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最近引起关注。
印尼常被称为“下一个大国”,理由很简单:它横跨太平洋和印度洋,掌握马六甲海峡这样全球最重要的航道;它是G20成员,东南亚第一大经济体;它拥有镍矿、棕榈油、煤炭、天然气等丰富资源;它的人口2.8亿,中位年龄不到30岁,消费潜力巨大。怎么看,这都是天赋异禀。
但是印尼的发展并不如人意,数十年来,它长期徘徊在资源陷阱无法自拔。不要说什么产业升级,高科技创新,就连工业化国家都算不上。
为什么?
有个很好的国家可以进行对比:韩国。
对比韩国和印尼,很容易找出许多共同之处。两者都是东亚/东南亚国家;都曾被殖民,二战后得到独立;冷战时期,韩国和印尼都是前线国家,受大国博弈影响,能得到一定外援,也面临被利用的风险;都很依赖外部市场,经济模式与国际环境高度挂钩。
还有更重要的,曾经都很穷。
五六十年代,韩国刚从战争中走出来,遍地疮痍,广泛贫困;印尼则是经过战争后独立,经济恶性通胀,人民困顿。
但是,韩国的情况要比印尼恶劣得多。这个国家自然条件上可以说是先天不足,国土多山,可耕地面积很少。金属与矿产不足,铁矿石、铜、铝土矿、镍等关键工业原料几乎没有本土供应。能源资源极度缺乏,石油、天然气几乎没有,煤炭储量有限且质量差,超过 95%以上的能源依赖进口。
相比韩国,印尼简直就是老天爷赏饭吃。爪哇岛肥沃的火山灰与得天独厚的水热条件,支持了两年九熟的水稻种植业。它拥有镍矿、棕榈油、煤炭、天然气等丰富资源。镍矿储量、棕榈油生产都是全球第一,同时也是煤炭、天然气的主要出口国。
战后,印尼与韩国都需要摸索现代化道路,可是两者的发展却是天差地别。数十年后,资源贫乏的韩国早已跃升发达国家之列。资源丰富的印尼却发展迟缓,尚未完全工业化,依然在靠卖资源吃饭。
其根本原因,在于是否拥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是否具备国家战略的执行力。
细数韩国发展史,政府在其中扮演了主角,韩国的发展是典型的政府驱动型发展模式。
韩国在上世纪60年代还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人均GDP不到100美元。自然条件差、资源缺乏,按常理没什么前景。但韩国政府,尤其是朴正熙执政时期,选择了国家主导型发展模式。产业方向由政府制定,资源由政府整合,政府扶持企业,推动出口。核心思路就是市场机制不足以带动发展,必须靠政府强力介入,集中力量办大事。
1962年起,韩国实行五年经济发展计划,明确优先发展哪些产业。60年代是轻工业,70年代是重化工业。后来的韩国政府延续了朴正熙的思路,产业升级的总体方向没有改变。80年代是电子、汽车,90年代以后是半导体、信息技术。这种梯次式产业升级几乎是按政府时间表推进的。
政府通过政策扶持、银行贷款,把一批民营企业,就是后来的三星、现代、LG、SK培育成财阀。财阀承担产业升级和出口任务,政府则为它们提供融资和市场保护。
韩国金融体系长期由政府主导,银行贷款几乎等于政府指令性资金。政府把有限外汇资源集中配置到重点产业,而不是让市场自由流动。这确保了战略产业能快速发展,不被资本分散掉。
韩国政府权力集中,拥有高度的政策执行力。尽管腐败也存在,但政府能进行有效反腐,集中资源发展经济。这种模式被称为 “发展型国家”,也就是政府通过强力介入和长期规划,引导市场走向产业升级。
效果显而易见,韩国从1960年代的贫穷农业国,40年间跃升为OECD成员国。形成全球竞争力产业:半导体、汽车、造船、电子。GDP人均超过3万美元,成为世界第十大经济体。
韩国的成功并不是市场自发力量的结果,而是一个 “政府驱动型+出口导向型+财阀合作型” 的发展模式。它的核心是强有力的政府能动性,这种力量弥补了资源匮乏、市场狭小的先天不足。
再看印尼。独立后,它最容易走的路就是卖资源。煤炭、棕榈油、矿产、天然气,往外一卖,就能换来外汇。
本来这没错,韩国也靠出口起家。但问题是:韩国把外汇投入教育、科研、产业升级;印尼却把资源收入变成了政治筹码。
印尼的政治生态,从苏哈托时代延续至今,基本是一套“分肥文化”:资源收益不是用于发展产业,而是分配给军队、官僚、寡头,以换取支持。政治家更注重短期选票利益,缺乏长期产业规划。总统要想稳固执政,必须不断满足这些关键群体。结果就是,钱无法投入国家发展,政客也没有动力进行产业规划与升级。
韩国在资源贫乏中逆袭,印尼在资源富饶中困顿。背后的差别,归根结底就是政府的强弱。是政府有没有集中力量办大事、长期推动战略执行的担当。
韩国的政府,哪怕在威权时期,也把国家发展放在第一位,即便牺牲了部分社会公平,也要先把经济做大,再用分配来稳定社会。
印尼的政府,却把发展让位于分配。谁能分到资源,谁就是统治联盟的一部分。发展从来不是目标,只是顺带的结果。
把韩国和印尼的对比放在一起,再看中国,答案就更清楚了。
中国的条件其实并不优越,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均资源并不比印尼多多少。也同样面临人口庞大、基础薄弱、外部压力巨大的困境。并且,还没有印尼那样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
但是中国真正的优势,从来不是资源,而是政府在关键时刻敢于做顶层设计。
从改革开放到加入WTO,从基建狂魔到新能源产业链,国家都能在产业方向上起到决定性作用。国家的长期规划与执行力,制定“五年计划”一代接一代延续下来,不是停留在纸面,而是能落地。
国家通过规划和执行力,优先投资基础设施、产业升级、提高教育水平。我们没有沉迷于出口矿产换取短期收益,而是强推制造业,吸收技术。我们能集中力量办大事,比如高铁、新能源、航天、制造业升级,才逐步爬上价值链。
印尼和韩国的对比告诉我们:资源是机遇,但不是决定性因素。真正让一个国家跃升的,是政府能否集中力量、制定战略、推动落实。看了印尼和韩国的差别,我才明白,强有力的政府不是束缚,而是民族崛起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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