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可敌国的和珅“千千万”，但一贫如洗的京官更是多，看清朝京官

引言

在我国古代，士农工商的积极顺序是不可破坏的。作为可以当官的士人，他们在整个社会阶层中地位很高，而那些可以作为政府官员的士人则拥有着更高的地位和财富。

在普通老百姓的眼中，官员是有着极高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财富的，而在官员之中也有着所谓的阶层，可以前往京城做官对于每一位官员来说都是莫大的荣耀，要知道天子脚下四品官可不只是说说而已。

作为一个国家的政治中心，在这里的官员无一不是品级极高的存在，他们相对于在外地做官的官员来说，有着更高的地位和优越感。

但是人们所不知道的是，这样的现象在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被彻底打破了，京官反而没有外官舒服。有很多在京城做官的官员家中条件非常穷，甚至有部分官员揭不开锅，像一个乞丐，这就引起了人们的不解？

要知道官员的俸禄是固定的，朝廷每年给官员的俸禄是足以养活自己一家人，更不要说大部分的官员都有额外收入，在人们眼中官员应该是个很体面的人，不为钱发愁的人。

康熙8年朝廷的监察御史赵璟给康熙帝上了一份奏折，奏折的内容则让后世人惊奇。奏折中赵瑾向康熙帝描述了京城官员生活的贫困情况，表达了京城官员贫困异常，希望皇帝可以增加京城官员的俸禄，从而改善这种现象。但可惜的是当时并未引起重视，今天我们就来谈谈为什么清朝京城官员贫困？

京城官员开销种类多

• 1、聘请轿夫、佣人、仆人等，工资赏钱开销大

一般来说都是有轿子接送，这就需要官员自己聘请轿夫。而且在官员的住宅之中，每一件事情都需要由下人去做，官员作为朝廷聘用的人员，他们是不应该去做一些劳苦的事情，这是一个官员的体面。

所以这些仆人、佣人等，都需要支付工资，而且每到三寿五节免不了还要给些赏钱，这也是笔不小的开销。

其中李慈铭当时为了打赏，不得已把自己的皮袄都给典当了。此前做京官的曾国藩因为穷困而被下人看不起，干脆主动"炒了曾国藩的鱿鱼"，让曾国藩相当尴尬气愤，因此还写了一首《傲奴诗》，最后却不得不承认："谁知傲奴乃过我"，连个奴子都比我厉害了。

• 2、官场“潜规则”众多，人情世故复杂，隐性支出多

在京城做官的官员大多数都有关系，要么来自同一个地方，要么来自于同一届科举，甚至有一部分人来自同一个老师。

而这些人为了维持各自的关系，经常组织聚会，而在每年的节日到来也免不了互相赠送礼物。

出于维护应有的人缘体面，所赠送的礼物不会太寒酸，每年光这些支出就高达100多两白银，这还算是比较少的了。

• 3、请客吃饭不能少，宅子的门面装饰花销大

作为京城官员，前来拜访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家中的宅子就不能太差，该有的装饰应有尽有，有时候还要摆上一些稀罕物件，这是一个朝廷大员的脸面。

每年光是这些支出就已经不菲，再加上京城官员之间喜欢聚会，文人雅士之间京城讨论诗词歌赋，看上去是高雅兴趣爱好，但实际上每一次都要花钱。

而当时可没有什么AA制，大部分都是由参与者轮流掏钱，有的时候是谁组织谁掏钱。

到了逢年过节，大摆宴席，请戏班，同僚之间的聚会更是少不了。

这一现象，在张宸的《平圃遗稿》和李慈铭《越缦堂日记》都有详细记载。

大致意思就是，如果你不去参加聚会，举办聚会，和官员们打好关系，那么你就会逐渐被排斥出这个圈子，对于这些一心想着升官的人来说可谓是莫大的打击。

无论你是军机大臣还是个四品小官，维护各自的圈子是必须的。

道光年间出版的《都门纪略》有诗曰：“家居不易是长安，俭约持躬稍自宽。”

最怕人情红白事，透露了京城官员虽不摆架子，但是他们要由于身份相匹配的体面，该有的物件一样少不了。

京城官员的俸禄少

当年给曾国藩做过幕僚的薛福成曾经说过，清朝京城官员的俸禄不及汉唐时期的1/10，远远不及在外做官的收入。

这主要是因为外地官员都有所谓的“养廉银”，这是耗羡归公给外地官员带来的福利，但是京城官员并不享有，这使得京官和外官之间的收入差距其实并不大。

虽然，从乾隆时期开始京城官员就实行“双奉制度”，但依然是杯水车薪，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局面。

京城之地有“油水”的差事少

在京城做官不比在外地做官，由于是在天子脚下，监察御史都盯着这些官员，因此一般情况下不敢明目张胆的贪污。

而且像一些可以捞油水的差事太少，比如在户部做官，他们就很舒服，因为有户部官员的餐费补贴是其他部门的16倍。

清朝后期贪污腐败现象严重，户部官员每年凭借着买官卖官的收入就可以得到很多钱。这一点从当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可以在户部尚书的家中收出100万两便可知一二。

京城各个银库之间的负责人和监督人也是一门有油水的差事，他们往往监守自盗，从国库中盗窃，在清朝末年的一次贪污案中就查出有人从国库中盗走了900万两。

虽然管控较严，但依然逃脱不了被偷盗的命运。这样的差事在京城中是比较少的，而且风险系数大，大部分官员是不会接触。

俸禄少而支出大，京城官员如何生存？

当然“贫困”的京城官员也不是说没有办法生存，在京城做官自然有在京城做官的好处。

那些在外地做官的官员们想要进一步提升仕途，就必须和京城官员打好关系。因此每年夏天都会有美其名曰的冰敬每年冬天又会有所谓的炭敬，而在平时也有别敬。

这一年多次孝敬也能够让京城官员得到一笔不菲的收入，这也是为什么大部分基层官员可以保持自身体面的重要原因。因为有人来孝敬他们，虽然这是贿赂吧，但是由于整个京城官员都有这种现象，所以大家们都默认了。

而一些不愿贪腐的清官就难以生存，他们虽然不齿这种现象，但是也仅限于自己不收。

如果公然禁止这种现象，那无疑是在挑战所有京城官员的生存权，即使你是皇上也不能这么做。

清代名臣张鹏翮家中宅子都没有，过的生活就跟苦行僧一样。于成龙因为常年吃不到肉，被大家称为于青菜。在其去世之后，遗物仅有绨袍一袭，靴带二套，粗米数斛，盐豉数器，白银三两。

最惨的是嘉庆皇帝的师傅朱珪，作为皇帝的老师，应该来说是不愁吃喝。但是朱珪去世之时家中只有一床被褥，一些书籍，难以想象其贫困条件。

这就是清朝清官们的生存条件，既要维系该有的体面，又不愿意贪腐，因此生活极其贫困。

清代官员戴璐在《藤阴杂记》中记载，工部官员张衡居然连饭都做不起来。而清朝这类官员的代表人物就是光绪时期的刘光第，他在受到重用之后，对于手下人也不打赏，一些官员之间的聚会也不参加，同时对于外官的孝敬也一概不收。而对他最直观的印象就是由于没有钱每天上朝只能步行数十里，这也是我中华2000年未有之奇人。

这些清官已经是品级很高的官员，他们的俸禄要比一般的官员更多，而且经常可以得到皇帝的一些赏赐，连他们都过得如此凄惨。更不要提那些品级很低的清官，他们在生活中可能要更为凄惨。

李慈铭日记中曾有这样的记载，一个刑部主事贫瘁不堪，门庭萧索，屋宇欹漏，使令不供，人有菜色。

这些中下阶层的官员生活要更为贫困，虽然史书中没有描写，但是清朝不少的文献中都有这些官员生活的文字叙说，康有为的总结则更显得精辟，如下：

“京官寒苦，尤世所无。即大臣岁人仅数百金...故自大学士至于七品京曹，苟非望得总裁、主考、学政、房官阅卷之差，以认门生，收贽敬、冰敬之金，部曹借捐官印结之人，殆皆饿死。”

在古代可以读书做官的人家庭条件一般都不错。其中有一些人出生于官宦世家，家中资产颇多，再加上家中有人经商挣钱。对于这类家境条件优越的官员来说，他们可以在进程之中很好的生存。

父辈留下来的积蓄可以让他们去体面的生活，而对于他们来说外地官员的孝敬可要可不要，但是这样的官员也只是少数。

毕竟要做到这一步那得出生于名门望族才可以做到，或者是皇族出身，否则也很难称得上家境优越。

结语

总体来说，在清朝做京官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情，他们的工资俸禄是封建王朝中最低的一个。

相比于汉唐时期差距很大，大部分的官员凭借工资是很难生存的。不过好在每年都有外地官员的孝敬，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体面生存。

而一些贪腐的官员甚至可以活得更舒服，但是这对于清官来说不是一件好事，由于不愿意接受贪腐，只依靠自己的工资确实难以在京城生活，所以啊在清朝想要坚持自己的操守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呀。

参考文献：

《平圃遗稿》

《李慈铭日记》

《越缦堂日记》

《给曾国藩算算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