下，一个较少被讨论的竞争焦点是对其控制权的争夺。我们认为，系统的自主性将是赢得这场竞争的关键——一旦实现完全自主，这些系统将能在无人干预的情况下完成加油、重新装备等操作。

除了持续演变的作战挑战，我们还必须直面如何在城市作战中最大限度减少无辜平民伤亡的伦理与实践难题。这些平民生活在当今的村庄、城镇和城市中，其生命安全不应仅被纳入交战规则中考虑，而更应在城市作战的规划与实施阶段就被置于优先位置，同时兼顾其战后的生存与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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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为避免重复读者已熟知的内容，我们将略过部分共识性议题。例如，全球一半以上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这一现象已持续二十余年，且人口统计学家预计到2050年，这一比例可能接近甚至超过70%。同样，城市在近几十年战争中的核心作用有增无减，回避城市作战几乎已无可能。我们虽意识到其成因、困难与悲剧性——例如对手常以平民为掩护，甚至将平民伤亡作为战略工具——但本文将不赘述这些已知事实，转而聚焦于如何借助当前与新兴技术、历史经验与创新方法，提升未来城市作战的效能，并减少对军人和平民的伤害。通过采取恰当策略，未来的城市作战有望降低人员与物质损失。探讨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正是本文的写作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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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城市战斗：动因与责任

尽管越战多发生在农村，但1968年的顺化和西贡战役却是标志性甚至决定性的。近年来，美军在伊拉克的所有主要战斗都发生在城市及周边。喀布尔的陷落标志着阿富汗战争的结束，尽管大部分战斗发生在农村。叙利亚的城市也经历了同样情况。规模较小的例子包括1989年“正义事业”行动中巴拿马城区的战斗，以及1993年摩加迪沙战役中两架“黑鹰”直升机的损失，后者彻底改变了冲突形态。如今，加沙、黎巴嫩和乌克兰的情况再次印证：村庄、乡镇和城市的得失始终是衡量战争进程的关键标志。2022年2月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中，基辅、哈尔科夫、赫尔松、马里乌波尔等主要城市的争夺战成为国际焦点。

这些案例揭示了城市作战在21世纪冲突中普遍存在的多个原因，包括战略象征意义（如基辅、阿勒颇、加沙）、关键地理节点控制（如港口、机场、交通枢纽）、以及战争终结的象征性（如1945年的柏林、2003年的巴格达）。俄罗斯试图夺取基辅，正是预期其陷落将迫使乌克兰投降。

较少被意识到的是，占领城市的一方还承担着重大责任。国际法明确规定，占领方必须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包括食物、医疗和住所，并保障平民不受伤害。然而，鲜有国家为此做好充分规划（下文将再议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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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作战的挑战

控制城市需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首先要理解城市环境特性并进行针对性训练。规划的第一步是确定理想的最终状态，即实现政治、军事、经济及心理目标所需的条件。这一状态应指导整个作战过程，通常包括最小化对社会和物质基础设施的附带损害。许多新兴技术为此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支持。

与现代战争形态的演变一致，城市战已变得高度模糊与非线性。哈马斯武装人员出现在以军后方、敌方利用地下设施与平民混杂，已成为常态。2022年，乌克兰平民使用手机报告俄军位置，更凸显了城市战的复杂性与全民性。

城市地形的独特挑战赋予了许多设施非传统的战术价值。例如，废墟阻碍机动，而防御方常在其中布设地雷和爆炸物。于是，推土机这类工程车辆可能成为首波攻击目标。此外，数不清的窗户、门洞和屋顶为狙击手提供了无数隐蔽位置。城市战场是高度三维的，且不仅限于地上：隧道、地下室、地下管道及购物中心构成了复杂的地下作战空间，可用于机动、隐蔽、储存、指挥甚至医疗。有些地下设施规模宏大，如东京的排水系统（图1）。

部分地下结构是专门建造的军事设施（如加沙隧道），有些则是既有建筑。但其位置信息往往分散在不同机构中，缺乏统一测绘，这为军事行动带来额外困难。地方政府的专业知识至关重要，但协调多个行政主体（如洛杉矶县的88个市或东京都的数十个区町村）极具挑战。

图1：东京都外围地下排水管道

地下环境还带来火力支援的难题：传统二维坐标难以精确定位三维空间中的目标。不同地区对楼层的命名差异（如跳过13层或“4”相关楼层）进一步增加混乱。通信与导航在地下受到严重干扰，虽可通过中继器缓解，但仍需新技术（如声学或地震探测）以提升态势感知。

国际法明确规定了占领方对平民的义务，但在持续战争中履行这些责任异常困难。2016–2017年摩苏尔战役中，伊拉克军方与美方顾问同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合作，在战火中协调平民撤离、提供人道服务，为未来行动提供了重要参考。这突显了多方协调的复杂性与必要性。

尽管国际法禁止强迫平民流离失所，但鼓励撤离的法律灰色地带仍需更明确的国际指导。否则，大规模流离失所可能导致严重的人道危机。解决这一问题需考虑边境冲突情境，并期望流离失所者来源国能在邻国复制类似联合国难民署的行动。

以恢复为目标的战争

近十年，城市作战方式已发生显著变化，技术发挥了关键作用。进步既体现为能力增强，也体现为革命性创新。增强型技术包括预置炸药（如冷战时期德国和韩国的桥梁爆破装置，图2），用于阻滞敌方推进。改进这种做法可允许更具可控性的破坏，便于战后修复。例如，仅破坏桥梁的一跨而非整体结构，既能阻滞敌人，也利于重建。

图2：韩国的预置炸药障碍物

考虑到俄罗斯的持续威胁，乌克兰可能倾向于采用可逐步升级破坏程度的预置障碍物设计，以促进战后恢复。其他“为恢复而设计”的措施包括使用自失效地雷（节省排雷成本与生命）和环境无害弹药。乌克兰排雷费用预计超过300亿美元，这类技术可大幅减轻战后负担。

历史上已有保护城市遗产的先例。二战中，盟军竭力保护罗马的文化与宗教地标，采用精确轰炸和禁炸区地图以减少附带损害。相反，轰炸卡西诺山修道院的决定经历了漫长争议，最终虽执行却导致德军加固废墟，延长战事。这体现了军事必要与文化保护之间的道德与战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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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与未来技术的影响

在2020年代，无人机（UAV）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它们是上文提到的“革命性”创新之一。乌克兰冲突双方在探测、监视和攻击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这些进展已接近甚至可能超越了变革性的界限。其影响在多个维度上极大地改变了战争的性质。对于任何一支希望在现代进攻或防御行动中生存下来（更不用说成功执行）的部队而言，机动、分散、欺骗、伪装、纵深打击、陆海空一体化作战、隐蔽以及——没错——地下空间的利用都变得至关重要。特立独行的“壮志凌云”式飞行员马弗里克或许不愿听到这个消息，但主要依靠无人机来夺取空中优势的那一天或许并不遥远。新兴的半自主和全自主无人系统有可能大幅减少军队的伤亡。若在设计时充分考虑到平民和基础设施保护，它们甚至还可能更好地减轻战争期间的人道苦难。

这种潜力为城市作战带来了显著前景。旋翼机（直升机）和固定翼飞机（例如战斗机）在这些应急情况下都能发挥作用。然而，任何飞机都容易遭到位置精准、协调良好且相互支援的防空系统攻击。与山区类似的城市环境，为这些潜伏的防空系统提供了无数的隐蔽和掩护位置。巧妙的战场情报准备与分析能够识别“死区岛”，即防空系统无法或极难有效覆盖的空域。这类位置很少能提供连续的受保护航线。安全通道往往依赖于在这些地点之间进行“跳岛”式机动，而在此期间飞机的脆弱性会急剧增加。未来的发展应囊括地面和空中无人系统，其中部分平台负责提供反防空掩护，而攻击、运输或后勤单元则在这个保护伞下执行任务。能够提供持续监视的长航时飞行器必须成为一项关键能力。鉴于此类机载监视预计将无处不在，暴露的防空系统很可能将成为历史。我们预计，只有在探测到来袭目标后才暴露自身的发射系统将成为常态。其他系统可能具备从隐蔽阵地发起攻击的能力，这意味着除了通过回溯其发射弹道的轨迹外，它们几乎无法被探测到。超短的“探测-识别-交战”周期对于防空和反防空作战都至关重要。短期内，有人（后期将发展为无人）狙击小组将补充这两种功能，继续发挥其作为主要观察和情报平台的作用，其次才是致命的交战资源。

乌克兰战争揭示了无人平台在节约人力方面的潜力。如今，一名操作员就能搜寻并打击分布在广阔区域（相当于城市环境中的面积）内的多个目标，其控制范围远超当今传统步兵士兵或部队的能力边界。然而，随着战场越来越依赖自主或半自主作战，这些多功能、多用途的系统将面临严峻的后勤挑战。强大的充电和补给能力至关重要。无论是用于监视、攻击、补给还是其他用途，完全自主的无人系统都是明确的未来发展方向——尽管任何特定能力何时能成功实现完全自主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完全的自主意味着系统无需接收指令即可自主返回基地进行充电和补给，并且它们自身拥有执行此类任务的嵌入式能力，或能够与前沿部署的（至少是半自主的）加油、充电和/或补给无人系统进行对接。这些系统（包括猎杀能力和后勤支援能力）最终应受益于太阳能电池板和电池效率的提升、更高效能的传感器、创新弹药、替代电力系统（例如氢能）或这些能力与其他技术的结合。

关于是否允许在致命交战中实现完全自主的争论仍在继续。尽管人工智能（AI）近年来取得了显著进展，并在某些特定功能上已达到极高水准，但要实现除最简单任务之外的全面自主，可能仍需数月、数年甚至数十年的努力。那些坚持在致命交战中保留“人在回路”控制的国家可能会发现，在与不那么顾忌这些限制的敌人作战时，这些自我约束会使他们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他们还可能发现，未来由人工智能驱动的自主系统最终可能比“人在回路”系统更擅长做出生死攸关的决策。当人类操作员疲劳、忍受恶劣天气或在战区承受战争的其他压力时，情况尤其如此。

我们期望机器人技术的进步最终能够使日益复杂的自主作战相关活动成为可能，例如修复故障或受损系统，以及在敌对环境中进行无人作战所必需的反电子战（EW）/反人工智能作战。虽然消除人机实时数据链将消除一个重大漏洞，但干扰单个系统的内部组件仍将是一个持续的挑战。系统间的相互防护，例如无人机或无人地面车辆集群协同，仍然是必要的。快速适应能力至关重要，因为有报道称，截至2025年初，无人机的能力或其对抗措施大约每两到三个月就会发生一次重大变化。这些应对措施包括对电子战手段的调整以及新方法的出现，例如使用聚焦声波来干扰无人机飞行所依赖的机电传感器。目前，乌克兰的一些无人机通过在系统接近目标至一定距离后让人工智能接管控制来降低受干扰的可能性，从而避免在至关重要的最后阶段需要进行人机通信。系统实现完全或近乎完全免疫外部干扰的其他方法包括：单个系统（或系统集群）通过短脉冲和/或跳变频率发送内部指令，这样只有在这些极短的脉冲窗口期内实施电子战攻击才有可能进行干扰（其原理类似于跳频通信的抗截获）。未来的系统还可以具备冗余的内部信号传输方式。同样的能力也将使任何剩余的人与无人系统之间的通信受益，例如，根据战场条件的变化为后者更新任务分配。

目前，无人地面和空中系统的运行往往依赖于远程控制。因此，这些操作与获取并保持电磁频谱控制权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这种控制权至关重要，因为它确保了无人系统与其操作员之间通信链路的连续性与安全性。为了确保这一关键优势，电子战和综合网络能力必须协同工作，建立一种共生关系。电子战专注于通过干扰、欺骗和信号拦截等战术，来破坏、削弱并阻止对手使用电磁频谱。网络作战则旨在保护和加强己方通信网络，防御黑客攻击和恶意软件等数字威胁。这些能力共同参与一场持续且通常无形的战斗，以控制电磁环境，从而实现安全可靠的无人系统指挥与控制。

未来的人工智能系统应能促进这种共生关系。它们还能通过先进的传感器和实时数据分析来增强目标识别能力与精度，使其能够识别并只应对真实威胁，同时最大程度地避免对平民造成伤害和对关键基础设施造成不必要的破坏。这些能力可以显著减少附带损害，并加强对国际人道法等法规的遵守。

人工智能系统可以通过自适应信号处理和实时威胁检测来进一步增强其自身防御能力，以抵御干扰或网络入侵企图。因此，先进人工智能能力的整合不仅可以弥补电子战和网络空间依赖性带来的某些脆弱性，甚至能潜在缓解这些漏洞，为在复杂城市环境中实现更安全、更可靠的无人作战铺平道路。这一发展凸显了持续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传统电子战、网络空间战略协同发展的重要性，从而确保未来的无人系统即使在对抗性极强的电磁环境中，也能获得作战自由、实现更高精度并最小化附带影响。

本次讨论仅触及了无人系统未来可能具备的全部能力及其在城市作战中应用的皮毛。与20世纪80年代开创性的“空地一体战”理论类似——该理论在相关武器系统完全部署前就已提出——即使这些能力仍在逐渐成熟，今天的理论构想与训练也必须将这些演进纳入考量。未来无人系统可能执行的额外任务包括设置障碍、侦察、提供基本急救（或运送所需的设备和物资）、以及从高风险地区撤离伤员或遗体。可以设想，此类系统甚至可能实现对已夺取城市区域的无人值守巡逻，并提供基本的平民生命保障。如果无人系统要实现真正的自主状态，那么允许其复制一定程度“任务式指挥”（Mission Command）的算法将至关重要。这种人工智能辅助的自动化任务指挥形式，将使系统能够智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战术与任务条件，而无需持续的人工干预。当算法的导引能力耗尽时（例如，当环境条件发生巨大变异，系统无法再按指令意图行动时），飞行器将寻求进一步指示、自主降落或返回指定地点（可能由其他无人能力进行回收）。

除了在对抗中获取优势之外，人工智能的进步还能带来一些不那么引人注目但重要的增强。俄罗斯的POM-3杀伤人员地雷之所以被称为“智能”，是因为它能够区分接近的徒步人员和车辆。它对车辆几乎不起作用，因此只有当人员等非车辆目标进入其致命范围时才会引爆。未来杀伤人员地雷、反车辆地雷和其他致命系统的设计规范，可能同样要求其能够区分武装人员与非武装人员，以更好地保护非战斗人员。它们或许还能通过识别友军佩戴的、能被系统传感器识别的“电子徽章”来进一步区分敌我。与此同时，制造对儿童吸引力较小的地雷也算是一种进步。目前有些地雷颜色鲜艳，容易被误认为是玩具——其后果可想而知。

提高城市作战效率、降低杀伤力、减少对基础设施破坏的技术理念，其范围远不止于人工智能或无人驾驶车辆。想象力与创新仍将至关重要。对历史的理解也同样重要。例如，二战期间英国工程师创建了模拟城区和飞机跑道，诱骗德国轰炸机在无人区投放弹药。后来，为了误导V1和V2导弹的瞄准，英国官员向德国情报部门提供了虚假的弹着点报告。由于这些武器是无人驾驶的，这种欺骗手段是有效的。如今，在基辅，使用手机全球定位系统（GPS）的用户发现，他们设备显示的位置与实际位置相差数公里，这种防御性欺骗很可能是为了误导俄罗斯的精确制导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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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城市作战规划的一项小幅变革

迄今为止的讨论提出了多种扩展现有军事人工智能和技术概念的途径，以更好地顾及非战斗人员的福祉。考虑到城市作战环境中非战斗人员的数量与密度，这些方法在城市作战中显得尤为重要。战争中的一个残酷现实是：部队交战规则（ROE）的约束程度、军事行动的推进速度与平民伤亡人数之间存在着直接的比例关系。较宽松的交战规则往往以牺牲非战斗人员生命为代价换取更快的战斗进程；较严格的规则虽会减缓进攻节奏，但能更好地保护无辜生命。作战动态决定了这些关系始终处于变化之中，完美的平衡难以实现。

参谋人员通常为指挥官制定多个行动方案（COA），以最优方式实现摧毁、击败或压制敌人的目标。指挥官则会指导进一步优化某一方案，或更常见的是，将多个方案的优点与自身提出的附加要素相结合。传统上，COA 中对平民保护的考虑多通过警告和交战规则限制的形式体现，往往作为附加条款而非核心驱动因素。指挥官关于保护非战斗人员的交战规则指导范围广泛，既可能对武器使用施加严格限制，也可能几乎不予关注——军队所属国的政策取向是其中的重要决定因素。

我们建议引入一种替代性规范：制定以人口为中心的城市作战行动方案（COA），与以消灭敌人为主要目标的方案同步进行。该方案将把非战斗人员福祉提升至同等或优先地位，同时保留克服敌方抵抗的务实方法。其内容包括在作战前明确关键决策点，例如：为完成任务X，可接受的平民附带伤亡人数是多少。该方案的其他组成部分可能涉及：限制地雷污染范围，或指定某些区域（尤其是城市区域）仅使用智能地雷；选择目标和交战方式时考虑战后恢复需求（下文详述）；以及识别关键的城市社会系统相互依存关系（例如，意识到保留医疗设施但切断电力供应，只能使其在备用发电机有燃料的情况下有限运行）。制定这一以非战斗人员为核心的行动方案时，参谋团队除军事规划人员外，还应包括指挥部的民政代表，以及可能熟悉作战区域的外部组织人员，如非政府组织代表。我们预期，此类方案很少作为主要方案被采用，但它应与更具攻击性的方案同时简报，并在可行范围内进行整合。

一些潜在的技术发展有望增强对非战斗人员的态势感知能力。能够区分建筑物内敌友与无辜者的改进型传感器，将同时服务于人力保护和人道主义考量。这类技术可能包括：可探测与作战系统相关化学物质的传感能力；能进入类似啮齿动物或昆虫活动区域的超小型无人系统；以及可识别电子特征、特定声音或声音缺失的声学资源（例如，与特定武器或装备——如军用无线电——相关的声音）。

军事当局在占领后立即承担起占领方责任，并规划及及时将这些责任移交给合格的民事机构，这将使非战斗人员和军事人员共同受益。最理想的情况是，被撤离的城市当局能够及时恢复治理职责。这些人员可与非政府组织、政府间组织及其他能提供超出现地政府能力的生命维持支持的组织合作。在缺乏现有地方当局的情况下，这些组织可承担部分或全部治理职责。任何曾支持该城市运行的团体都将尤为有帮助。军事人员可利用这种对当地情况的熟悉，避免失误，例如无意中瞄准危险材料存放点或其他敏感场所（如使用放射性设备的医疗机构或研究实验室）。

一些常被忽视的常识性做法也能提升军事行动和占领当局的有效性。军事组织按自然特征划分各单位责任区是一种符合逻辑的常见最佳实践，这在战斗行动中十分有效，但一旦停火，其效果就会大打折扣。自然边界（如溪流、公路、铁路）可能会割裂社区、政治管辖区和其他社会单元，这意味着一个城镇的镇长、警察和其他官员不得不与两个、三个甚至更多军事单位协调（反之亦然，军事单位的联络对象数量也成倍增加）。战斗结束后，更合理的做法是重新调整边界，使其与政府或其他社会界限保持一致，以方便占领者和被占领者（例如，按警察分局辖区等行政划界）双方的管理。

促进与非战斗人员的联络能更容易使其参与到自身生存和城市重建的过程中。这是一项至关重要且意义重大的任务，无论多困难都必须完成。识别关键影响者——那些能够联系并影响特定居民群体的人——可能颇具挑战。盲目信任那些自称代表重要社区、尤其擅长用占领者语言沟通的人，已被反复证明是错误的选择。但正确的人选意味着占领者可通过当地代表传递信息和施加影响。在乌克兰，保留合法政府官员或在俄军被逐出后让他们返回被占领城市，有效促进了重建工作。无论情况如何，从居民那里获取信息都需要：

• 明确告知需要何种信息；

• 向个人建议谁应接收这些信息；

• 确保居民拥有向指定接收者传递信息所需的一切手段——鉴于手机和互联网连接可能不可用或时断时续，需提供冗余通信方式；

• 确保提供信息或其他援助的居民得到反馈，以鼓励持续支持；根据安全形势，反馈可能需以集体表扬或匿名方式进行，因为识别个人可能使其面临风险。

建立联系能打开沟通渠道，便于居民日后分享城市恢复的最佳途径。采纳公众意见还能增强执政当局的合法性。同样的信息渠道也使当局能公布援助物资分发点位置和其他重要信息。非战斗人员应留在原地？转移到城区其他地方？还是全部撤离？此类指导在战斗期间和战后都适用。若缺乏这些联系，就不可能有效管理前往食物分发点、流离失所者营地或社区、医疗机构的人流，也无法为易受暴力侵害群体提供安全环境。无论当局如何努力沟通，消息总会传播。若不加以引导，可能导致服务点不堪重负，引发骚乱、冲突和其他动乱。相反，精心策划和执行的人口支持活动能以冷静方式影响非战斗人员行为，使当局和平民共同受益。明智地选择这些资源还可支持而非分裂社区，维护保障个人和集体福祉的社会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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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减轻城市战争最严重后果的最重要方法之一，是将眼光超越战斗本身，提前识别部队应避免瞄准的社会、物理、经济及其他关键特征。在军事规划和作战执行中，这虽不太可能成为首要关注点，但提前考量有望在成本、非战斗人员伤亡和恢复难度方面减轻最严重的破坏。当然，正如谚语所说：“敌人也有投票权。”俄罗斯、哈马斯和前叙利亚政府等近期参战方，对其行动造成的破坏几乎毫不在意，甚至有时刻意造成远超国际法允许范围的损害。然而，即使只有一方行使这种裁量权，仍是有益的。与渐进式拆除以控制基础设施损坏的需求类似，我们迫切需要能够瞄准目标并着眼于恢复的技术和理论。例如，若城市地铁因地下基础设施坍塌而受损，修复可能耗时数年、耗资数百万美元。因此，阻止敌方进入的其他方法更为可取。一个正面案例是1991年美军袭击伊拉克发电站时使用金属箔片造成系统短路，这使得战后恢复供电迅速可行；而摧毁发电机则会推迟恢复数月甚至数年。军队通常基于最终目标进行反向规划。将非战斗人员福利和恢复考量纳入这些目标，可显著减少战争的短期与长期后果。在设计和评估新技术能力时，同样如此。

更多纳入非战斗人员考量并提升技术能力，有助于拓宽对军队一项核心原则——“机动”的理解。当前及长期以来的定义中，机动是“通过运动与火力的结合，在作战区域内部署兵力以取得相对于敌人的优势位置”。未来的军事行动——几乎不可避免地需与民事伙伴协作——需要一个更适应军队扩大化战后恢复责任与关注点的定义。一个更具认知性的机动定义可以是：“运用相关资源，在实现特定目标的过程中，相对于选定的个人或团体取得优势。”该定义本质上保留了现有理解，同时允许运用超越单纯“兵力运用”和其他纯军事能力的资源，其目的也不仅限于对抗对手。增强机动能力以应对未来战争和战后恢复的固有挑战，将更好地服务所有各方：友军与非战斗人员、被占领者与占领者、政府与民众。

参与城市作战的指挥官和参谋人员不能再仅专注于消灭敌人。如今，代表文明国家的军队有义务在可行范围内最大限度减少战争对平民生命和基础设施的损害。这两项任务必然存在冲突，但这并非意味着择一执行。新兴技术有望帮助我们破解这一难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将是未来几十年我们面临的首要安全挑战之一。

作者简介

拉塞尔·W·格伦博士曾任美国陆军军官、智库分析师，现任职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战略与国防研究中心。他撰写了60余部国家安全相关著作，包括《残酷的催化剂：乌克兰城市告诉我们的战后复苏故事》（2024年）和小说《众神之战》（2023年）。完整出版物清单见innovativedefenseresearch.com。

路易斯·A·迪马科博士在美国陆军担任装甲骑兵军官24年，以中校军衔退役。著作包括《FM 3-06：城市作战》（2002年）和《混凝土地狱：从斯大林格勒到伊拉克的现代城市作战》（2012年），后者被多国军校采用，并列入美军参谋长推荐书目。

注：本文基于公开学术文档编译，文中观点和表达方式不代表任何本机构立场。

1.公司介绍陕西正合防务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22年，公司业务聚焦于全球尖端技术发展、国外武器装备及其保障能力建设，致力于向用户提供专业科技咨询、外文检索、情报分析、资料翻译与整编服务。 2.主营业务1.资料翻译。针对外军条令手册、论文著作、技术报告等，提供英语、俄语、法语等语种的翻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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