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点点青山思故国

文|李怀宇

刘子健(1919-1993)是国际学界宋史研究的大家。目前对刘子健生平的研究，除了刘子健多位学生的回忆文章外，以宋史专家虞云国《刘子健的学术生涯与故国情怀》(作为刘子健《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一书的导读上篇，收在虞云国《学随世转：二十世纪中国的史家与史学》一书）一文颇为详尽。

刘子健原籍贵州省贵阳市，1919年生于上海。他先读清华大学，后转入燕京大学，最受洪业影响。1941年12月，北平的日本宪兵队占领了燕京大学，逮捕了刘子健与洪业等十余人。

刘子健回忆狱中经历：“带到大办公室，解除口袋内的一切，解除裤带以防自杀，解除戒指以防吞金，立刻分批领下黑暗的地下甬道，走进囚房，再经过搜查，从像狗洞似的小门钻进木笼子……久禁监中，真易得神经病，更何况两个馒头无法吃饱，背脊发冷，两条线毡，真是‘不耐五更寒’。”他在狱中受严刑拷打。1962年，刘子健应邀访日，日本学者斯波义信（第三届唐奖汉学奖得主）与他在温泉泡澡时，仍能看到“他的脊背上好几条因鞭打而留下的深长的伤痕”。

1946年，中国代表团前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刘子健“除了讲流利的英、日语外，还懂法语、俄语”，经洪业力荐，出任中国代表团的史料专员。刘子健在国内报刊上开设“寄自东京”的专栏，其中《奇迹的生还》向国内最早揭露了中国被俘劳工在日本秋田县花岗矿山为死里求生而发起暴动的真相，他写道：“笔者真痛恨自己不会写作，这不是最宝贵的题材吗？真的，多少历史，多少小说，多少文学，都在敌人的残暴下淹没了！只有天上的英灵知道他们在人间地狱的苦痛。但他们的残骸遗骨，还不知在哪里，更不会说话。”1946年8月，刘子健与出庭作证的溥仪会晤，溥仪手书“东海妖氛靖，披怀饮千杯”向他致意。

1948年，刘子健赴美留学，在匹兹堡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同时兼任华盛顿大学协理研究员，暑期在远东问题上协助做短期研究。1950年，刘子健以题为《1933至1937年姑息政策时期的中日外交》的论文获得了匹兹堡大学历史学博士。博士毕业后，他担任过耶鲁大学的协理研究员；1952年任匹兹堡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1954年升任副教授。

上世纪五十年代，刘子健转向宋史研究。其实，刘子健最初的学术方向是现代中日关系研究。1962年，他向斯波义信袒露心迹：“自己在日本占领下的北平度过青年时代，也被宪兵队逮捕过。时至今日，只要一想起抗日战争就激奋得夜不能寐。尽管想搞日中关系研究，怕自己的神经不堪承受，这才决定专治宋代。”

当年，洪业问他何以放弃原先专长转治宋史，刘子健的解释是：“如论唐史，要懂佛经，要熟唐诗，很难。元史要会蒙古文。明清史的书又极多。只有宋史，勉强还拼得了。洪先生编有《四十七种宋代传记的索引》。宋史全部书目，大体上也不过十倍，四五百种。业余苦读，十年八年，多少会有点眉目。”

1955年，法国史学家白乐日倡导国际协作研究宋史计划，刘子健在1956年交出样稿《梅尧臣传》。1957年，费正清主编的《中国的思想与制度》论文集出版，刘子健的《宋初改革家：范仲淹》入选。1959年，刘子健出版专著《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广受好评。

1960年，斯坦福大学聘任刘子健为副教授。1965年起，刘子健改任普林斯顿大学历史与东亚研究系教授，主讲宋史，1988年退休。

赴美后，刘子健自号半宾居士，自书联：“多读多写还多忘，半山半闲枉半宾。”1965年，何炳棣在芝加哥家中招待刘子健、杨联陞与黄仁宇。饭后，何炳棣唱《霸王别姬》，刘子健唱《四郎探母》，都是慷慨悲歌。杨联陞说：“我们为中国的母亲同声一哭！”

1967年，刘子健在京都大学做访问学者，作《京都志言两首》，其中写道：“独游重到洛京边，愈欲吟诗泪竟先。点点青山思故国，悠悠秋水共长天。”尽显故国情怀。

刘子健的《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出版时，杨联陞1959年5月的序中指出这一项跨学科的研究：“说它是跨学科的，是因为其中融合了取自政治学、历史学和汉学的分析方法和技巧。”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很少有人像北宋杰出的改革家和最富争议的政治家王安石(1021-1086)那样重要。嘉祐三年(1058)，王安石向宋仁宗上了一道“万言书”。尽管这道奏疏没有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它成为王安石政治理论的基石、之后发起改革的基础，也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一份重要文献。

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由神宗从前的老师韩维推荐，被召入朝。神宗对王安石印象深刻，任命他为参知政事。王安石负责全部行政事务。神宗给予了王安石非同寻常的尊敬和信任，并全力支持他在随后不久发起的改革。对王安石政策的反对意见来自许多著名的官员，其中有欧阳修，曾经推荐过王安石；还有司马光、苏轼和苏辙兄弟等。普遍的反对并未能阻止王安石和神宗。

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驾崩导致变法终止。政治浪潮的突然转向摧毁了王安石的改革体系，给他带来了极大的悲痛，次年王安石便去世了。

在传统史学中，王安石被视作一位天才的学者，一位诚实但固执的政治家，被自己过分的自信和他寄予错误信任的小人同僚所误导。在此视角下，王安石不能被视作正统意义上第一流的儒家学者。但蔡上翔的研究指出，这即使不是扭曲，也是一种误解，王安石应该被看作一位真正非凡的儒家学者。而梁启超在《王荆公传》中，强调王安石的理想和改革举措旨在富国强兵。

刘子健在研究中得出：“士大夫阶层获得前所未有的声望，是宋帝国的辉煌成就之一。然而，这既没有消除专制，也没能阻止其缓慢地得到增强，尤其是到北宋末期。事实上，在高级官员不断增长的权力——皇帝必须让渡一部分权力给他们——和皇帝自身小心维护的终极权力之间，始终存在着紧张的关系。官僚之间的权力斗争变得越激烈，他们依赖于皇帝支持，其行为被皇帝周围和内廷之人所掌控，由于有意或因环境所迫，从而助长专制主义增强的可能性就越大。专制主义的增强转而又在很大程度上迫使官僚主义趋向同一性。长期来看，专制主义与同一性使得官僚阶层更加顺从。”这一发现道破了王安石时代政治上的困境。而这一困境，无疑也是后来王安石变法失败的症结之一。

刘子健指出：“王安石的改革措施部分地是被腐败官僚和不可救药的次官僚制联合起来打败的。”他认为：“就王安石的观点的理论根据以及他要建立道德社会的终极目标来看，本质上我们还是应该将王安石看作一个儒家学者。当然，他是一个激进的儒家，但‘激进’只是相对于许多保守主义儒家学者而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