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年授衔时北方第一支红军无人在场，原因竟是各级干部已牺牲

1930年，中央军委在上海召开秘密会议。会议决定加强北方兵运工作，特别指出山西应该成为革命重点发展区域。

会后，山西省委书记刘天章接到指示，立即展开行动。他派李志敏等地下党员潜入国民党陆军第十一师。这支部队驻防在平定地区，师长是高桂滋。李志敏化名进入部队后，从普通士兵开始做起。

他白天参加军事训练，晚上秘密发展党员。经过半年努力，在高桂滋部发展了六十多名地下党员，建立起七个秘密党支部。

1931年7月初，起义准备工作基本完成。原定7月7日发动起义，但4日下午突然传来消息：担任起义骨干的一排排长刘玉珊在传递情报时被捕。

负责此次起义组织领导工作的中共山西省委委员谷雄一得知后，立即召集潜伏在敌军内部、担任起义军事指挥的赫光等人开会。大家分析认为起义计划可能已经泄露，必须提前行动。

当晚八点，大雨下个不停。起义士兵们以系红领巾为标识物，拍三下枪托作为暗号。各连队党员带头冲出营房，迅速控制住十一师的各要害单位。

由于提前起义事发突然，部分计划参加起义的部队没能取得联系。起义军在攻打上城敌军司令部时遭遇到抵抗，激战两小时后未能攻克。凌晨时分，部队撤离平定县城，向盂县方向转移。这支一千二百多人的队伍，冒着大雨开始了艰难征程。

部队到达盂县清城村时，战士们浑身湿透，但士气很高。在村外一片打谷场上，谷雄一主持召开整编大会。会上他宣布中央军委正式授予的番号：红二十四军。

这是中央军委直接批准的，并纳入了全国红军统一序列的番号。红二十四军也称为“北方第一支红军”。红二十四军和当时北方地区存在的许多由地方党组织领导的、规模不一的“游击队”、“工农革命军”有本质区别。它是一支根红苗正，党中央正式承认的红军部队。

红二十四军军长为赫光。他1902年出生在宁夏固原，家庭条件优越。1922年考入洛阳讲武堂，毕业后在皖系军队任职。1924年接触新思想后，毅然放弃优厚待遇入党。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次年党组织派他到安徽阜阳组织武装起义。

谷雄一担任政治委员。他1905年生于河北安国，1925年考入张家口西北陆军干部学校，在校期间入党。毕业后被派到北平、天津等地从事兵运工作。

其他领导干部包括：副军长窦宗融，参谋长刘明德，政治部主任刘子祥。部队整编为两个纵队，第一纵队队长靳树生，第二纵队队长穆春芳。

红二十四军此次整编配备了从军长到政治部主任这一完整的军事指挥和政工体系，完全按照红军的主力部队模式进行建设。整编完成后，战士们举起右拳，在军旗下庄严宣誓。铮铮誓言回荡在太行山间。

随后红二十四军向阜平进军。选择阜平是因为这里地处太行山区，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而且当地有党组织活动。部队经上社、柏兰等地，沿途宣传革命主张，受到贫苦农民的欢迎。

1931年7月17日，部队来到阜平县城。守城的国民党保安团闻风而逃，红军顺利占领县城。入城后立即开展宣传工作，政治部的同志在街头演讲，讲解红军政策。军部发出安民告示，宣布废除苛捐杂税，开仓救济贫民。

7月25日，阜平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在县城文庙广场举行。这也是北方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标志着革命力量在北方从分散的、地方性的游击斗争，开始向组建正规红军和建立红色政权的战略阶段迈进。

来自全县各乡的五百多名代表参加会议。大会选举牛曦为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应融为副主席，张远仁等五人为委员。

新政府颁布“土地改革法令”和“劳动保护条例”，规定没收地主土地分给贫雇农，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红二十四军在阜平期间，部队发展到三千多人，还组建了农民赤卫队和少年先锋队。

阜平苏维埃政府的成立作为北方第一个红色政权，震动了华北。天津“益世报”连续发表报道。北平、天津等地的国民党要员纷纷致电南京，要求派兵围堵。

南京方面得知消息后，立即电令北平的张学良和西安的杨虎城派兵“围剿”。张学良当时刚接管华北军政大权，正忙于整顿政务。他命驻保定的东北军第十七旅出兵，但该旅长以兵力不足为由拖延不进。

杨虎城接到命令后，派出一个团的兵力从西面进攻。但这个团的官兵多数是陕西人，不愿远离家乡作战，进军速度缓慢。而高桂滋部因为刚刚发生过起义，被调往他处整编。一时之间，国民党各派互相推诿，谁都不愿与红军硬拼。

这时，驻扎在河北南部的石友三部队发生兵变。石友三原是冯玉祥部下，后投靠张学良，但一直心怀异志。1931年7月18日，石友三通电反张，所部六万余人沿平汉线北进。张学良急调东北军主力迎战，各方都暂时无暇顾及红二十四军。

红二十四军抓住这个时机，在阜平周边地区开展土地革命。苏维埃政府组织农民协会，斗争恶霸地主，分配土地。很多青年农民报名参军，红军力量不断壮大。但这种局面没有持续太久，石友三兵败后，国民党军队开始腾出手来对付红军。

1931年8月初，张学良收编了石友三残部沈克的第一师。沈克原是土匪出身，为人狡诈。他主动向张学良请缨，要求带兵对付红二十四军。张学良批准了他的请求，但只给了他少量弹药补给。

沈克知道这支红军善战，硬拼肯定会吃亏。他想出一条毒计：诈降。8月6日，沈克派人到阜平，向红二十四军表示愿意投诚。他说自己的部队受到东北军排挤，粮饷无着，走投无路才想投奔红军。

红二十四军领导层对这个消息意见不一。军长赫光认为土匪出身的沈克反复无常，不可轻信。但政委谷雄一觉得可以争取这支力量，毕竟红军需要扩大队伍。最后经过集体表决，决定接受沈克投诚，但要求他的部队到王快镇接受整编。

8月9日，谷雄一和副军长窦宗融带领十多名干部前往王快镇受降。刚进镇子就被伏兵扣押，之后几人在北平遇害。

两天后，沈克又派人邀请赫光前去谈判。赫光虽然怀疑，但想到不少同志被抓，还是决定冒险前去营救。

8月11日上午，赫光和政治部主任刘子祥带着警卫人员来到法华村。当他在台上讲话时，埋伏着的卫兵突然开火。赫光身中数弹，倒在血泊中，刘子祥随后也遇难。

军长政委等人遇难的消息传回阜平，全军震动。参谋长刘明德立即召集紧急会议。大家认为阜平不能再守，决定向西转移寻找陕北红军。8月15日夜，部队悄悄撤出阜平县城。

西撤之路非常艰难。指战员们心中悲愤，冒着酷暑行军。国民党军队在后面紧追不舍，红二十四军边走边打。在灵丘附近的沙涧村，部队和追兵展开激战。虽然打退了敌人，但自己也伤亡数十人。

在进入浑源境内时，遭遇当地保安团拦截。这些地主武装熟悉地形，在山间小路设下埋伏。红二十四军被迫改道，绕行崇山峻岭。粮食很快吃完，战士们只能采摘野果来抵挡饥饿。有些伤员由于缺医少药，永远留在了大山里。

代军长刘明德一路不断鼓励大家。他讲井冈山的斗争故事，说只要找到陕北红军就有希望。但在平鲁地区，部队再次陷入包围圈。经过一天一夜激战，虽然突出重围，但兵力损失过半。代军长刘明德也在战斗中失踪。此时全军只剩不到一千人，弹药也所剩无几。

1931年9月下旬，红二十四军余部渡过黄河，进入陕北保安县境。这时候的陕北高原已经刮起刺骨的秋风。战士们还穿着单薄的夏装，当地党组织尽力筹措物资，但国民党军队封锁严密，后勤物资很难送达。

部队在保安县稍作休整后，决定向安定县方向转移。途中在永坪镇遭遇井岳秀部一个团的伏击。红军仓促应战，虽然突围成功，但损失惨重。代军长蒲子华也在在战斗中负伤，由战士们轮流抬着行军。

10月初，部队到达安定县境内。这时全军只剩三百余人，弹药几乎耗尽。中共陕北特委派人接应，安排他们在杨家园则一带休整。但国民党军队很快发现红军行踪，继续调集重兵围堵。

1931年10月15日，红二十四军在安定县西区陷入重围。激战一整天，蒲子华命令部队化整为零，分散突围。他本人带领警卫班断后，最终弹尽粮绝，壮烈牺牲。少数突围成功的战士，后来加入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游击队。

1932年春，红二十四军最后一批战士被编入红二十六军第二团。至此，这支曾经威震华北的红军部队，结束了短暂而悲壮的历史。

1955年9月，北京怀仁堂将星云集。主席亲自为十大元帅授衔，总理为将军们颁发勋章。这些开国将帅中，有许多是参加过南方各苏区斗争的老同志。

但在受衔名单中，找不到一个红二十四军出身的将领。这个军的主要创建者赫光、谷雄一早已遇难，其他高级指挥员们也在残酷的斗争中全部牺牲，那些幸存下来的普通战士，由于部队建制消失，很多人失去了组织关系。

赫光的家人直到1983年，才在河北阜平找到他的安葬地。当地老人回忆，当年群众偷偷将烈士遗体埋在法华村外的山坡上。因为没有墓碑，几十年来没人知晓具体位置。谷雄一的妻子一直在老家等待丈夫归来，直到解放后才得知丈夫早已牺牲。

那些被编入红二十六军的原红二十四军战士，有些后来牺牲在长征路上，有些留在陕北坚持斗争。但由于档案遗失，组织关系中断，他们的名字很少被人提起。在辉煌的将帅名录背后，这些无名英雄同样值得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