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女明星柯蓝,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不过,很少有人知道,她的爷爷钟期光,还是开国上将呢。
说到这位上将的一生,那可真是“传奇”,虽然没参加过长征,却还是被授予上将军衔。接下来,咱们就一起看看这位钟期光将军的传奇事迹吧。
1909年的平江,钟期光出生在肥田白湖口一个普通农家,虽说不算富裕,但父母咬着牙送他去私塾读书。在那个多数人连名字都不会写的年代,这已经是稀罕事了。钟期光在书堆里泡了8年,不仅背得下“四书五经”,还偷偷读起了《新青年》。
书院里的先生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听着听着,就把“改天换地”的念头种进了心里。
20岁那年,钟期光成了家乡小学的教员。白天教孩子认“天地人”,晚上就点着油灯办夜校,给农民们讲“为啥地主有地咱没地”。那会儿平江的农民运动正火,他领着老乡们写标语、算剥削账,成了当地农协的“活跃分子”。
1926年冬天,他攥着拳头宣誓入党,可没等他干出啥名堂,1927年“马日事变”就来了,土豪劣绅贴满了通缉他的告示,说他“煽动农乱,罪该万死”。面对这样的情况,钟期光知道:“光靠嘴讲道理没用,得有枪杆子!”,随后,他揣着几块干粮就去找了工农义勇军。
1928年7月,彭德怀、滕代远打响平江起义,他带着乡亲们扛着猪肉、提着米酒进城慰劳,看着城头插上红旗,19岁的他攥着驳壳枪,手都在抖,这是钟期光第一次真切感受到,革命不是书本上的字,是真刀真枪的拼杀。
起义后,钟期光留在了平江搞地方工作。那会儿红军主力要往井冈山转移,他得在敌后拉扯队伍。
1930年,他又成了红五军的秘书长,跟着彭德怀打长沙。城攻下来那天,他连夜起草布告,贴在街头巷尾,告诉老百姓“红军是咱自己的队伍”。
可好日子没过几天,国民党的“围剿”就来了,湘鄂赣苏区的日子越来越难。
1934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大部队浩浩荡荡向西走,钟期光却接到了命令:留在湘鄂赣,带着红16军打游击。没人愿意留下,主力带走了粮食和武器,剩下的大多是新兵和伤员,国民党军还在疯狂“清剿”,这几乎是必死的任务,可钟期光还是接受了下来。
“咱得守住根据地,等主力回来!”钟期光没多喊口号,只是把机关缩编成小队,让干部们都下到基层。他自己带着几个人钻进九宫山,白天躲在山洞里,晚上摸出来找粮食。
有次,他们断粮好几天,只能挖野菜、捡野黄豆,战士们饿得眼冒金星,有人小声嘀咕“要不投降吧”,钟期光掏出怀表,那是他教书时买的,“这表走了八年,咱革命也得走下去,不能停!”
最危险的一次,他们在通山县被敌军包围,突围时钟期光的腿被流弹擦伤,他咬着牙爬上山坡,看着身边只剩下几十个人,却笑着说:“没关系,咱再慢慢拉队伍”。就这么熬了3年,他们没跟中央联系上一次,却硬生生在敌人眼皮子底下保住了革命火种,后来有人说,湘鄂赣的“五巨头”里,钟期光虽然最“不起眼”,却是最能扛的一个。
1937年抗战爆发,国共合作的消息传来,钟期光带着队伍走出深山,编入新四军第一支队。见到陈毅时,他掏出一个破本子,上面记着几年来牺牲战士的名字:“这些人没等到胜利,咱得替他们打鬼子。”陈毅拍着他的肩:“老钟,政工的事就交给你,你放心,我带着人打仗!”
钟期光搞政工,从来不用“官话”。每次战前动员,他不喊“为革命牺牲”,而是掏个本子念,念谁家分了地,谁的弟弟妹妹上了学……念完问战士们:“咱要是打输了,这些好日子是不是就没了?”底下的战士们听得眼睛发红,攥着枪就往前冲。
1944年,他在华中局汇报工作时提出“拥干爱兵”,说“干部要疼兵,兵才会敬干部”,后来这个做法在全军推广,成了解放军的优良传统。
解放战争时,钟期光担任华中野战军政治部主任。1947年莱芜战役后,部队伤亡大,兵源紧张,他琢磨出“火线扩军、随补随打”的法子,把俘虏过来的国民党兵,当场教育当场补充到部队里。
有的战士不乐意“为啥还要反动派”,钟期光却说:“他们也是穷苦人,只要知道为谁打仗,就能成好兵”。就这么着,淮海战役时,华野的兵力从36万涨到46万,一半都是“解放战士”,粟裕后来都说“老钟这招,比增派援军还管用”。
1949年新中国成立,钟期光没歇着,又接到了新任务:筹建华东军事政治大学。他这辈子跟“教育”有缘,从小学教员到军事院校负责人,只是讲台从乡村学堂变成了军营。
“现在打仗要靠技术,不能再靠蛮劲了。”钟期光找来一批专家,翻译外文资料,编写教材。有一次,苏联教官讲阵地战,说:“政治工作在现代化战争里没用”,钟期光当场反驳:“朝鲜战场上,咱们的战士靠‘跟我上’冲垮美军防线,这就是政治工作的力量!”
他亲自给学员上课,讲“穿插战术里怎么搞宣传”“炊事班怎么当情报员”,用的全是三野的实战案例,学员们听得入迷,都说:“钟政委的课,比打仗还过瘾”。
1951年,南京军事学院成立,刘伯承任院长,钟期光任政治部主任。毛主席来视察时,笑着说:“延安有清凉山(抗大所在地),南京有紫金山(军事学院所在地),两边都是培养人才的好地方”,钟期光把这句话刻在心里,每天早出晚归,连家都顾不上回。
1955年授衔,钟期光被授予上将军衔。有人私下议论“他没走长征,凭啥当上将”,他听到了只是笑:“我是政工干部,能让战士们愿意打仗、会打仗,这就是我的功劳。”
那天的授衔典礼上,他的七个孩子第一次凑齐合影,孩子们的名字都带着“战地印记”:德苏(江苏)、德浙(浙江)、德鲁(安徽庐江)、德东(山东)、德沪(上海)、德宁(江苏南京)、德南(福建南部),每一个名字,都是他战斗过的地方。
钟期光对子女要求严,是出了名的。1962年,他的妹妹在广西想晋升干部,写信求他帮忙,他回信说:“你文化不够,做干部会误事,还是踏实做基层工作好”;三子钟德鲁从军20年,还是副团职,想让他跟部队领导打个招呼,他却说:“晋升要靠自己的本事,我不能搞特殊”。
在这样的家风里长大,孩子们都养成了“靠自己”的性子。次子钟德浙1964年入伍,搞武器装备研发,在总装备部一干就是几十年,后来被授予少将军衔。
有人问他:“是不是靠父亲的关系”,他总是摇头:“我父亲从来没给我找过任何人,我的勋章是在实验场里熬出来的。”
钟期光最疼的,是1972年出生的孙女钟好好。那年他突发脑血栓,半身不遂,躺在病床上看到孙女,嘴角都笑开了花,取名“好好”,就是希望她能平平安安过日子。后来钟好好准备进入演艺圈,就起了个艺名叫“柯蓝”。
1991年5月22日,钟期光在北京去世,享年83岁。临终前,他嘱咐家人:“把我的电话本烧了,别给组织添麻烦”。后来,家人把他和妻子凌奔合葬在江苏溧阳,那是他当年战斗过的地方,墓碑上刻着8个字:“实干一生,初心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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