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一块西瓜地里,砚山县农业农村和科学技术局政策法规股股长胡达蹲在叶子枯黄的瓜藤旁,卷尺量过施肥间距。旁边,土壤肥料工作站专家正将土壤样本装进档案袋。
“氯离子超标3倍,肥料有问题。”胡达指着检测报告对经销商说。一场持续2年多的纠纷,以2.8万元赔偿画上句号。
在农资纠纷调解中,胡达的“技术派”方法已成为砚山的招牌。种子管理站鉴定芽率,植物保护植物检疫工作站分析药害图谱,农业技术推广站测算减产数据——他组建的“1+N”农科专业团用农业技术数据驱散责任认定的迷雾。2018年以来,这套方法让98起农资纠纷调解92起,为农民挽损900余万元。
“调解不是和稀泥,要像办案一样取证。”胡达常对年轻同事说。在农药飘移致作物枯死案里,他带着执法队员丈量风向轨迹,拍下作物不同生长期的受损对比照。泛黄的调解记录册里,枯穗照片与气象数据钉在一起,成为判定赔偿的关键物证。
“法律是尺子,但量人心需要温度。”担任陪审员9年间,胡达推动建立“证据共享池”——行政调解中的土壤检测、作物生长记录可直接作为诉讼证据,避免群众重复奔波。砚山县人民法院法官感慨:“他总能把死结盘成活扣。”
农药店内,村民调出全县农资风险数据库:“63类问题肥料信息都在里面,买药先查避坑清单。”这张技术防护网,是胡达用168起农业执法案的经验编织的。
胡达深知单兵作战的局限。当行政调解协议遭遇执行难,他打通“三调联动”经脉:邀请司法所工作人员见证调解过程,委托村委会干部跟踪履行进展。饲料纠纷调解现场,司法所工作人员将调解结果同步录入系统,次日便完成司法确认。
走进田间普法课堂,胡达正用方言解读新规。老乡围着他议论:“原来乱扔农药瓶子也犯法。”3年来,普法课覆盖全县23个村,农科局门前宣传栏上,农药废弃物回收量从每年3吨增至15吨。
从1997年处理第一起假种子案至今,胡达亲历了砚山从传统农业县到高原特色农业基地的转型。变的是耕作方式,不变的是他“让法律扎根泥土”的信条。
记者 郭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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