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对越反击战中，他率全连219人投降越军，结局如何？

“1979年2月25日凌晨三点，’连长，我们是不是完了？’黑暗里，新兵小吴的声音带着哆嗦。”山谷里一片寂静，唯有越军炮弹偶尔划破夜空的尖啸提醒着众人——他们已被死死包围。带队的冯增敏摸了摸潮湿的头盔，心里掠过一个念头：再硬撑，整个连怕都要交代在这片丛林里。

许多人不知道，冯增敏所在的部队本不在首轮出击序列。前线作战目标达成后，主力按既定计划后撤，第五十军主动请缨接替掩护，想在战功簿上写上自己的名字。那时，部队里新兵比例高得吓人，一些人甚至还没完全适应南疆潮热，枪磨得锃亮却没真开过几次火。指挥部原以为敌军主力已受创，形势不会再有大风浪，谁能料到越军两个师悄然回援，把这支换防部队死死锁进包围圈。

把时间拨回十多年前，中越关系曾一度亲如兄弟。抗美援越期间，我国援助的步枪、大米、轮胎源源不断通过滇越铁路运到河内。那条铁路当时几乎成了“友谊”的代名词。越战结束后，越南突然转向，把目光投向苏联，与中国渐行渐远。黎笋不断叫价，要求更多军械、更多贷款，而彼时的中国正为“四化”起步四处筹粮筹钢，实在供养不起这头日渐膨胀的“狮子”。磕磕绊绊几年后，1978年12月，越军越过暹粒平原，长驱柬埔寨。中国边境也不断出现越军哨所前移、民居被袭的报告，紧张氛围肉眼可见地上扬。

1979年2月17日，我军发起自卫反击作战。开战第一周打得异常猛烈，老部队进展迅速。但越南山地纵深大、地形复杂，部队越推进越吃力——尤其补给线一拉长，危险就开始堆叠。主力撤回国门时，冯增敏的连队成了“最后守门人”。他们的任务说来简单：架好机枪，拖住追兵，等掩护目标安全脱离后再按预定路线撤回。按剧本走，这不过是一次带火药味的演习。但越军突然加码，炮火和子弹倾斜而下，通讯也在最关键的时刻被切断。

冯增敏此刻面临三个选项：一，死守阵地；二，分散突围；三，接受俘虏通道。死守意味着弹尽粮绝后被敌军清场，生还概率趋零；分散突围得赌祖辈积多少德，没有熟悉地形的向导，夜里钻丛林简直是人人头顶一把镰刀；而第三条，看似苟且，却最现实。当时身边还有219人，七成是入伍不到一年的新兵，“带他们硬冲，不是冲锋，是送命”——这句冯增敏后来在庭审笔录中写下的话，成为他为自己辩解的重要理由。

选择，就在短短三十分钟内拍板。凌晨四点多，越军高音喇叭用蹩脚的中文喊话：“放下武器，可以活命。”冯增敏摘下钢盔，挥了白毛巾。接着，他让通讯兵把连旗折起，219名士兵举着双手依次走出掩体。这个画面对很多老兵来说是刺眼的，因为它与“宁死不屈”完全背道而驰。

叛逃和被俘是两把完全不同的尺子。战史里，对那些被围、负伤、失去战斗力后被迫缴械的官兵，军法条文通常给出审查、甄别乃至宽宥的空间；主动投降并且配合敌方宣传，则性质骤变。越南方面为宣传需要，迅速将冯增敏等人拉到摄制小组前，让他在镜头里控诉“上级抛弃”。有意思的是，越南主持人递过来一张事先写好的中文稿子，他照读得磕磕巴巴，最终做出的那段录像很快由河内电台对外播放。当天晚上，收音机里传来的背叛者声音让国内指挥部一片愕然。

四月底，中越双方完成第一批战俘交换。回国的列车驶进南宁站时，被俘连队中的绝大多数士兵低着头，眼里几乎没有光。复审组当天便将人分成三类：战斗中受伤被动落入敌手者、跟风交枪者、主导投降并配合敌宣者。冯增敏毫无悬念被归入第三类，审判书里写的是“战时临阵脱逃并严重动摇军心”。最终判决十五年有期徒刑——那是当时军法能给出的最重量级惩处之一。

牢狱生活枯燥而缓慢。冯增敏在看守所里写了厚厚一本“情况说明”，试图证明自己是为“保存有生力量”。但军人最硬的底层逻辑是使命与荣誉，不是胜算概率，审查机关并未采信他的解释。1980年代中期，部队对越轮战仍在间歇进行，一批批年轻人扛着新式步枪奔赴前线，冯增敏却只能透过厚玻璃关注外面的天气变化。十五年后刑满释放，他回到湖北老家，乡亲们的眼神充满复杂：熟人仍旧打招呼，却悄悄把孩子往屋后拉。隔壁老张在院墙上抽烟时说，“那是个不愿提的名字”，语气淡得像一口灰水。

诡谲的是，冯增敏终究活了下来，很多坚持到最后一颗子弹、最后一口血的兄弟却长眠无名高地。战争让人见识极端，也放大人性七情六欲。有人问：“如果换成你，敢保证不举手？”答案没人能提前写好。只是军法与传统把界限划得明明白白，一旦跨过，就要付出代价。冯增敏的故事，被写进军法教材的附录，标题只有八个字——“临阵投降的下场”。这八个字，比任何说教都更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