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花于我,向来萦绕着一种朦胧又浪漫的情结。或许是因为它自古便是吉祥幸福的象征——古人赞其“四德”,从初蕊的“元”到成熟的“贞”,涵盖生命全程的美好;后人又借五瓣形态赋予“五福”之意,寄托着对快乐、长寿等心愿的期许。而这份偏爱,更源于它在寒冬中傲然绽放的韧劲,总让人觉得自带一份清雅风骨。
近日珊姐姐来到惠州惠城,特意穿梭在古城的街巷里寻觅韵味。走到金带街时,一块写着“梅花馆”的路牌突然撞入眼帘。我立刻来了兴致:这名字和我偏爱的梅花有关吗?是什么样的人会在此落脚?是钟情梅花意境的文人,还是喜欢这份雅致的普通人? 满心好奇驱使着我,顺着路牌指引往前走去,只想快点揭开这“梅花馆”的面纱。
珊姐姐顺着指示牌往前走,很快看到一条不足一米宽的小巷。巷子窄得很,两人并排走都得侧身,我放慢脚步,在弯弯曲曲的窄巷里绕了好一会儿,眼前终于出现一栋两层高的青砖老屋——这就是要找的梅花馆。
走近一看,老屋透着些岁月的痕迹,墙面上爬满了青绿色的青苔,墙角还积着些雨水留下的湿痕。此时大门紧锁,我在门外徘徊,让我意外的是,大门旁还有块2018年立的牌子,上面写着“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我不由得停下脚步琢磨:这老屋看着不算特别起眼,怎么就成了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呢?
在珊姐姐围着梅花馆来回打量、满脑子疑惑的时候,一位路过的街坊主动搭了话。我赶紧问起老屋的故事,街坊笑着指了指那块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你看看牌子背面,上面写着原主人的来头呢!”我凑过去一看,果然有详细介绍——原主人叫张友仁,是近代有名的方志学家,老家就是惠城区桥西金带街,生于清光绪三年(1877年)。张友仁早年是清末贡生,后来从两广师范简易科毕业,之后在惠城、博罗、文昌这些地方的中小学当教员,还当过校长,是个有文化的人。1911年的时候,他在惠州用“张夏”做化名,加入了孙中山先生创立的中国革命同盟会,跟着参与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后,他又先后做过海丰县长、福建龙溪县知事,还当过东江财政局长、广东省公路处长,在不少岗位上都做过事。1926年,他又在香港加入了致公党,最让人记住的是他修撰的《惠州西湖志》,直到现在还被很多人称赞。
听街坊闲聊及牌子上介绍,我又在网上查阅了一下资料,我才明白,梅花馆不只是张友仁的祖居,还有更重要的历史意义——这里曾是抗日战争时期“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大家都叫“东团”)的活动旧址。在抗战那时候,惠州地理位置特殊,成了很多抗日支援团体的落脚点。1939年4月,南洋的惠州籍华侨成立了“东团”,后来团部从淡水搬到了惠州。当时“东团”的团长叶锋找到了张友仁,张友仁一点没犹豫,热情地接待了大家,还把金带街梅花馆腾出来,让“东团”的成员在这里办公、住宿。
就这样,梅花馆成了“东团”的临时据点,一用就是一年多。后来国民党当局开始迫害“东团”成员,张友仁一点没怕,不仅把“东团”“两才队”的队员悄悄安置到自己的别墅里,还想办法帮队长刘查等人躲开追捕,硬是护住了这群抗日志士。
可惜的是,后来梅花馆遭到日军轰炸,一半多的建筑都被炸毁了。张家花了将近两年时间,才一点点把老屋修起来。街坊说,当年修好的梅花馆可气派了:屋前有个100多平方米的大院子,院子里种满了花草树木,大门两边还各栽了一株梅花,“梅花馆”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院子左右两侧还有两个大大的方形金鱼池,夏天的时候,池子里的金鱼游来游去,配上院子里的花草,特别好看。
可随着时间推移,院子里的草木慢慢枯萎,两个金鱼池也被毁坏了。后来有人在院子两侧盖起了民房,原本宽敞的院子变得只剩下一条窄窄的通道,现在住在这里的人,也只能从这条小巷子进出。已藏在深巷里的梅花馆,虽然还在风雨中挺立着,可当年象征名字的梅花,早就没了踪影。
我的思绪还飘在时光时,手想试着推开梅花馆的大门进去看看,却发现大门锁得紧紧的。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心里难免有些遗憾——这趟遇梅花馆,终究还是没能走进屋里,看看里面的模样。不过能知道这么多关于梅花馆和张友仁的故事,也算是不虚此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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