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知｜肌肉线条成了最高时尚，这不是另一种“服美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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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小鸟与好奇心）

从内容占比来说，《穿衣自由？》大部分篇幅都在进行时装史评述，这样做本也无可厚非，因为不同的风格背后自有设计师对世界和身体的主张。不过这本书给人原本的期待，还是探讨穿衣和自我赋权之间的关系。拨开时装史的迷雾（不是），作者敲响的警钟其实很响亮，不论是对“好好健身塑造理想自我”的推崇，还是“你需要的只是那种叫松弛的美”背后的消费策略，作者都是想让你看到话术背后的信息茧房，明白内心的欲望来自何处，挖出那些企图掩盖自卑、渺小或者任何自我矮化的情绪，识破围绕它们飞舞的包装，坦然接受真正的自我。

这里面值得玩味之处恰恰在于，到底是什么在定义”美”，以及”更好的自己“。在最终章里，作者回到了时下流行的话题——套用公众号常用的一种标题，“你的身材说明了你的阶层”——摆出了更残酷的事实，那些号召回归身体的口号常常是另一种束缚。这当然不是全部实施，正如那句俗话，抛开剂量谈毒性都是伪科学，对身体的要求也是如此。作者想说的是，你需要抵制住无处不在的游说和压力，识别真正的需求，而非强加于你的欲望。这是最难的，难过购买奢侈时装，难过拥有完美身材：强大的思考力带来的健康稳定的内心。

经“野spring”授权，我们摘选了最后一章《高级定制的身体》的部分内容分享给读者。

到了 70年代，盛行的饮食文化和对健身的日益推崇，使得时尚对完美身材的追求彻底转变为对身体的规训。散文家肯尼迪·弗雷泽在 1972年的文章《健身》（“Fitness”）中写道：“时尚几乎与得体和舒适无关，是一种与满足背道而驰的状态。为了变得时尚，十几岁的女孩开始节食……而那些无法掩盖中年赘肉的贴身衣物将在时尚界立于不败之地。” 性与裸体观念日渐开放，时尚界开始思考：“用身体给人留下好印象，难道不比衣着打扮更为重要吗？”

80年代，有氧运动成为信仰，肌肉成了当时最时髦的配饰。《美国精神病》中，叙述者称赞女性的“健美体型”；简·方达的健身视频则完美诠释了这一理想身材。那个时代的紧身风格，例如“紧身衣剪裁之王”阿兹丁·阿拉亚的贴身设计和埃尔韦·莱热的绷带裙，都鼓励，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要求消费者为健身投入大量时间。

再往后的十年，健身达人退场，“纸片人”取而代之。最小号连衣裙成为“瘾君子时尚”的象征。资深评论员罗宾·吉夫汉将其形容为“一种虚无主义审美，崇尚瘾君子般的消瘦身材与憔悴面容”。尽管这种美学倾向确实受到毒品文化的影响，但这并非唯一原因。病态消瘦的造型能够主导主流审美，其背后还有其他推动因素。对于大多数女性而言，瘦弱比健美更难实现，它无法通过辛苦锻炼获得，甚至难以在不伤害健康的情况下实现。

极瘦身板与前凸后翘的结合成为 90年代中期的标志。就连凯特·莫斯也未能幸免，她在 1994年大赞“神奇胸罩”的聚拢效果，称这是唯一能为她带来胸部曲线的内衣。1999年《Vogue》在一篇关于吉赛尔·邦辰的报道中预言了“性感模特的回归”。邦辰当时已经足够苗条，但与莫斯等瘦到皮包骨的模特相比，她显得更具曲线美。《欲望都市》的热播带火了经过脱毛、健身和塑形而随时准备展现性感的身体。这种“理想体态”的塑造离不开修饰、节食和锻炼三者的共同作用。到了 21世纪初，甚至连束腰也被赋予“赋权”的意义。萨拉·布莱克利在担任传真机销售员时，无意间发现了一项比她推销的产品更受欢迎的创意。她剪开一双高腰透明连裤袜，制作成临时束腰带，这一巧思最终催生了使她成为亿万富翁的产品—— SPANX。（她在接受《纽约客》采访时提到，选择这个名字是因为它传递了“纯洁与性感的反差感”。）据称，她的发明解放了女性，使她们无须再对自己的身体保持高度警觉。“权力内裤”“立于巅峰”“胜券在握”等系列名称强调了这种赋权理念。包装盒上的口号，如“别把自己和规则看得太重”“改变着装方式，就能改变世界！”，更是直白地传递了这种信息。布莱克利在某些圈子被誉为“女性主义英雄”，她曾入选《时代》周刊百大影响力人物，并登上《福布斯》封面。媒体对她的报道时常提及她的“完美”身材，暗示大码女性难以获得同样的认可。正如《时代》周刊所说：“SPANX的讽刺之处在于，发明它并靠它成为亿万富翁的女性，根本不需要它。”

内衣整个品类也被贴上了“赋权”的标签。“维多利亚的秘密”凭借极度性感、难以企及的形象，长期以来一直是内衣界的标杆。然而，随着“身体自爱运动”1的兴起，面向“千禧世代”的新产品线也受到影响。例如，蕾哈娜于 2018年推出的品牌 SavagexFenty，满足了各种体型的需求，并采用多样化的模特；创立于新千年之初的内衣品牌Aerie在 2014年开始发布未经修图的广告，不同体型的名人身着看上去颇为舒适的无钢圈胸罩。据《纽约时报》报道：“让乳房自由舒展的无钢圈胸罩赢得了社交媒体的认可，它展现身体自信、拥抱多样性与真实感（这也是‘维多利亚的秘密’及其子品牌走向式微的原因之一）。”“维多利亚的秘密”最终屈服于这股热潮，在 2016年推出无钢圈胸罩，并在宣传标语中写道：“没有填充物就是性感！”这一宣传让人联想到 70 年代 Dici 广告所宣扬的“获得自由”，只是主角并非海鸥。不过，无钢圈胸罩的支撑力有限，更适合小胸女性，而小胸往往与瘦削身形相关。肯德尔·詹娜偏爱无钢圈胸罩，因此被视为此潮流的引领者，但如果身材丰满或罩杯较大的女性选择这种款式，就会被视为不雅。由此可见，无钢圈胸罩的根基并不如其宣称的那样，真正致力于解放所有女性。

与此同时，紧身胸衣迎来了复兴。从衣橱中消失不到一个世纪，它以全新的面貌重新出现，这次被称为“腰部训练器”。这款产品宣称能帮助女性获得（再度被推崇的）沙漏型身材。与紧身胸衣原理相似，它通过收紧身体来塑造纤细的腰线。它同样可能造成器官损伤等健康问题。尽管如此，它仍广受欢迎，金·卡戴珊和凯莉·詹娜等名人纷纷在社交媒体上为其做宣传。在一张照片中，凯莉·詹娜、考特妮·卡戴珊和科勒·卡戴珊都穿着“腰部训练器”，搭配新潮的运动服，仿佛是我们观念转变的缩影。与过去相比，我们为身体所做的努力变得更加透明，含蓄地让每个人看到我们的“蜕变”。这最初可能看起来是一种激进的坦诚，但并不代表我们打破了身材规范。凯莉·詹娜把它当作一种“修复”工具，用于帮助产后恢复身材。卡戴珊的 Skims系列也包括这款产品，她将其称为“解决方案服”。这一新词将女性的身体结构化为一个可以解决的问题。

如今，我们看似拥有更多自由，但实际上只是将审美标准从时尚界转移到了其他领域。更糟的是，正如哲学家希瑟·威多斯在其著作《完美的我》（Perfect Me）中所述， “美丽的理想正在演变为一种道德理想”，追求美丽已成为一种“道德义务”。她举例指出，人们通过拒绝甜点或坚持锻炼来彰显自己的“美德”，而“自我放纵”则被视为失德、可耻、令人厌恶的行为。未达到审美标准和传统意义上的道德失败一样，都会带来羞耻感，尽管“自我放纵”其实只是顺其自然罢了。

牧师兼作家戴维·扎尔创造了“世俗崇拜”（seculosity）一词，用以描述人们将宗教热忱转移到生活的其他方面。同样，道德语言逐渐渗透到身材管理与日常饮食中—— “好”与“坏”的食物、逃健身课被视为“做坏事”。如今，锻炼身体和健康饮食已经取代了传统的阶级标志，成为身 份的象征。看看那件印有“羽衣甘蓝”（“KALE”耶鲁体）字样的运动衫。常春藤盟校的运动服曾是社会地位的象 征；而如今，绿叶菜才是你所能拥有的最高荣誉。

背景设置在50年代的剧集《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中，有一集描绘主角们辛苦地上高难度健身课。观看时，我不禁感叹她们对锻炼的公开厌恶透着一种令人怀念的复古感。而如今，我们必须宣称锻炼是为了自己——作为自我关怀、自我赋能，或者“健康之旅”的一部分。标准实际上并没有更宽松，只是变得更隐蔽。我们必须假装享受锻炼，记录身体“成长故事”的每个章节，并将这一切称作“旅程”。我们还要表现得乐在其中，因个人提升而欣喜。精品健身房内，音乐震耳欲聋，与陌生人一起做平板支撑的场景，俨然是一场灵性又带点情欲的仪式，与贴身热舞有异曲同工之妙。

福柯在《自我关怀》（TheCareoftheSelf）中写道： “所有自我实践的最终目的仍属于控制伦理的范畴。”过去，我们会把精力放在给身体穿衣服上；而如今，我们转 向训练身体，其驯化得如同一匹听话的马。希亚·托伦蒂 诺在《魔术镜：反思自我错觉》（TrickMirror:Reflections onSelf-Delusion）中指出，休闲运动风乃是制服优化的终极形态，是一种“晚期资本主义的恋物之衣……简直为这个时代量身打造—— 一个将工作包装成乐趣，让职员甘心被驱使的时代。对女性而言，变美成了她们的工作，而她们必须乐在其中”。在这种思维模式下，节食、运动、填充、打肉毒杆菌，甚至整容手术，成了抵抗衰老冬天来临的手段，试图将青春紧致的身体定格成琥珀。置身这样的视觉文化中，关注自己的身体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种商 业上的理性选择。这不仅适用于演员、模特或其他领域的名人，对普通人亦然。我们耕耘自己的身体，期待收获成果。当我们进行这项劳动时（没错，它确实是劳动），我们正在参与社会学家伊丽莎白·维辛格所称的“魅力劳动”（glamourlabor）—— 一种既要通过锻炼管理个人形象，又需修饰网络形象以创造和维持个人潮流指数的双重努力。

现在的环境鼓励我们将运动专业化，像运动员一样进行训练。我们为身体付出劳动（跑半马、泡健身房、徒步），并通过在线劳动记录和展示（终点线的自拍、跑步轨迹、带有“# 健身伴侣”标签的情侣共练照、在山顶举拳庆祝的胜利照）。这些在线劳动一方面是为了证明你并未过度严肃对待运动，另一方面则是展现你有趣的个性——你会在终点线痛饮啤酒，或者在跑最后一圈时扮鬼脸。你可能还会拍一组“网络 VS 现实”的对比照，毫不掩饰自己的不完美形象。这样的自我展示在虚拟世界可以容纳一些松弛和讽刺，在现实世界却没有那么多余地。

休闲运动装的内在矛盾在于，它既让人感到舒适，又带来束缚感。这是一种经过自我优化的严肃制服，是健身房内的正装，同时又能作为日常穿搭。与伪素颜妆一样，你需要格外努力，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

科技已经将人类从扫地、洗碗、手洗衣物等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在美容劳动上却正相反。从前由紧身胸衣和束腰完成的工作，如今都被我们自己接手，且难度有增无减。即使拥有健身教练、营养师等资源的名人，也难以应对日益细化且变幻莫测的身材理想。而整形手术成了克服这些障碍的一种手段。尽管很少有名人公开承认整形，但这早已是公开的秘密。Instagram热门账号 @名人脸（@Celebface）、@名身体（@FamousBodies）等记录了名人（包括网红）整容前后的变化。这些图片既可以看作揭秘，也可以用作造型手册，供人展示给整形医生，就像把名人照片拿给发型师参考一样。我们曾经只为特殊场合盛装打扮，现在却必须像名人一样，随时准备迎接镜头。由于与名人共处同一平台，我们的比较对象不再仅限于认识的人，还有那些以美为职业的专业人士。我们的行为变得更加透明，普通人模仿明星，展示自己的饮食（“今日食谱”视频在抖音上十分受欢迎）和健身计划。至于我们为什么要花费如此多精力，是否值得这样做，就没人愿意分享了。

目前，身体形象的流行趋势几乎已超越了服装的流行趋势。前者的标准难以达到，且需要投入更多的钱。正因如此，既纤瘦又健美的身材成了一种阶级标志，暗示着你在外表上花费的金钱和时间。从完美大腿缝到针对人为定义的身体“缺陷”如臀凹陷的健身视频，总有新的标准和趋势吸引着你的目光。我们总是在追寻一个在实现之前就已经变形的理想。文化理论家梅雷迪思·琼斯曾撰文探讨 “改造文化”的概念，认为“身体、自我和环境必须处于不断翻新、修复、维护和改善的状态下”，就像我们在准备将房子挂牌出售之前，必须对其进行持续的大规模修缮。

这引出了一个问题：这种现象的出现对时尚意味着什么？如果时尚越来越重视体型而非服装，设计师是否有一天会变得多余？他们会被能够“重新设计”身体的整形外科医生取代吗？时尚史将走向何方？或许我们在前进和后退之间都有所行动。随着“身体自爱运动”的兴起和对多样性的推崇，美的理想在某些方面变得更加狭窄，同时又在其他方面变得更加广阔。美在某种程度上变得更多样，也更难以实现。我们离多元文化理想中的美越来越近，这令人欣喜，却也不禁感到有些姗姗来迟。正面来看，这种趋势重新定义了“美”，让更多人得以被纳入“美”的范畴，但也带来更大的压力，迫使我们力求完美、面面俱到。蒂娜·费在自传《“霸道”女主》（Bossypants）中谈及美的标准（不得不说，该书的刻板印象相当严重）时指出：“现在，每个女孩都被期望拥有高加索人的蓝眼睛、西班牙人的丰唇、古典的小巧鼻头、亚洲人的皮肤质感、加利福尼亚州人的古铜肤色、牙买加舞厅的电臀、瑞典人的长腿、日本人的小脚、健身房女同老板的腹肌、九岁男孩的细窄骨盆、米歇尔·奥巴马的手臂，再加上洋娃娃般的乳房。现实中最接近这一描述的是金·卡戴珊，但世人皆知，但世人皆知，她是俄罗斯科学家制造出来的，专门用来摧毁美国运动员。”费在 2011 年写下这些话时，Instagram 还没多大影响力；之后，我们面临的挑战不断升级。每出现一张勇敢展示妊娠纹或橘皮组织的自拍，就会有一张把脸修得像布拉茨娃娃的照片；每当有人为新手妈妈发声，反对她们所承受的过高要求时，就会有一个“金小妹”发自拍推广“产后快速恢复”套餐。

理论上，我们可以通过社交媒体看到多种类型的身体，但事实上，身材标准不断收紧。即便我们拓宽了完美身体的定义，旧有的框架依然存在。举个例子，作家兼时尚博主妮科莉特·梅森曾写道，尽管秀场和广告对不同体型、不同身材的模特的接受度不断提升，但“凡是能出现在杂志、广告、秀场上的 14 码以上女模特，必然拥有完美的沙漏形身材”。阿什莉·格雷厄姆被视为当今最成功的大码模特之一，但遗憾的是，她是秀场唯一的大码模特。她的体型无疑对她获得主流成功起到了帮助。人们仍热衷于给大码女性提建议，比如要穿得“讨喜”、要选择收腰设计。梅森总结道：“时尚界只推崇完美的身材比例。也就是说，就算你终于与 14 码以上的身体和解，你的身体仍须在一切适当的位置拥有曲线。”这里的“完美”和“适当”两个词用得极为微妙，我们依然在为身材和体型赋道德价值，区分“合规”与“不合规”的身体。

既然身体已经成为终极硬通货，那么我们还有可能摆脱它的束缚吗？最初的“身体自爱运动”已经转向追求身体中立——将我们的物理形态视为空间中的一部分，不带任何情感色彩。然而，只要身体在我们的精神世界中仍然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只要我们继续生活在这种崇尚“不断自我提升”的文化氛围中，我们恐怕永远无法真正做到这一点。

如果将扎尔的“世俗崇拜”理念延伸开来，用自我关怀取代宗教信仰，那么当下的强迫性自我关怀便可视为卡尔·马克思所批判的“人民的鸦片”。这里提到的自我关怀与奥德雷·洛德的诠释截然不同。洛德的理念是通过鼓励个体关怀自我，从而增强社区的凝聚力。而如今的自我关怀不仅背离了初衷，更在面对更广阔世界时选择了退缩。商业化的自我关怀像是对传统“魅力劳动”的重新包装。算法奖励的是勤奋和重复，鼓励我们在无尽的回响漩涡中迷失自我。这种自我关怀与其说是为了自己，不如说是为了迎合世界的期待。福柯写道，纪律的目的是“使身体变得温顺且高效，让身体成为一台机器，输入特定的行为模式后，便能优化、计算和改进其功能”。我们试图成为鲁布·戈德堡机械中那些闪闪发亮、运转良好的齿轮，并在这一过程中放弃自己的社会角色。

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自我关怀与社区关怀之间的矛盾变得如此突出。实际上，很少有系统性问题能通过自我关怀真正得到解决。社区组织者、研究员纳基塔·瓦莱里奥曾说：“对那些真正需要社区关怀的人高喊‘自我关怀’，我们就是这样令人失望的。”在政府和教会未能发挥作用的地方，社区组织者挺身而出，比如为食不果腹的人设立社区冰箱，为无家可归者建立庇护所。新自由主义鼓励我们不断关注自我，而社区关怀则要求我们跳出自我框架。当每个人都能从自身之外的角度思考时，也许就能挣脱自我关怀所设下的自恋陷阱。

更具挑战性的部分可能是重新编码那些在我们内心流动、围绕自我提升的观念和叙事。在这个崇尚外表的行业里，我拥有一个不羁的、永远不合时宜的身体，我常常困惑自己所做的事情，究竟有多少是出于真正的喜爱，多少是为了迎合他人、紧跟潮流。曾经，这种“紧跟潮流”仅限于时尚编辑们那个封闭的世界，写作和编辑仍然是工作的主要职责。而如今，我们的形象与身体常常被置于聚光灯下，编辑们也为了社交媒体上的照片而捯饬自己。（编辑们时常会收到免费的健身或训练课程。）这不仅仅是虚荣心在作祟，它的确能切实提高你的就业概率。如果你能穿上模特尺寸的衣服，把穿搭发到Instagram并吸引粉丝，就能获得更多工作机会。诚然，上述都属于“第一世界问题”的范畴。然而，随着我们的生活与名人生活的交集日益加深，普通人面临的压力也在不断增加，不仅要以明星的速度追赶审美标准，还要像明星一样在社交媒体编织自己的生活叙事轨迹，用恋爱、结婚、生子等人生大事持续吸引“公众”的关注，而且这一切还必须表现得轻松、坦诚。如今，万物皆可作为视觉媒介，我想越来越多的职业正在或即将步入这一趋势。宣称“我将彻底停止自我宣传与自我揭露”，无疑会让一些事情变得更加困难，比如推广一本书或在出版行业工作。这在 1995年是不会发生的。

事实上，如果有人在 1995年像如今普通人那样在社交媒体上进行自我宣传，那么他很可能会被当作烦人的疯子。这股永不止息的压力正是为什么一个经过打磨、更加精致、符合大众审美标准的我——当然，也是更瘦的我——总是浮现在我面前，挑衅我不断追赶。（同时，这也是为什么我常常幻想自己只是一个装在罐子里的脑袋，偶尔去树林里散步，呼吸些新鲜空气。）在我的职业背景下，我能理解名人维持“完美”身材的困难，但我更明白要放弃那种追求完美、不断提升自我的心态几乎是不可能的。锻炼身体和直觉饮食法是值得实践的生活方式，但当你的内在感知不断被扭曲，最终支离破碎时，又该如何实现呢？在我游泳、徒步时，总有个声音在用世纪初健身杂志的语气对我说“这个动作做 20次，背部脂肪就会消失（这是好事）”“爬上这些山，小腿会变粗（这是坏事）”。身体警察早已潜入我的脑海。尽管我喜欢户外活动，也享受运动带来的疗愈，但似乎始终无法完全摆脱那种自我完善的狂热，无法回到少年时那个单纯热爱运动、不作他想、投入大自然的自己。接着，我陷入因为不喜欢自己的身体而自责的循环。（都怪那什么“身体自爱”！）我想我并不孤单，我们都在不遗余力地否认自己正走向衰退与萎缩，要彻底摆脱这种思维模式，与从一个以此为核心的社会中抽身一样无望。年轻一代的处境可能更糟，他们甚至没有经历过一个关注自己兴趣，而非执着于打造个人品牌的时代。如今，我们被期待成为一家公司，一人身兼多职——既是首席执行官、创意总监，又是营销总监和清洁工。

这种对“身体自我”的狂热关注，试图将身体定义为高于我们所有物的存在，并没有使我们更自由。这也是我对这种专注于“完美身体”的趋势感到不适的原因——这种专注与塑造、装饰身体的衣服有所不同。最初，这看似是一种进步。我们意识到，与几个世纪以来时尚对我们的规训相反，我们不再需要花钱定期更新衣橱，服装也不再是彰显身份的工具。然而，结果只是一个身份象征被另一个所取代。完美外表与理想衣橱一样，都是奢侈品，前者甚至比后者更难以企及。毕竟，哪一个更难获得，红毯礼服还是穿上它的完美身体？

题图来自电影《圣罗兰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