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将如何解救毛泽东的孤独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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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相知，何须相交？贵在知心。以毛主席的高瞻远瞩聪敏深邃，他从内心感受到：

“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周恩来指出：

“鲁迅的许多看法和毛泽东思想是一致的。”

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标是毛主席与鲁迅的最大相通之处。

鲁迅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作用是毛主席认识鲁迅的出发点。

毛泽东尊崇鲁迅，既出于文学上的原因，又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后者是主要的。

作为一个革命家和政治家，毛泽东率领中国人民进行着一场艰巨而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他自然会首先着眼于鲁迅在这场斗争中所起的作用。

而鲁迅投笔伊始，就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

毛泽东说：

“鲁迅正是从正在溃败的封建社会中出来的，但他会杀回马枪，朝着他所经历过来的腐败的社会进攻，朝着帝国主义的恶势力进攻”。
“他画出了丑恶的帝国主义的鬼脸……他近年来站在无产阶级与民族解放的立场，为真理为自由而斗争。”
“鲁迅以其不朽的文字和不屈的斗志率，领中国的文化新军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进行的斗争，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时代。”

的确，鲁迅领导着反帝反封建大军中文化的“一翼”，这一翼给予毛泽东所领导的军事武装的另一翼以极其有力的配合，形成了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文”“武”两翼的夹击之势。

而且，这“文”“武”两翼在对敌斗争中配合如此默契、紧密、及时，这在中国历次革命的历史上是仅见的。

所以，毛泽东在纪念鲁迅时强调说：

“认识鲁迅先生，就要懂得他在中国革命史中所占的地位。”

鲁迅确实是根据革命的需要来进行他的创作和革命实践活动的。

鲁迅曾毫不隐讳地将自己的文学称为“遵命文学”，这种遵从时代历史、祖国人民之命的文学才是真正伟大的文学。

世界上任何一个伟大的作家，没有像鲁迅那样在思想上、政治上、文化上对自己的国家、对人民起那么大的作用的。

诚然，俄国的托尔斯泰、法国的巴尔扎克、德国的歌德、英国的莎士比亚、美国的海明威等等，他们的文学作品都是很有价值的，也在中国广为流传，但能够对中国革命起那么大的作用，作出那么大的贡献，而且思想上有那么巨大深远影响的，只有鲁迅。国内其他作家对中国革命所起的作用，也是难与鲁迅相比的。

毛泽东对鲁迅的有力的配合是从内心感激的。他说：

“我们纪念他，不仅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很大的助力。”

1936年中共中央向全国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一时受到托派的攻击。鲁迅却与毛泽东心有灵犀一点通，他说：

“中国目前的革命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到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个战线。”

他义正词严地斥责了中国的托洛茨基派：

“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你们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的欢迎，你们的所为有悖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

他公开表示站在“毛泽东先生们”一边，并宣称：

“我即使怎样不行，自觉和你们总是相离很远的罢，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

鲁迅逝世前不久，向冯雪峰表明过，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下，“我想，我做一个小兵还是胜任的，用笔！”鲁迅对毛泽东倾心向往，毛泽东则深知鲁迅那枝又活泼、又幽默、又有力的笔所起的巨大作用。

毛泽东和鲁迅虽然进行斗争的方式不一样，一个侧重于武器的批判，一个侧重于批判的武器，但要达到的目的是高度一致的。因此他们能够在心灵上相感应，视为同志。

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和态度上，毛泽东与鲁迅是相通的。

毛泽东与鲁迅都博览中国古籍，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又都曾入手其内，终又能出手其外，对中国有清醒的认识和判断。

由于鲁迅是从“旧垒中来”，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封建性的毒素所带来的恶果，看得非常真切，因此多次表达了与之决绝的态度。《狂人日记》、《青年必读书》等篇章，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专门就此而发的。

他还说过更为彻底的话：

“无论如何，不革新，是生存也难的，而况保古，现状就是铁证。比保古家的万言书有力得多.......我们目下的应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宗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鲁迅故意把话说得这样“偏颇”和“极端”，其用意在“矫枉过正”，从而引起人们的警醒。他看到传统文化留给中国人民的精神负担太重了，“瞒”和“骗”人的东西太多了，大量封建性的糟粕窒息着民族的生机，阻碍着民族的振兴和发展，他怎能不急欲除之而后快？

鲁迅是不是彻底否定传统文化而成了一个民族虚无主义者呢？没有。他是轻蔑虚无主义者的。他向来辩证地对待传统文化。

早在留日期间所写的《文化偏至论》，鲁迅就认为民族的发展应“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很明显，他反对抛弃本民族的优良传统。

在毕生的战斗中，鲁迅一方面执着地批判传统文化中腐朽的东西，另一方面又竭力挖掘传统中的宝藏，作为生长新文化的养分。他说：

“新的阶级及其文化，并非突然从天而降，大抵是发达于对于旧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抗中，亦即发达于和旧者的对所以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择取。”

为了“择取”，鲁迅一生花了相当多的时间辑采校注古书，以使其流传长久。

另外，在鲁迅的历史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代表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大禹、墨子、女娲、黑衣人等形象。他们的出现，显示着鲁迅寻求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充沛热情，寄寓着他对传统继承的认识和重视。

鲁迅从不把传统看得一团漆黑，他说：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

他把这些人视为中国的“脊梁”，是中国人保持自信力的榜样。

与鲁迅一样，毛泽东对传统文化中的封建毒素，一直持批判的态度。

毛泽东也不是一个彻底否定传统的人。他说：

“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神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孕育出来的一个“癌症”——中庸之道，毛泽东与鲁迅都可说是深恶痛绝。

鲁迅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文章中，多次狠揭“中庸”的虚伪性和危害性。他指出孔子等人所说的“不念旧恶”、“犯而不校”，以至老子说的“以柔克刚”、“以德报怨”是虚伪的说教，行“中庸”之道，有许多血的教训。因此，他主张“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要“痛打落水狗”，决不姑息养奸。

在逝世之前写的《死》中，鲁迅告诫亲属：

“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他表示：

“我的怨敌可谓多矣……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毛泽东一生都反“中庸”之道而行之。他说：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是做文章，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他鼓励人们“宜将剩勇追穷寇”，提醒人们“不可沽名学霸王”。

鲁迅的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引起了毛主席强烈的共鸣，他号召人们将其作为座右铭。

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农村现状和农民的看法，毛泽东与鲁迅是契合的。

鲁迅虽然出生在一个封建官僚家庭，但由于家道式微，寄居在农村的外婆家，少年时代同农民有密切的接触，感情上同农民建立了密切联系。

农民的求实思想和气质对鲁迅的思想和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鲁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把普普通通的农民作为主人公的作家，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伟大的开拓。

他塑造了阿Q、祥林嫂、七斤等一系列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典型中国农民的形象。

特别难能可贵的是，鲁迅是联系辛亥革命来写农民问题的，他探讨了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形象地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由于不发动农民、不联合农民，没有造成农村的大变动，因而导致了辛亥革命的失败的情景。

鲁迅的着眼点虽然首先在农民们“不幸的人生”，并且为了突出封建思想对他们的杀害而着重写了他们的愚昧、麻木和落后，但他并没有忽视在农民中所蕴藏的反抗精神和革命性。他生动地反映出，只要有革命，阿Q这样的农民就会积极参加。对农民的革命思想，鲁迅给予了恰当的描绘，认为那仅仅是自发的、朦胧的思想。他向人们提出不能过高地估计这种革命性。愈到后来，鲁迅愈看到了中国人民(当然包括农民）所深藏的革命伟力，他简直是欢呼“地下的火在运行”。

出身农民家庭的毛泽东，深知农村的状况和农民的处境。他很早就思考农民问题。在农村生活期间，农民受苦难和反抗斗争的事实，正是推动毛泽东投身革命的需要动力。

毛泽东是公认的农民问题专家。1927年他曾徒步到湖南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农村，对农村的现状和农民运动作了深入考察后指出，中国的男子，要受政权、族权、种权的压迫，中国的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压迫外，还受夫权的压迫，他说“这四种权力”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农民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因此，“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他也注意到虽然随着农民运动的开展，神权随之动摇，但在“农民势力占了统治地位的地方”，“老年农民和妇女”仍然“信神”。

毛泽东把农民问题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迅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

由于毛泽东对中国国情——分散的小生产的农村封建经济，下层社会的结构、习性和各个阶层的人物非常熟悉，以及对中国农民起义传统的留意，使他比其他人都更能在一场以农民为战斗主体，以农村为周围环境的革命战斗中如鱼得水。

尽管毛泽东对农民的革命性给予了高度评价，这并不表明他无视农民的弱点和缺点，他曾经讲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毛泽东在党内最重视农民问题，并引导农民取得了革命的胜利，鲁迅在文学史上第一个写普通的农民，以他们作为小说的主人公，并深刻考察了他们的生活、思想及革命的关系，这并不是一种巧合，而是共同站在革命的高度，深入思考中国问题的结果。

毛泽东与鲁迅如此相知相契，是他们在气质、性格上有相通之处。

毛泽东和鲁迅都富于幽默感。无论在他们的文章中，还是在他们的谈话中，都自然流淌出幽默来。

幽默感是智慧的表现；一种洞彻人情心理的表现；一种机敏辩捷，得心应手化腐朽为神奇的秉赋的表现。毛泽东与都思虑深刻，眼光敏锐，学识渊博，经验丰富，文字修养深湛，他们因此经常表现出幽默感来。这类例子真是太多了。

国民党经常诬蔑学生的爱国运动，说是“为反动派所利用”，自己枪杀了学生，却说他们是“自行失足落水”而死。于是鲁迅在《逃的辩护》一文中写道：

“我们还记得，自前年冬天以来，学生是怎么闹的，有的要南来，有的要北上，都不给开车，待到得首都，顿首请愿，却不料为‘反动派所利用’，许多头都恰巧‘碰’在刺刀和枪柄上，有的竟‘自行失足落水而死了’。”

在鲁迅笔下，国民党的谰言不攻自破，镇压学生运动的面目昭然若揭。辛辣的讽刺包含其中。

1934年王朝闻去内山书店打听预购书的事，正好鲁迅听他讲话是四川口音，就主动询问起来：“你是四川人吗？”

王答：“是的。”

“四川还有人吗？”

王朝闻不知如何回答鲁迅这个问题。

“你们四川好像没有人了吧？”

王朝闻更不明白了。

他正为难，鲁迅笑了，进而解释说：

“报纸上每天都说在你们四川“消灭”了多少红军，把那些数字加起来看，你们四川全省的人早就被统统杀光了，如此吹牛法真可怜。”

这时，王朝闻这才明白：原来鲁迅在嘲笑反动派的造谣宣传。

对反动派，鲁迅的幽默确是“笑里藏刀”，能置敌于死命的。但在生活中，他慈爱可亲，常常以幽默和朋友们共乐。

他有不爱理发的习惯，朋友劝道：“豫才，你的头发怎么不去理一理，多么难看！”

他随口回答：“噢！我出钞票，你们好看，不干，不干。”

毛泽东和鲁迅有时候，还对朋友的缺点、弱点进行善意的讽刺。

毛泽东是党的领袖中最富于幽默感的一个人。他对敌人进行狠辣的嘲讽，是人们所熟悉的。在《友谊还是侵略？》、《别了，司徒雷登》等许多文章中，我们可举出很多例子。

与鲁迅一样，毛泽东特别注意区别讽刺的对象，对敌人不留情面，对同志充满善意，如他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向农民宣传破除迷信时说：

“神明么？那是很可敬的。但是不要农民会，只要关圣帝君，观音大士，能够打倒土豪劣绅么？那些帝君、大士们也可怜，敬了几百年，一个土豪劣绅不曾替你们打倒！现在你们想减租，我请问你们有什么法子，信神呀，还是信农会？”

讲话中既有对农民迷信的批评，又有启发他们觉悟的诱导。毛泽东常常用这种笑话的方式说明问题。

从毛泽东与鲁迅以上幽默的例子可以看出，他们的幽默，都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充满了风趣和机智。

毛泽东和鲁迅都有圣哲的孤独感。

这话，人或以为是谬论，除晚年多病外，毛泽东经常深入群众之中，与群众有血肉联系，他会孤独吗？

鲁迅有那么多朋友和青年拥戴他，会孤独吗？

会的，他们是孤独的。

这种孤独，不在于身边有多少同志、朋友与他一起工作和战斗，这种孤独是深层的，心境上的。

李白有“古来贤者皆寂寞”的诗句，寂寞感便是孤独感。

像毛泽东和鲁迅这样的历史伟人，思虑之深刻，见解之独特，往往是别人无法相比的，他们的思绪为天马般驰骋于太空广宇之中，往往一时难有人与之齐驱并驾，因此会生出孤独感来。

鲁迅的孤独感的产生还有其特点。他“从旧垒中来”，这就产生了他与原有阶级、传统的关系，既要反戈一击，背叛旧阶级、旧传统，又不能完全摆脱精神上与旧营垒的联系。

他是首先觉醒者，他的历史使命是为新的一代开辟道路，因此形成了先觉者与群众之间的复杂关系。

由于处在20世纪中国的历史大变革、大转折时期，鲁迅有一种强烈的、自觉的“历史中间物”的意识。

他是改革者、叛逆者，要置强敌于死命，于是与对手之间出现了尖锐对立不能不感到孤独。

毛泽东的性格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有些关于他生平的文字注意到了他的孤独感。史沫特莱和埃文斯·卡尔森访问延安时，都曾认为毛泽东是一个“谦虚的、和善的、孤独的天才。”

毛泽东一生未遇到过与之匹敌的对手，在人世上如孤峰峭拔。他的思想往往高出于同辈许多，比别人先行许久，总是要经过一段时间才会为人所接受领会。在这个过程中，无疑会产生孤独感。有人说：

“他太高、太远，他考虑的问题和做出的决策也是十分的浪漫和远大，因此人们很难用是与非、左与右的评判准则与他在同一基点上对话。”

这一番评价是很有道理的。

在毛泽东才华横溢的诗词中，“独立寒秋”，“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横空出世”等诗句，尽管充满豪杰的情怀，但是不是也透露出了孤独的信息呢？晚年的毛泽东心境的孤独是可以想见的。

毛泽东在阅读鲁迅的著作时，是在与他进行一种超时空的“推心置腹”的交谈。它使毛泽东关于历史、人生、社会革命等许多卓然独立的思想得到一种欣然的感应。这恐怕是他如此酷爱鲁迅著作的原因之一吧！因为只有鲁迅才能救赎他晚年时期的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