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年毛主席去湖南视察工作时，向省委同志询问：刘春泉到哪里去了

“1974年11月15日晚，你们能把刘春泉请来吗？”车门刚被拉开，毛主席便压低声音朝随行的湖南省委干部发问。话音未落，身边几位工作人员对望一眼，立刻分头联络。那一刻，长沙初冬的寒意被一句轻声询问瞬间驱散。

省委干部匆匆赶到省湘剧院时，刘春泉正在后院陪孩子练功。她已离开舞台九年，没料到最高领袖点名要见。一阵风一样的脚步声扑面而来，“毛主席问您在哪里！”院里灯光昏黄，却挡不住她眼里的惊讶与激动。“他还记得我？”一句话脱口而出，声音有些发颤。

为什么是她？答案要追溯到1956年北京怀仁堂的那个夜晚。刘春泉临时顶替，出演《六郎斩子》中威风凛凛的杨延昭。演到“大义灭亲”的一声呐喊，全场屏息。台下第一排，一位身着灰色中山装的观众将手掌轻拍在膝头，节拍稳稳贴合锣鼓点。刘春泉退场时，透过幕帘看到那人微微抬头，神色欣慰。那是她与毛主席第一次“对戏”。

早在站上京城舞台之前，刘春泉的成长轨迹就带着浓烈的旧社会烙印。她出生在流动戏班，父亲唱旦，她跟着跑龙套。四岁那年戏班临时缺“娃娃生”，她举手自荐，换来一顿饱饭。父亲心疼却拗不过她的执拗，“给你一年，学不成就收手。”于是，清晨的冷水嗓、深夜的马步桩填满了童年。打竹板时一次拍偏，父亲的戒尺立刻落下；可下一秒，他又亲自示范如何“脱把儿”稳准狠。严厉与慈爱交织，闯出了日后舞台上的火候。

抗日战火烧到湘江流域，戏班子四散逃命。饥饿、轰炸、颠簸，刘春泉却没丢嗓子。她把枯树枝当枪杆，在难民队伍里反复练“翻枪”，被人嘲作疯丫头。也正是这股狠劲，1947年让田汉夫妇在长沙茶园里看呆——“全身都是戏，但气口要留后劲。”田汉的提醒，她牢牢记下。

新中国成立后，戏曲布局重整。有的同行忙着改行拿工资，她却咬牙坚持“小生不拆，胡子不摘”。1956年全国巡演时，一篇《湘江边走出的女小生》登上北京报纸。毛主席的秘书看到报道，电话直拨长沙：“来怀仁堂。”从此，一位湖湘女艺人与国家领导人之间的“戏曲缘”开始延续。

1958年武汉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毛主席欣赏完她的《六郎斩子》，当场点名再看《卢俊义上梁山》。演出后，主席乐呵呵地说：“同乡戏味，辣得过瘾。”此后每回返湘，他总爱掐着戏点，或在省委小礼堂，或在岳麓山下，静静等她亮相。刘春泉自嘲：“我成了主席的‘随访节目’。”

荣誉接踵而至：省里汇演四出夺魁，《生死牌》进京拍成彩色电影。可1960年代中期风云突变，她被迫离开舞台。“别怕，莫掉队。”丈夫黄湖拉着她的手轻声安慰。舞台熄灯，她转身钻进幕后潜心琢磨唱腔改革，把老腔本子一句句拆开再拼，试图给湘剧注入新的节奏。只是，当年的掌声仿佛隔了一堵墙，偶尔想起，心里酸胀。

九年光阴倏忽过去，毛主席在省委座谈会上忽然发问：“刘春泉到哪里去了？我怎么没见她。”一句关切，像一道聚光打在沉寂角落。几天后，长沙红色剧场灯火通明，《生死牌》《六郎斩子》轮番上演，连排二十多个传统剧目，被拍成录像送往北京。毛主席看完，批语六字：“虽观旧居，如阅新篇。”这份珍贵的肯定，被湘剧院裱起来挂在排练厅正中。

那时刘春泉年近五十，体力大不如前。可她硬是把“吊嗓子”时长加到早晚各三小时，旁人问她图什么。“嗓子是庄稼，不浇水就荒。”她笑着摆手。不得不说，老戏骨这股韧劲，真让年轻人汗颜。

1976年初夏，她最后一次接到中南海来信，邀请赴京参加地方戏汇演。正要动身，却传来毛主席病重的消息。这封未及兑现的请柬，她一直珍藏在箱底，谁碰都不许。晚年接受采访，她眼眶红了：“他把文艺工作者当自家娃，我们哪能不尽心？”

1982年，《李白戏权贵》在全国引起轰动。媒体赞她“扮相英气、声情并茂”，她却只道一句：“戏好，是观众抬的。”此后一批批学生从她身边出去，有人留团，有人进校，她悉数记得，“别把老派味道丢了”成了口头禅。

2012年7月15日凌晨，刘春泉合上了眼。病房里，墙上一幅照片特别醒目：舞台正中央，一个扎着盔帽、亮相抖须的小生被灯光包围，台下隐约能见首排那张熟悉的面庞，眉眼含笑，掌心轻拍——照片没有声音，却让人仿佛听到久违的喝彩。

有人说，一部地方戏要活，就得有人愿意咬着牙守。刘春泉守了一辈子，毛主席以无数次掌声回馈。两位同乡，一位政治巨人，一位舞台精灵，在历史与艺术的一隅交汇，留下了别样温暖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