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政副主任让他到福州军区当政委，他找叶帅：想继续留南京军区！

“1977年3月，中南海西花厅，叶帅抬眼一笑：‘老杜，你自己怎么打算？’”简短一句话，把几个月的犹豫推到桌面上。对面那位两鬓花白的少将政工老兵，沉了沉声：“我想留在南京。”话音不高，却像拨开窗棂的一阵硬风，把这桩干部调动风波真正揭开。

故事得从三年前说起。1974年10月，杜平因心脏病住进南京总医院。一份“暂停职务、安心休养”的通知随后抵达病房，语气客气，意思直接——他成了运动矛头所指的“关键领导”。那一年，八大军区司令对调震动全军：许世友调广州，丁盛空降南京，南京军区内部正进行新一轮“揭批”。不少人白天写材料、晚上开会，气氛绷得很紧，杜平常常半夜胸闷，最后不得不进医院。有人形容那段日子，“紧张得连长江都拐直了”。

卧床期间，他没少受到“关心”。有干部来探视，劝他“多保重，复职会有办法”；也有人低声提醒，“离开南京，对你反而安全”。杜平嘴上答应，心里明白：风声一起，能否站稳没人敢打包票。三年光景，他的病情缓慢好转，却失去原先的岗位，心里的苦涩，比药味更重。

1976年秋，“四人帮”粉碎，政局急转。总政治部很快启动老干部复查。1977年初，总政副主任梁必业找到杜平，递上一份意向：调往福州军区任政委。理由听上去合情合理——福建气候温和，沿海防务也需要老政工手；更现实的是，福州军区原政委李逸民已调京，司令员位置空悬，确实缺人。梁必业语重心长：“到了那边，好好休养也能工作，两全其美。”

杜平嘴角挤出笑，却没有立刻点头。这一年他已经在南京生活第十四个年头，从华东野战军一路打进长三角，许多老部下仍在军区各部门，军政情况了熟于心。调福州对他而言，一切重新来过——人、地形、防区任务都要再摸。更棘手的是，即便恢复职务，也得在新班子中说服不同派别。能不能短时间内折腾出战斗力？他不敢拍胸脯。

有意思的是，总政内部原本计划将聂凤智调福州任司令，李水清接南京司令；这样杜平与聂凤智搭档，算是“老革命组合”。但聂凤智身体欠佳，自己提出“想留南京”，上级采纳。福州司令员另议，连带政委人选又起波动。几轮沟通下来，杜平反而被定成“可去可留”的机动牌，心里愈加没底。

这才有了叶帅那场谈话。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话语分量自然不同。见面很简单，叶帅问：“出来工作，有没有特殊要求？”杜平答：“南京军区情况熟，身体也适应，希望留任。”叶剑英沉思片刻，用福建口音轻轻一句“可以考虑”，就算给出承诺。传言他当晚在圈阅名单时写了四个字——“官复原职”。

名单很快下达：聂凤智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廖汉生第一政委，杜平出任政委。就职那天，南京雨后放晴。军区党委常委会一口气开到深夜。分工确定：杜平主管干部、纪检、机要、院校和科技。丁盛时期遗留下的干部审查、技术兵种恢复、军事院校扩招等堆成山，他领着政工口连轴转。有人回忆，“那年夏天，政委办公室的灯常亮到凌晨一点”。

为尽快稳住人心，杜平先在干部问题上动刀。凡运动中被错误停职、降级的指挥员，一律复核；凡干部档案带“重点”标记的，一案一卷、件件过手。很多人怕扯旧账，他拍板：“只看事实，不搞含糊。”短时间内，数百名团以上干部重新回到岗位。不得不说，这一步让南京军区重回正规节奏。

纪检组随后启动经济清查。江南军工企业众多，物资拨付杂乱，漏洞大。杜平带队下厂，不仅追责，还着手制度建设。一次在无锡某兵工厂，他检查完账簿后对厂长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但账本得‘铁打’。”语气平和，却敲进人心。三个月后，该厂提交的制度汇编厚厚一册，成了全军推行样本。

技术与教育也不能落。1979年，国防现代化方针提出，南京军区率先与地方高校签合作。杜平亲赴东南大学，穿着老式上将呢大衣，操着浓重的西北口音对教授们说：“要打赢未来仗，先把计算机搬进军营。”当时许多人没见过真机，一席话却促成军区第一所电子对抗培训中心，算是走在前列。

1982年，军委号召老同志“压担子、让舞台”。大批开国将星陆续退居二线，杜平也在其中，被推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南京军区送别会上，有年轻军官敬礼，高声说：“政委，这里永远留座！”他的回答简短：“把活儿干好，比留座更重要。”随后转身，踏出熟悉的营区大门。

从心脏病房到军区常委室，杜平的去留折射出文革后期到拨乱反正的曲折人事流动。他不是什么传奇将星，却用一场“我要留南京”的执拗，稳住了一方军区政工基石。时代滚滚向前，有人选择随波，有人选择原地站岗，他显然属于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