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世纪坛医院老战士的故事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还有依然健在的、曾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她们都为国家做出过贡献。让我们一起聆听她们当年投身战场、保家卫国的故事，弘扬伟大抗战精神，赓续红色血脉，坚定理想信念，沿着党指引的前进方向砥砺前行！

1945-2025

黄萍：“爸爸，我们胜利了！”

父亲1940年牺牲时，黄萍只有14岁。

“他在一次执行给部队买枪的任务时，赶上鬼子‘扫荡’，不幸被捕，遭到枪杀。”尽管已经时隔85年，说起父亲牺牲时的情形，黄萍仍然很激动，嘴角不住地抖动，“他当时才38岁啊，是家里的顶梁柱……”

黄萍出生于1926年，山东省沂水县人。她是家里的大姐，下面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父亲在世时，家里的日子还算富裕。父亲念过书，在当地很有威望，先是当乡长，后来又成为县长。

这种生活在父亲牺牲后戛然而止。“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父亲是地下党员，当时县城里的党员都是他发展的，他还往延安输送了很多年轻人。”黄萍又补充道，自己的姥爷也是被日本人杀害的。

国恨家仇，在黄萍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抗争的种子。1941年1月，八路军进县城宣传抗日，黄萍没有丝毫犹豫就参加了革命，帮着运送物资，并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黄萍被派往山东公学学习医学卫生知识和护理技能。当时，军区急需医务人员，于是，黄萍来到沂蒙山区附近的山东鲁中军区。

在军区后方医院里，黄萍做过司药、护士，主要的任务就是抢救伤员，为他们包扎、缝合、上药。伤员以外伤居多，药品很短缺，死亡率很高。

1941年到1942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一段时间，日军实行“三光”政策，残酷“扫荡”。当时，医院里药品奇缺，不得不用一些土办法代替。“没有红汞，伤口也没有什么消毒的好办法，刚开始我们用盐水冲洗，后来就用猪油自己配药膏；给伤员输液，就是把水烧开了，把盐冲在里面，把水晾凉了直接输入到静脉里……”

即使在医院里，也常能听到枪炮声，不断有伤员被抬进来，有的肢体已经残缺不全。“虽然那时我只有十几岁，但看着流血不止的战友、听着痛苦的呻吟声，根本顾不上害怕，一心想的就是救人。”黄萍说。

“虽然没有摸过枪、握过手雷，但作为一名卫生员，我抵抗侵略者，就是要用手中的手术刀、剪刀、镊子挽救更多战友的生命。”可是，由于医疗条件十分有限，很多时候，黄萍他们也只能给伤员进行简单的包扎，一些伤员原来的绷带已经粘在了血肉上，等从兵站转到后方医院时伤口已经感染，没有挺到最后。说到这里，老人的脸上忍不住掠过哀伤。

最多时，黄萍一天救治了30多名伤员。看到他们因缺少镇痛药品发出痛苦的呻吟，黄萍会像姐姐一样轻声安慰，帮助他们暂时缓解伤痛。伤员因伤口感染出现高烧昏厥，黄萍细心地用湿棉签轻轻擦拭伤员干裂的嘴唇，或将湿纱布中的水小心地滴入伤员的口中。

每当看到那些经过自己救治和护理的伤员重返前线战场杀敌卫国，黄萍都会感觉如同自己奔赴战场，浑身有使不完的劲。“那时生活很艰苦，吃饭没准点，饿了就啃口锅饼、煎饼，就着水咽下，晚上几个女生就挤在高粱秸铺的地上睡。但从不觉得累，因为一心就想干好工作。”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胜利的喜讯迅速传遍整个鲁中地区，也在医院传播开来。当时，黄萍正忙着为伤员包扎伤口，顾不上庆祝。晚上，大家凑钱买了一些花生，还破例喝了点儿酒。

同年11月，黄萍所在的鲁中军区部队对汉奸和拒不上缴武器的伪军发起了大反攻，最终大获全胜。“所有人都跑到街上，敲锣打鼓、唱起歌、跳起舞，开心地庆祝，以后我们再也不怕了。”

抗战胜利后，黄萍又先后在华东三野七兵团35军卫生部、十九兵团后勤部、西北空军司令部担任医师。直到1953年4月来到北京铁路中心防疫站（北京世纪坛医院前身）任站长，她才找了个机会回到阔别已久的山东老家。

离家12年的黄萍来到父亲坟前，敬上一炷香，洒上一杯酒：“爸爸，你看到了吗？我们胜利了！”黄萍大声呼喊着，声音在山谷中久久回荡。

采访结束前，黄萍唱起《游击队之歌》：“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这位99岁的老人唱得铿锵有力，仿佛又回到那段血与火的峥嵘岁月。

史建：“哼唱洪湖水，难忘柯棣华”

“洪湖水呀，浪呀嘛浪打浪啊。洪湖岸边，是呀嘛是家乡。清早船儿，去呀去撒网。晚上归来，鱼满舱……”2025年7月，北京万寿路，健康时报记者见到抗战老兵史建时，她正在家中哼唱《洪湖水浪打浪》。

史建已年满百岁，提起往事时难以回想起细节，交谈中她有时会忘记自己的名字，只记得少年时母亲唤她“小翠儿”。回望抗战的烽火岁月，她振作起精神：“我当年是柯棣华手下的护士。柯棣华是印度人，来援助我们的大夫，中国话说得特别好！”

史建前半生的命运与战争交织，先后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在战争中遇见了革命爱情，建立了家庭，在颠沛中迎来了和平。她一生最宝贵的两枚勋章是1955年获得的，一枚是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抗日战争时期表现的独立自由奖章，另一枚是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时期军事荣誉的解放奖章。两枚奖章上刻着的延安宝塔、五角星、天安门和红星是她和无数老兵共同建起的家国图腾。这和平来之不易，让她在百岁回望时，想到故人故事，依旧热泪盈眶。

“我是柯棣华的护士，他是中国人的黑妈妈”

1938年，在河北省唐县，史建第一次见到八路军在村里做抗日宣传。那时，史建还叫史翠芝，是母亲口中调皮的“小翠儿”。十几岁的小姑娘扛起红缨枪，决心为八路军送情报。她印象最深的一次，是被鬼子追着跑，情报护在心口，她想着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们夺去。眼看着前方是大坡也不顾命地跳，腿崴了仍一瘸一拐地往前跑，直到把情报送出去。

这一路，见到太多伤兵，16岁的史翠芝转入唐县葛公村的白求恩卫生学校，开始学习护理。当时的医疗条件紧张，医疗器械、纱布都在河沟里清洗，然后回学校蒸煮消毒接着用。第一次看到被炸伤的患者，血哗啦啦地流。她根本没见过这样的场面，眼泪几乎是被恐惧的情绪逼着涌出来的，来不及释放更多的情绪，只能立马冲上前去包扎。一夜无眠，她每每想到那个画面，都害怕得哆嗦。

不久后，印度援华医疗队来了，她跟着援华医生柯棣华当护士。“伤员太多了，很多时候小伤熬成了大伤，大伤几乎很难救活。没有做手术的条件，也没有能做手术的人。”史建回忆，柯棣华来了之后，病房里甚至能做外科手术了，她就站在手术台旁，给柯棣华递上手术刀、剪子、纱布。她还在惊叹伤员终于有救了，转头看向柯棣华时，才发现这位印度大夫双眼布满了血丝。这背后，不知是多少个不眠不休的夜晚。

年轻时的史建。受访者供图

“柯棣华大夫没架子，中国话还说得特别好，他是第二个白求恩大夫，大家都开始喊他‘黑妈妈’。”后来才知道“黑妈妈”得了绦虫病，不愿意放弃援华回印治疗，值班的时候犯了癫痫。1942年12月，整个葛公村都散发着哀痛的气息，“黑妈妈”因癫痫离世。这个32岁的印度大夫，永远长眠于中国的土地。

“到了延安，我有了新名字，寓意建设新中国”

17岁的史翠芝接到了新的任务：护送柯棣华大夫遗孀郭庆兰和幼子郭印华回延安。从华北到延安，一路都是敌人的封锁线，这个17岁的小姑娘和一位协调员一起承担起艰巨的护送任务。郭庆兰和孩子坐在骡子上，史翠芝和协调员就一前一后跟着，晚上睡觉也不敢脱下衣服放松警惕。

郭庆兰在口述史《我与柯棣华》中提到了翠芝，她说翠芝泼辣、勇敢、吃苦耐劳，洗衣服、做饭样样都行。他们翻山越岭，泅渡黄河，唱着游击队歌，从六月到十一月，从炎夏走到寒冬，最终到达延安。

这是翠芝第一次离开家乡。在登记处，一位参谋长问：“小姑娘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她说：“我叫史翠芝，从晋察冀前线来。”参谋长说：“小鬼好样的！但这个名字不好听。想过改名字吗？要不要叫史建，寓意建设新中国！”小翠儿点点头，从这天起，她有了新名字，决心要建设好新中国。

在延安，她邂逅了爱情，同样从晋察冀前线回延安的熊宗英和她讲起这一路的战况，也讲起走长征的经历。两万五千里长征，穿着单薄的红军服，熊宗英讲起他们是如何躲过一次次飞机轰炸，又如何对抗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

史建也有自己的“小长征”，从唐县到延安的护送之路，三个大人，一个孩子，如何在交通员和乡亲们的帮助下到达延安。这对战火中的革命情侣在延安拍了第一张合照，那张照片至今被裱在史建的家中。如今，丈夫已去世50年了，只剩下照片和当年的军装被她小心保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正在救护伤员的史建听到旁边有人大喊“日本投降了！鬼子投降了！打跑了！”80年后，再度回忆起那一天，史建仍显得激动：“鬼子打跑了，当然高兴！”

“新中国建起来了！我们这些老兵还要常常见面！”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结束后，难有喘息，史建与丈夫熊宗英又奔赴抗美援朝战场。这个小家庭总在战争中颠沛，又在一次次战争的胜利中迎来新的希望。终于迎来了和平年代，基于战争期间学习到的医疗知识，史建进入北京铁路总医院（今北京世纪坛医院）担任药剂师，直到离休。

史建女儿熊玲玲也是北京世纪坛医院儿科的护士，她说刚学护理时跟母亲交流，才意识到他们完全是在实践中学来的医疗知识。“我妈当年不识字，但她特要强，新中国成立后就一直在学习，后来不仅是识字，她还爱上了书法，有段时间家里到处都是她的墨宝。”熊玲玲记得，母亲的好学精神在离休后得到了彻底释放，史建开始学画水墨花鸟，也做布娃娃等手工艺品。史建家中的客厅里正挂着一幅她画的迎春花，嫩黄色的花蕊爬满枝桠，一旁写着“带雪冲寒显嫩黄”几个周正的毛笔字。

7月5日，史建家中一角摆着年轻时的照片和离休后制作的手工艺品。徐诗瑜摄

离休后，史建仍不忘当年的老兵们，乘着火车去各地探望。她说：“我们这些老兵还要常常见面的。”郭庆兰去世前，她跟郭庆兰始终保持着联系，互通书信，她还不时给在大连的郭庆兰寄明信片。柯棣华纪念馆建设时，曾募集关于柯棣华的各类资料，史建立刻捐了一张当年白求恩卫生学校的合照和一支当年使用过的体温表。合照里，柯棣华和郭庆兰并肩坐在中间，史建就蹲坐在郭庆兰前。

那个扛着红缨枪的少女如今已过了百岁生日，回望烽火，史建依然想念那些战友，想念教会她护理的“黑妈妈”柯棣华：“胜利了！和平了！你们听到了吗？”

杨忠：“参加革命，我如同获得了新生。”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爱国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前面有抗战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

当满头银发的杨忠唱起这首铿锵有力的《大刀进行曲》，老人仿佛又回到战火纷飞的青春岁月——14岁的她离家寻找出路，在八路军的带领下投入革命洪流，从此命运和国家兴亡紧紧联系在一起。对于这位98岁的老人来说，有些往事已经模糊了，但这首歌她一直记得，每当唱起它，当年参加抗战打鬼子的豪情又涌上心头。

杨忠1927年出生于山东蓬莱的一个穷苦家庭，19口人只有9亩地，家里有3个女孩。“那时候各家都认为姑娘是赔钱货，我自己也感到很自卑，觉得在家里没有出路。”1940年，抗日战争正处于最艰难的战略相持阶段，杨忠目睹鬼子进村砸门、砸东西，烧杀抢掠，心中既忧愤又迷茫，不知道前途出路何在。

1941年，八路军进村做宣传，让杨忠一下子看到了希望。“我心里很向往能够参加革命，打日本鬼子，跟着八路军走才能找到出路！”就这样，杨忠打定主意要离开家。她主动找到了八路军，要求参加革命。“记得那是阴历四月十四，刘家沟唱大戏，要唱三天，我就跟家里说去看戏，兜里揣了五个铜子儿参加了八路军。”

“参加革命，我如同获得了新生。”此前杨忠没怎么上过学，只有小学二年级的文化水平，被安排去抗大学习。“一路上四五里一个炮楼，要穿过五六条封锁线，一晚上走上100里地，脚上磨出11个泡，累得走着走着就能睡着，鞋子里有沙子也来不及倒出来……”虽然环境危险且艰苦，她却觉得生活充满希望。

1942年，鬼子频繁“扫荡”，杨忠转移到女中学习，后又被疏散到蓬莱县小学，条件更为艰苦。“晚上只能睡在山洞里，麦秸垫在地上，虱子、跳蚤、臭虫都在里面，被咬出脓疥……”学员们有时三天都吃不上饭，只能偷偷跑到地里找一些剩下的地瓜和花生充饥。“有时，连山洞都没有，就找一棵树靠着睡觉，醒来时头上都挂着霜。”杨忠和同志们一起克服各种困难，边培训边开荒。

她还被分配到黄县一区的医院做护理伤病员的工作，“虽然我没有学过医疗，但是包扎上药这些都能做，我们是能干什么就干什么。”就这样，坚持了两年时间，终于度过了抗战最艰难的阶段。

1945年5月，杨忠被分配到黄县一区武装部，做妇女民兵工作，白天和老百姓一起下地干活，晚上开会向老百姓宣传抗日道理，组织妇女识字。“主要工作是到村里宣传抗战，介绍抗战的情况。我们的根据地也不固定，经常要转移，工作多半是晚上做，非常辛苦，但是大家的心情非常愉快。”因为，胜利的曙光此时已经照亮了中国。那一年，杨忠18岁。

不久，抗战胜利了，杨忠和同志们在欢庆胜利的同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当时接收了很多日本俘虏伤员，老百姓恨得想打他们，我们就跟大家讲政策，要优待俘虏。”1946年5月30日，杨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她辗转北海军区、辽北军区、四野特种兵、东北炮兵机要科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杨忠先后在沈阳化工研究院、北京化工研究院、中国科学情报所、北京电工厂等单位工作，1971年9月调至北京铁路总院（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杨忠戴上勋章，再唱战歌，老人的脸上洋溢着笑容，她说：“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大家都应该珍惜。”

闫俊生：“党的恩情报答不完”

“我打着霸王鞭在前面开路，唱着歌，高兴得不知道怎么着才好！”闫俊生说完，脸上绽放出孩童般的笑容，断断续续地哼起小曲，那是她当年打霸王鞭时熟悉的音乐和节奏，更是她永生难忘的峥嵘岁月。

抗战老兵闫俊生。北京日报记者 安旭东摄

1945年夏末，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闫俊生所在的河北省保定市阜平县方太口村瞬间沸腾了，全村男女老少都高兴坏了，他们盼望胜利这一天太久了！

阜平县当时是晋察冀边区的革命根据地，闫俊生从小受到家庭熏陶：她的妈妈是抗日积极分子，三舅是县游击大队成员，大哥是党的地下工作者。别看闫俊生那会儿只有十二三岁，却已经加入了儿童团，帮着站岗放哨、查路条、查特务、送密信，还曾背着裹了小脚的妈妈过河去边区政府开秘密会议，领取任务回村布置。

闫俊生从小就是个“虎妞儿”，登高、爬梯、上树，没她不敢的。闫俊生的母亲饱受旧社会“三寸金莲”之苦，但她思想开明，尽管多次被村里人指摘，她仍坚持不让自己的闺女裹小脚。“我就每天在村里跑来跑去帮忙，像个男孩一样。”有一次，闫俊生拿着红缨枪站岗，遇到几个人想要进村却没有路条，她死活不让进，最后村干部来了，才确认放行。闫俊生干活积极主动，当上了儿童团团长，还渐渐成为母亲的“接班人”——替她去边区政府开会，带着儿童团团员们操心着村里的事儿。

“假小子”也有着女孩的细腻。闫俊生认真检查村里各家各户做好的被服、军衣、军鞋，有些军衣拆开后发现里面根本没有棉花，塞的都是柳絮、杨树毛等替代品，“那会儿太穷了，很多人家里根本拿不出棉花。”她就把符合要求的挑出来，保证给前线战士的是最好的。

敌机三天两头来轰炸，“飞机抖落抖落翅膀，就‘下蛋’了，掉下来的炸弹像现在医院的氧气瓶。”闫俊生至今都忘不了当年从敌机轰炸下死里逃生的经历。

“敌机来轰炸了，快跑！”村里的抗日积极分子一看到飞机来了，立即组织老百姓转移。闫俊生的母亲因为裹了小脚，跑不了。情急之下，闫俊生把母亲藏进了柴火堆里，然后一狠心，掉头领着村民往山里跑。

敌机如同凶猛的巨兽，不断在上空盘旋轰鸣，一顿狂轰滥炸之后飞走了。见大伙儿已经脱险，闫俊生拔腿就往家跑，一路跑一路哭，嘴里不停地念叨：“我娘肯定被炸死了！”结果回屋翻开柴火堆一看，母亲正眨巴着眼睛看着她呢。闫俊生一把拉出母亲，二人相拥而泣。原来，那颗炸到屋里的炸弹是个“哑炮”，没响，闫俊生的母亲万幸躲过一劫。

16岁那年，闫俊生当上了村妇救会主任，虽然没有上抗战前线，但她活跃在后方，还去医院帮忙救助伤员。她曾在演出队学习打霸王鞭、唱歌、跳舞，到处演出鼓舞士气。也是在这一年，闫俊生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村干部张茂泽是她的入党介绍人，她到现在都能脱口而出这个名字。

那会儿，家里穷得就剩下饼和咸菜了，但闫俊生把卖鸡蛋的钱存下来全交了党费。

“心疼吗？都穷成那样了还舍得交党费。”女儿曾经这样问她。闫俊生摇摇头：“不心疼，我愿意交，共产党让我有地种粮食、有房子住，党的恩情报答不完！年轻时还能跑跑颠颠帮党做点工作，现在岁数大了，动不了了，心里难受。”说到这里，老人的双眼噙满泪水。

1947年6月，闫俊生加入解放军十九兵团成为一名女战士，跟着部队去过西安、平遥、兰州、张家口等多地，护士、文书、收发员她都干过，哪里需要，她就去哪里。

这几年，闫俊生先后四次进ICU抢救，但她都以顽强的意志力挺过来了。对此，她的三个儿女都打心眼儿里佩服母亲。

右三 闫俊生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采访当天，小女儿特意给97岁的闫俊生换上了一件红色印花中式长衫，上面别着大大小小近10个纪念章。每一枚纪念章的背后，都有老人珍贵且难忘的回忆。

张军：“我是在马背上长大的”

抗战老兵张军。 北京日报记者 安旭东摄

海淀太平路48号院，92岁的张军深居简出。受风湿免疫性疾病困扰，她已没法站立和走路，说话也不太利索了。虽然很多事情老人已经忘记，但她还时常念叨着：“我是个军人，我得去救人……”

“虽然我妈年纪大了，但是她的军人情结一直在。”张军的大女儿邢岩对记者说，“她原来也不叫张军，是后来自己改的。”

拉开家中的抽屉，里面珍藏着一本泛黄的花名册，上面记录着一个个名字，他们都是张军的同学。张军，那时候还叫“张蓉”。

往事，便如同这本花名册，就此打开。

1940年，为了提高抗日救国青年的文化水平，晋西北第一中学成立，这是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张蓉的父亲当时是晋西北行政公署干部，张蓉作为家里的大女儿，七八岁就被送到学校，编入预备班学习。学校里，她年龄小，周围的哥哥姐姐都叫她“小毛头”。

上学没多久，日军就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开始了大规模“扫荡”。“日本鬼子的轰炸机总来轰炸，紧急号一响，校长、指导员就赶紧带着孩子们跑，躲进山洞里。”那时候，学校按照年龄大小分成一个个小组，大孩子照顾小孩子。“小毛头”年纪小、身材瘦小，一有紧急情况，一位大哥哥总是第一时间跑来，拉着她藏到隐蔽的地方。

每次行军转移，后面同学的手要搭在前面同学的背包上，不能松开。一次，“小毛头”太累了，走着走着就睡着了，手一松，结果一脚踏空滚到了山沟里，几个战士赶紧摸黑下山寻找，还好她只是下巴脱了臼。“没摔成‘遗体’，就一定得救上来！”战友笑着安慰她。

行军需要坐船过黄河，“小毛头”被船夫招呼到牛肚子底下，给其他战友腾出更多空间。后来，老师发现她总是迷糊，便把她放进马驮的筐里，待她睡醒后再跟着部队走。“我是在马背上长大的。”现在，每看到电视剧有人骑马，张军会指着电视画面和女儿说。

战火纷飞的年代，战友们好几次把“小毛头”从“鬼门关”拉了回来。刚参军不久，她患上了严重的细菌性心内膜炎，高烧昏迷，徘徊在死亡边缘。战友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没有办法，只能向军区领导报告：“有一个女兵病得很重。”军区领导听闻，立即协调到当时十分紧缺的盘尼西林，把“小毛头”抢救了过来。

随着抗战的深入，战地医院急需人手，张蓉被派去做卫生员，帮着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儿。因为被战友救过很多次，她想把这份“恩情”传递下去，部队前线在哪儿，她就跟到哪儿。当时，医疗条件简陋，战场上受伤的八路军战士都是村民自己出担架，经过一村又一村接力才抬到后方医院的。张蓉为伤员送水、换纱布，护送重伤员做手术。战斗激烈的时候，她一整天也不能休息。

左一 张军

一次，一名小战士被送来救治，鲜血染红了衣衫，都已经干透了。张蓉赶忙上前询问：“你伤哪儿了？”战士只回答“我想喝水……”可当张蓉把水取来，小战士已经永远地闭上了双眼。

抗战胜利后，张蓉又参与了解放战争，继续做卫生员，后又前往军医大学进行系统学习，在北京铁路总医院工作至离休。新中国成立后，张蓉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张军”，纪念自己的军旅生涯。这个名字也深刻影响了她的后半生。“我妈妈一直保持着军人的作风。有一次她在家摔倒了，家里当时没有其他人，她便坚持自己爬到门前开门等人救援，还拨通了家人的电话。”邢岩说。

岁月如梭，花名册上的名字一个个逝去，在世的同学和战友越来越少。“过一段时间，你来看我吗？”“好……你能来我太高兴了！”80多年过去，张军和今年102岁的董炳琨还保持着联络。当年的战地医院里，他们一个是医生，一个是卫生员，是救死扶伤的“黄金搭档”。

如今，他们需要在子女的帮助下才能完成通话，经常是简单聊聊彼此的近况，很少提及抗战往事。“但我知道，他们从来没有忘记那段历史，只是他们更希望珍惜现在的和平生活。”邢岩解释。

结语：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北京世纪坛医院建院110周年，医院离退办依托多家主流媒体制作播出我院抗日老战士口述史，深度呈现五名老战士的英雄事迹，用实际行动诠释对革命前辈的最高礼遇。讲好英雄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充分发挥老战士们的示范引领作用，让红色基因在新时代焕发出更绚丽的光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来源：《北京日报》（离退休党总支 离退休办公室整理）

荐稿：苏申

排版：李春慧

责编：范晓 张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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