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士史良】重庆谈判时，她提醒毛主席：蒋介石不可靠，不能上当

史良是我国妇女运动的领导人，“七君子”之一，早年在上海从事律师工作，并从事妇女运动，1935年在上海发起成立上海妇女界救国会。同年12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教国会成立，史良当选为执行委员。1936年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史良当选为执行委员。

随着“抗日救亡运动”规模不断扩大和日益深入人心，国民党对救国会越来越不能容忍，1936年11月22日派人逮捕了史良、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沙千里、李公朴、王造时等七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

11月29日，“全国各界教国联合会”获悉后发表了《七领袖无辜被捕告当局及全国国人书》，并延请名律师进行营救，宋庆龄也发表了《全国各界教国会七领袖被捕声明》，并发起入狱运动。

对于上面的几个团体，如去有必要做一些简要的介绍。

上海妇女界救国会，简称“妇救会”。

1935年12月21日成立，由史良、王伊蔚、陈波儿、陈维姜、邓裕芝等发起，上海的一些妇女文化团体如中华妇女同盟、妇女生活社、妇女园地社、妇女文化协会、妇女新地社、微明社等团体共同成立。参加者多是各大中学校女生、女教员、机关女职员、女医生、女护士、女律师、女工人及家庭妇女等。

上海文化界救国会。

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上海文化界立即行动，于12月12日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声援学生们的爱国行动。12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参加者中，有许多知名作家、新闻记者、导演和演员、教授、律师、宗教界人士等。大会推举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厉麟似、李公朴、史良、王造时、江问渔、胡愈之等35人为执行委员。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

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妇救会”、文化界救国会等并入其中。之后，北平(北京)、南京、武汉、天津等地也先后成立了各界救国会。

七君子

1936年5月31日，由宋庆龄、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等人发起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宣告成立。参加者为爱国知识分子，各阶层、各党派的民主人士。

大会选举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邹韬奋等40多人为执行委员，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王造时、孙晓村、曹孟君、何伟等14人为常务委员。

救国会成立后不久，毛主席即致函表示中共愿同救国会更亲密的合作，并派潘汉年与救国会领导人经常交换意见。此后，华北、西北、华南等地区以至在旅居欧美、东南亚的华侨中，也都相继成立了各界救国联合会。到1936年底，救国会会员达数十万人。

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冬，救国联合会改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新中国建立后的1949年12月18日，鉴于其使命已完成，救国会在北京解散。

入狱运动

七君子事件发生后，为营救被捕的沈钧儒等7位救国会领袖，1937年6月下旬，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胡子婴、沈兹九、彭文应、潘大逵、张天翼等16人在上海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并发表了《救国入狱运动宣言》。6月25日，宋庆龄等呈文苏州高等法院，申明“七君子”的救国行为无罪，如若有罪，他们甘愿与“七君子”同罪，并等候传讯。

7月5日，宋庆龄、胡愈之、胡子婴等12人自携行李，乘车到苏州高等法院，坚决表示要与“七君子”一起坐牢。救国入狱运动得到许多爱国人士的响应和支持，为“七君子”的获释创造了舆论条件。

当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也以各种方式声援“七君子”。1937年4月11日，毛泽东致电潘汉年：“闻法院对沈钧儒等起诉将判罪，南京又有通缉陶行知事，爱国刊物时遭封禁，我方从上海所购之书被西安政训处扣留，南京令华北特务机关密捕我党党员。以上各事完全违反民意，违反两党团结对外主旨，望即入京向陈、张（指陈立夫、张冲，如去注）诸君提出严正抗议，并要求迅即具体解决。”

七君子在狱中高唱抗战歌曲

次日，中共中央在《解放》周刊创刊号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沈、章诸氏被起诉宣言》。《宣言》针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形势说：“于是热血之人，莫不奔走呼号，以解除国难，解放民族为已任。沈、邹、章、李、王、沙诸先生，则为此种救国运动之民众爱戴之领袖。诸先生以坦白之襟怀，热烈之情感，光明磊落之态度，提倡全国团结，共赴国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此实为我中华男女之应尽责任与光荣模范，而为中国及全世界人民所敬仰。”

“吾人要求立即释放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及全体政治爱国犯，立即取消陶行知等及一切政治犯之通缉令。”

同时，“七君子”在狱中与敌人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内一致抗日的局面初步形成。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在共产党的呼吁和全国人民的要求下，国民党终于在7月31日释放了“七君子”。史良恢复自由后，就和沈钧儒等一道到各地宣传抗战。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9月的一天，邓颖超和她一道到求精中学去见毛泽东和周恩来，这是她和毛泽东初次见面。

她热情地和他们握手，向他们表示热烈欢迎，并讲了一些重庆的情况。毛泽东和周恩来非常注意地听她讲述，并且不时插话。

史良说，蒋介石这个人是不可靠的，在谈判中不能上他的当。据史良回忆，毛泽东和周恩来都亲切地以同志口吻对她说，对于这个问题，是早有思想准备的，请朋友们放心。

毛泽东在重庆和蒋介石谈了一个多月，达成了“双十协定"，决定举行包括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在内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是。这就是旧政协的由来。

史良

使她难忘的是，在国共双方会谈过程中，中共方面总是不断听取民主党派人士的意见，以及各方面朋友的意见。

1948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的迅猛发展和民主党派政治态度的更趋明明，5月1日、9月20日，中共中央致电沪局、香港分局，准备邀请各民主人士到解放区召开新政协，史良为受邀人士之一。

上海解放前夕，全上海被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当时的上海警备司令汤恩伯发出密令、要“不择任何手段，立即建捕史良”。1949年5月10日下午，她接到中共方面的通知离家出走。当晚特务包围史良住宅，逮捕了她的亲属七人。

5月28日，上海解放的第二天，史良就与张澜、罗隆基等联名发表声明，祝贺上海解放，高度赞扬中共领导的“伟大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表示“要切实遵行毛泽东先生所倡导的新民主主义”。9月，史良作为中国民主同盟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史良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后来她在回忆这次重大节日时写下了以下这段话：“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是中国人民向全世界的庄严宣告，帝国主义者讥笑我们是‘东亚病夫’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以作为一个中国人而感到无比的骄傲，无比的自豪。”

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史良被任命为司法部长和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成为当时仅有的两名女部长之一（另一位是卫生部部长、冯玉祥将军的夫人李德全）。

在新中国民主与法制创建和奠基的初期，万事开头难，要彻底废除压迫人民的旧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那时，党内外存在着一种轻视司法工作的倾向，不少人认为司法工作可有可无，因而担任司法部长一职，责任重，风险大，面临重重困难，毛泽东和周恩来亲切鼓励史良说：“没有关系，你做好了，有党的支持。”

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关心下，史良领导司法部狠抓建立和健全司法机构的工作，参与主持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提出建立与推行新的人民的律师制度和公证工作制度等建议，为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0年，史良和蔡畅在天安门城楼

邓颖超和史良

文后说明：

文中相关史实来自于《毛泽东与上海民主人士》（中央文献出版社 尚同编著 2004年11月版）等，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