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时间差，养老金差在哪？机关老人盼破局，三招能否解忧愁？

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群体内部，正悄然形成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早退、中退、晚退人员之间的养老金待遇，呈现出日益明显的梯度落差。这种落差，牵动着无数退休人员的心弦，也引发了社会各界的深切关注。人们不禁要问：这种因退休时间不同而产生的养老金鸿沟，究竟有无弥合之道？

第一、差异之源：制度变革与时间节点的交织作用

深入剖析养老金差距的成因，其核心在于制度的历史性变迁与个体退休时间点的耦合。

早退群体（2014年10月前退休）：这部分老同志退休时，执行的是改革前的“老办法”。其退休金主要由基本退休费和各类补贴津贴构成。

受制于当时的工资水平普遍不高，加之“退休费不得超过原基本工资100%”的上限规定，即便按较高工龄比例（如90%）计发，甚至部分人员可按规定增加5%-10%，其整体退休待遇起点相对偏低。

虽然后期（如2015年、2016年）国家依据国办发〔2015〕3号文件等政策，对离退费标准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普调（最高月增千余元，最低也有260元），并自2016年起纳入全国统一养老金调整机制，但其待遇基数相对较小的事实已然形成。

中退群体（“中人”，2014年10月至2024年9月退休）：这一群体身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关键过渡期。其养老金计算采用独特的“新老办法对比，保低限高”原则。

即：若老办法计算结果高，则按老办法执行；若新办法计算结果高，则对新办法高出老办法的部分，在十年过渡期内（2014年10月1日至2024年9月30日）按逐年递增的比例（如第一年10%，第二年20%...直至第十年100%）发放。

然而，正是这一过渡期设计，叠加了2015年、2016年国家连续大幅上调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本工资的现实，导致了“中人”内部的显著分化。

越晚退休的“中人”，其用于计算新办法养老金的“缴费工资基数”（因工资普调而提高）和“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社会经济发展而增长）均不断攀升，使得新办法计算值远超老办法的部分基数变大，加之过渡期计发比例逐年提高（如2023年退休者可发放高出部分的90%），最终造成同属“中人”但早退与晚退者之间待遇差距拉大。

晚退群体（2024年10月1日及之后退休）：此群体完全适用改革后的“新办法”计算养老金。其优势在于：实际缴费年限更长（相比早退中人可能多出几年甚至十年）；职务职级并行制度下，待遇提升通道更畅，缴费工资指数（与养老金计算密切相关）随之水涨船高；职业年金积累丰厚。

职业年金作为重要的补充养老支柱，早期退休“中人”账户积累少，月领额可能仅数十元；而2024年后退休者，经过多年积累，其职业年金月领额可达近千元级别。新办法养老金叠加丰厚的职业年金，使得晚退人员与早退、中退人员的养老金差距可达数千元之巨。

第二、破局之思：寻求公平与可持续的平衡点

养老金差距的形成，既有制度迭代必然产生的“历史断层”，也有社会经济发展、工资水平提升带来的“自然增长”。承认其存在的客观性，并非意味着对其巨大落差只能束手无策。关键在于如何在不颠覆现行制度框架、确保基金安全可持续的前提下，进行精细化、定向化的政策调整，实现对不同退休群体的适度平衡。

方案一：优化养老金年度调整机制，强化“时间补偿”效应

阶梯式定额调整：现行定额调整“人人均等”的方式，对缓解早期退休人员因基数低造成的绝对差距作用有限。可考虑引入“退休年度权重因子”，使定额调整标准向更早退休的群体倾斜。

例如，设定不同退休年代区间（如2014年前、2015-2019年、2020-2024年9月、2024年10月后），越早退休的群体，其定额调整金额设定得越高。此举能在普调基础上，给予“历史欠账”群体更大力度的“时间补偿”。

调整挂钩结构：现行挂钩调整通常与本人养老金水平、缴费年限双挂钩。其中，“与养老金水平挂钩”部分，客观上会放大因基数不同带来的增长差距（基数高者涨得更多）。可探索弱化或取消“与养老金水平挂钩”部分，转而强化与“退休时间”和“缴费年限”的挂钩。

例如，为2014年前退休的“老人”设计一套挂钩规则（如更看重其为国家服务的总年限，设定更高的“工龄单价”），为2024年后退休的“新人”设计另一套规则（更侧重实际缴费贡献），而对“中人”则考虑其特殊过渡身份给予兼顾。这有助于更公平地体现不同群体的历史贡献与实际缴费差异，避免“强者恒强”。

方案二：普惠与特惠结合，加大对高龄、早退群体的关爱

扩大并提高高龄补贴：现行高龄补贴通常从70岁甚至80岁开始，标准较低（如每月几十元）。可将享受高龄补贴的年龄门槛适度提前至65周岁，并大幅提高补贴标准。

例如，65-69岁群体月补贴可从100元起步，70-79岁进一步提高，80岁以上再大幅提升。这种普惠性的高龄补贴，对所有达到年龄的退休人员一视同仁，但客观上对生存时间更长、养老金积累相对更少的早退群体帮助更大，能有效改善其晚年生活质量，增强“获得感”。

方案三：定向解决“中人”过渡期遗留问题，兑现“保低限高”承诺

分期补发“限高”差额：对于在十年过渡期内退休（2014年10月1日至2024年9月30日）的“中人”，其养老金中“新办法高出老办法部分”仅按过渡期比例计发（如2015年退休发10%，2016年发20%...2023年发90%）。这实质上是将部分应得待遇“延后”或“折扣”了。

最直接的弥补措施，是由政府主导，制定计划，分期分批将这部分“限高”的差额补发到位。操作上，可根据退休年份，从早到晚逐步补发其被扣除的比例部分（如2014年10月-2015年12月退休者，补发扣除的90%；2016年退休者补发扣除的80%，以此类推，直至2023年退休者补发扣除的10%）。

此举能一次性、较为彻底地解决“中人”群体内部因退休早晚造成的待遇落差，也是对其在改革中承担过渡成本的一种实质性回馈。

结语：破局之道，重在决心与智慧

机关事业单位早退、中退、晚退人员之间的养老金差距，是特定历史阶段、制度转型期的复杂产物。其解决之道，绝非一蹴而就，亦非简单的“一刀切”所能涵盖。它考验着政策制定者的智慧、勇气与担当。

上述提出的阶梯调整、高龄普惠、差额补发三策并举的思路，旨在兼顾公平与效率、历史与现实、群体差异与财政可持续。其核心在于承认时间价值，强化对早期贡献者的补偿；关注高龄需求，体现社会温度；尊重改革承诺，兑现“中人”权益。

在2024年10月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十年过渡期圆满结束、新制度全面平稳运行的当下（2025年9月），正是系统审视、优化完善相关政策，着力化解这一历史遗留问题的关键窗口期。

当然，任何方案的最终落地，都必须建立在严谨精算的基础之上，充分考虑养老保险基金和财政的长期承受能力，经过广泛调研、科学论证和审慎决策。

但只要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怀揣解决实际问题的决心，凝聚各方共识，必能找到一条符合国情、顺应民意、可持续发展的破局之道，让所有曾为国家发展奉献青春的退休人员，都能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安享更有尊严、更加幸福的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