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起义后，傅作义密信蒋介石：我会留在绥远寓兵于农，趁机而动

1949年1月31日清晨，北平城楼上挂起了红旗。此刻的城内已经听不到枪声，只有寒风吹动旗面的簌簌声。就在同一天，北京城外十几公里的机场，一架准备南飞的国民党运输机迟迟等不到它的乘客——傅作义。

向前倒回半个月，1月12日，中南海的会议室里灯火通明，傅作义宣布接受与解放军达成的协议。对于北平市民而言，和平解放意味着保存了城市，也保住了故宫里的每一件文物；对傅作义本人，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

就在傅作义宣告停战的那天，南京方面传来“大本营”最新指令：委员长卸任，但要尽可能留住“傅上将”。阎锡山将徐永昌推上前台，让这位老乡兼旧部带着三句话北上——“保持一致、南撤精锐、想办法拖延”。听上去像劝降，实则更像最后一把赌注。

1月15日下午两点，徐永昌风尘仆仆赶到中南海。短促寒暄后，两人关起门谈了足足三小时。谈话末尾出现了唯一一句对话。“北平保不住，我去绥远。”傅作义语速极慢。徐永昌没有接口，他发现自己带来的三句话连一半说服力都没有。

傅作义为什么认定要回绥远？那里是他的发迹之地，更重要的是，绥远的骑兵师尚未接触前线，既能向南呼应，也能向西拖延。换句话说，他打算保持一块机动地盘，以便在风向逆转时再上牌桌。

和平协议生效后，傅部按顺序撤出城墙。街头百姓送别国军的场景并不悲壮，更多人四散围观，好奇多于同情。2月初，傅作义开始公开宣传自己“保全古都”，同时暗暗向中共探询改编细节，想保住原三十余万将士的架子。

平津前委的电文很干脆：官兵要政治学习，部队必须拆分重组。傅作义听完，没有表态。几天后，他私下托人申请护照，还要求预留一架飞机待命，可见他并未彻底放下国民党这张船票。

2月下旬，傅作义随章士钊等赴西柏坡。毛主席谈笑风生，他却闷声少语。外界多写成“宾主尽欢”，徐永昌的日记却留下八个字——“傅心甚苦闷，不置可否”。临别前，傅作义暗自盘算：绥远未解放，依旧有回旋余地。

3月26日，本是他南飞的日子，没想到毛主席当日抵达北平检阅部队。军机无法降落，原定行程落空。从这一刻起，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动向已不再由自己掌控。

进入四月，傅作义主动提出《绥远问题协议草案》，同时国民党财政部却停发绥远军费。两头都不靠，危险随时可能降临。为了自保，他给毛主席写信批评蒋、阎卖国，同时又让徐永昌知会蒋介石“世界大战将至，共产党成不了事”。一身两面，尽显老派军阀的精明。

8月初，徐永昌再赴绥远，试图说动董其武西撤长征三万里。董其武推说“听傅长官裁定”。徐永昌无功而返，却带回了傅作义的密信：留在绥远，寓兵于农，等共产党的困难期出现后再起事。“蒋先生尽可痛骂我，但请记住，我在等那个机会。”

这封信9月20日送到重庆，蒋介石看完摇头，“难成大事”。与此同步，绥远已经在19日宣布起义。再精妙的两面下注，也敌不过战场的快节奏。傅作义回北平后申请开发后套十万顷土地，水利部的任命随之而来，中央显然识破了他的算盘，却给他安排了看似风平浪静的新岗位。

真正的转折出现在1950年抗美援朝。大战开始，新政权动员如潮，原绥远部队被抽调入朝。傅作义主动交出私藏电台和枪械，向毛主席“坦白家底”。主席只说了六个字：“你留着用吧。”短短一句，既是器量，也是警示。此后，傅作义彻底放下观望心态，投入新政府的水利建设。

1974年临终前，他对台湾旧友说道：“二十五年的结果证明，我做了对的事。”言外之意，当年的绥远计划与“寓兵于农”不过是孤注一掷的幻想。历史没有给他等待“天时”的机会，却给了他保存古都与投身建设的另一条路。不得不说，这条路比起“趁机而动”，更贴近现实，也更符合国家与人民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