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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西北局于1941年5月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和西北工作委员会合并成立,是在西北地区的最高派出机构,负责领导整个西北地区的党的工作。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西北局为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把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为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临县期间,中共中央西北局筹粮筹款,统一财经,为西北战场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今天的“重温红色景点”我们一同走进临县西北局旧址,在这片镌刻着个革命记忆的土地上,重温那段烽火岁月里的信仰与坚守。
临县中共中央西北局旧址维修工程于2015年6月动工,11月完成主体建筑,2016年9月全部竣工。修复窑洞12孔,房间7间,马棚1间,并对周边环境进行了维修和保护。
南圪垛村,位于临县城南40公里。在1947年8月至10月期间,为中共中央西北局所在地。1947 年3月,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时,党中央主动撤离延安。7月21日至23日召开的小河会议决定,将晋绥军区重新并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贺龙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小河会议后,习仲勋离开部队回到西北局机关驻地子洲县马蹄沟。为了迷惑敌人、配合西北野战军的内线反攻,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陕甘宁边区政府奉命东渡黄河,8月18日移驻山西临县林家坪镇南圪垛村、沙垣村和碛口镇高家坪村一带。10月20日,移驻绥德薛家渠村一带。
临县中共中央西北局旧址分前后两个院落,今已成为史迹陈列馆,馆内第一部分(前院)为红色印记,第二部分(后院)为习仲勋三次到吕梁等内容陈列。
吕梁与陕北隔黄河相望,互为唇齿,沟壑梁峁间孕存着民族正气精魂,是养育革命的摇篮,也是延安圣地的屏障。红军东征,吕梁遍撒革命火种;抗日烽火,晋绥边区众志成城。作为中共中央在延安时期的战略通道、战略基地、战略保障、战略支点,在革命的重要转折关头,这片英雄的土地再次经历卓绝的岁月,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红色印记。
历史的篇页翻到1947年,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斗争, 光明与黑暗的较量,进入关键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仅用一年时间,就粉碎了蒋介石军队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随后,陈(毅)粟(裕)、刘(伯承)邓(小平)、陈(赓)谢(富治)三路大军数十万红色劲旅南跨黄河,从东、中、西三方成倒品字型向蒋介石盘踞的国统区发动了凌厉的战略反攻,像三把利剑直插敌人心脏。
在解放战争转入全面进攻之始,按照党中央的部署,为迷惑胡宗南部队,同时配合西北野战军蓄力出击,中共中央西北局移驻临县。1947 年8月18日至10月20日驻临县期间,中共中央西北局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陕甘宁边区政府联动配合中共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积极动员群众,全力支援前线,使晋绥解放区进一步成为陕甘宁边区的后方基地,在全国解放战争由自卫转入战略进攻的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从而为推进全国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战略转移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撕毁政协决议和停战协议,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内战全面爆发。
同年11月,胡宗南调集10个旅1个装甲团的兵力,准备偷袭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为挫败国民党军的偷袭计划,12月11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委派彭德怀、习仲勋东渡黄河来到吕梁; 16日,彭德怀、习仲勋在离石县高家沟村主持召开了“陕甘宁边区、晋绥军区和晋冀鲁豫太岳军区高级干部会议”。会议研究部署了如何加强统一领导 ,黄河东西两个解放区的联防部署和密切配合作战,开辟吕梁军区等问题。1947年3月,国民党34个旅25万人对陕甘宁边区实行重点进攻,党中央决定主动撤离延安,并派叶剑英、杨尚昆率领中央直属机关和军委直属机关东渡黄河,转移到山西临县一带。
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进驻临县。
1947年3月29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清涧县枣林沟召开政治局会议(枣林沟会议),决定将中央机关分为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简称前委)和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简称工委)。4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晋西北的中央工作机构分为三部分的分配方案》,指出中央及军委大部分工作机构暂留晋西北,成立中共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后委)。从此,党中央机关一分为三,后委驻扎于山西临县。
小河会议
7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召开扩大会议(小河会议)。会议决定晋绥军区重新并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贺龙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使晋绥解放区进一步成为陕甘宁边区的后方基地。会议还决定,西北野战兵团改名为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勋为副政委。小河会议在全国解放战争处在关键时刻召开,对人民解放军在陕北战场迅速转入战略进攻,解放大西北,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关于小河会议,习仲勋后来回忆说,“没有这个会议,前方后方不能一体化。会后体化了,前方打仗,俘虏带回来也有了地方。兵员补充、粮食弹药都靠晋绥。没有两区纰一,就不能取得一年又一个月就收复延安的胜利。”
西北局在临县
中共中央西北局成立于1941 年5月13日,由原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与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而成,高岗为书记,谢觉哉为副书记;1945年10月以后,彭德怀为书记,习仲勋为副书记并主持工作;1946年6月,习仲勋任书记、马明方任副书记。1947 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部向延安发动重点进攻,党中央开始转战陕北。8月,为了迷惑敌人,掩护西北野战军主力在榆林、米脂间休整待机,贺龙、习仲勋率领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机关东渡黄河,于18日移驻临县。在临县生活战斗两个多月后,10月20日移驻绥德薛家渠村一带。
西北局为什么要转移临县
临县作为中共中央在延安时期的战略大后方,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优势。
一是群众基础好。临县于1940年1月解放,并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群众思想觉悟高,拥护中国共产党,是晋绥边区的支前模范县。
二是地理位置好。临县与陕北仅一河之隔,便于和陕北取得联系、便于人员转移和物资输送,能就近为党中央提供服务。
三是自然资源好。临县盛产煤铁,能更好地支援军工生产,是当时农业相对富庶和商贸较为繁荣的区域,被誉为“晋绥边区的乌克兰”,可作为有力的后勤保障基地。
四是革命基础好。临县时为后委驻地,有良好的军民关系,社会相对安定,便于更好地开展工作。
因此,在陕北连年战争,加之干旱少雨,西北野战军的后勤保障出现了严重困难的情况下,中共中央西北局为了完成粮食、物资、兵员的筹备工作,转移临县。
西北局转移临县的主要工
西北局转移临县后,贺龙、习仲勋立即投入工作,在筹粮筹款筹物的同时,召开会议研究统一陕甘宁、晋绥两区的财政经济问题,密切关注边区的土改工作,动员轰轰烈烈的千里运粮队伍,把粮食、物资、兵员输送到陕北,支援西北战场。
土地改革
1947年,康生在临县进行土改,提出“贫雇农坐天下”、“ 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口号,采取“斗化形地主”、“挖底财”、 “查三代”等过激做法,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习仲勋同志对此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边区土改中“左”的做法,令他忧心忡忡。但由于战事紧张,任务繁重,习仲勋没有能够立即向中央报告。1947 年12月,在陕北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习仲勋如实向毛泽东汇报了边区土改中存在的问题和自己的看法。会后,习仲勋又在进一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于1948年1月4日、19日和2月8日三次致信党中央和毛泽东,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将习仲勋19日的电报转发各解放区,并特别批示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的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需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此后,晋绥及陕甘宁各解放区的土改工作,逐步纠正了“左”的做法,走上了正确的轨道。
西北局驻临县期间的重大贡献
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机关,在临县驻扎期间做了大量的支前工作和群众工作。既有力地支援了保卫延安、保卫陕甘宁的战斗,推进了全国解放战争的进程;又通过卓有成效的群众工作稳定了后方,保证了生产建设和各项工作正常运转,在全国解放战争由自卫阶段转入战略进攻阶段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从而为推进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习仲勋同志旧居
习仲勋(1913--2002),陕西省富平县人。192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曾任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委员、军委书记和共青团特委书记,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政治委员、西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代主席,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政治委员,长期主持西北党政、军全面工作。曾任广东省委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第五届、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习仲勋在临县期间,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政治委员、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副政治委员。
1995年,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习仲勋文选》中《彭总在西北战场》一文载“西北解放战争开始我军只有两万多军队,党中央和毛主席却派来了许多重要的军事指挥员,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彭德怀将军和贺龙将军。彭总在前方指挥,贺总作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司令员,全力以赴支援战争。特别是晋绥军区,在贺总领导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那时不仅陕甘宁的学校、机关、干部家属和兵工厂等都搬到了晋绥,而且在兵源、物资、粮食、弹药方面,从晋绥源源不断地向陕甘宁边区输送。可以说,当时没有晋绥边区的支援,就没有西北战场的胜利。”
如今,西北局旧址已成为红色教育基地,来往的参观者在这里驻足、沉思。那些窑洞墙壁上的标语,那些褪色的老照片,都在无声地提醒着我们:今天的和平与安宁,是无数人用热血和牺牲换来的。
站在旧址前,仿佛还能听见当年的号角声在山谷间回荡,还能感受到那份为了民族解放而矢志不渝的初心。吕梁的山,见证了革命的艰辛;临县的水,流淌着英雄的故事。西北局旧址就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回望历史、砥砺前行的路。
让我们铭记这片土地上的红色记忆,把先辈们的精神传承下去,在新时代的征程上,续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担当与荣光。
来源:山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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