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称为 “贵州王”，建国后任副省级干部，1957年被划为右派！

1935 年的贵阳机场，空气中弥漫着紧张与不安。王家烈将贵州省主席的印信缓缓交出，衣角处不知何时沾上的盐粒悄然滑落。这个动作，像是对他一生的隐喻 —— 从背盐的穷小子到权倾贵州的军阀，最终又回到了原点。只是那时的他不会想到，四十年后，自己会以副省级干部的身份，在新中国的阳光下撰写回忆录。

1893 年，王家烈出生在贵州桐梓县一个贫寒家庭。泥土墙的屋子里，连一盏像样的油灯都没有。但父母还是咬牙送他去了桐梓高等小学堂，希望读书能改变命运。1911 年毕业时，王家烈已经展现出过人的聪慧，可家贫如洗的现实，让他不得不放下书本。

为了活命，他背起沉重的盐担，往返于松坎和遵义之间。陡峭的山路磨破了他的草鞋，扁担在肩头压出深深的血痕。那些年，贵州的盐价比米还贵，背盐人用血汗换取微薄收入，王家烈尝尽了底层生活的艰辛。

1912 年，靠着一点文化底子，王家烈在遵义当了教书先生。可乱世之中，斯文难存。两年后，他毅然投笔从戎，加入黔军。从列兵到排长，再到司务长，每一步晋升都伴随着枪林弹雨。护国战争中，他率尖刀排夜袭敌营，在川东山地里打出了名气；护法战争时，又转战湘西，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四川军阀刘湘、邓锡侯联手将滇军和黔军赶出四川。王家烈跟随部队返回贵州，命运的转机悄然出现。因为桐梓同乡的关系，他被编入周西成的部队，从八连连长做起，逐渐成为 “桐梓系” 的核心成员。

周西成对王家烈十分赏识，一路提拔。1922 年升营长，1923 年任旅长，1926 年更是担任黔军第二师师长。那时的 “桐梓系” 就像一个紧密的家族，同乡情谊是纽带，军事能力是资本，周西成则是说一不二的大家长。

1927 年，王家烈奉命率部进入湖南，却与湘系军阀发生冲突，打了败仗后灰溜溜退回桐梓。这次失利让他明白，光靠武力行不通，还得有政治头脑。1929 年黔西之战中，周西成战死，王家烈果断从铜仁出兵支持毛光翔，稳住了 “桐梓系” 的阵脚，也为自己积累了政治资本。

毛光翔当上贵州省主席后，王家烈成了副军长。但两人资历相当，矛盾渐渐滋生。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蒋介石开始扶持王家烈，给钱给枪，让他的实力迅速膨胀。天平倾斜的结果，是 “桐梓系” 的分裂。

1932 年 11 月，贵州陷入连年混战。王家烈、毛光翔、犹国材、蒋在珍等人打得不可开交，曾经团结的 “桐梓系” 彻底崩溃。在这场内斗中，王家烈笑到了最后，多次掌握贵州实权，被人们称为 “贵州王”。

成为 “贵州王” 的王家烈，却没能实现治黔的抱负。他沉迷酒色，政务多由妻子万淑棻把持。万淑棻出身官宦家庭，安排族人担任要职，还暗中联络桂系军阀，这些都让蒋介石颇为不满。民间更是流传着 “王家烈坐天下，万淑棻半边政” 的说法。

那时的贵州，交通闭塞，经济落后。王家烈想修路办学，却苦于军费不足。他试图在军阀混战中保持中立，提出 “保境安民” 的口号，可在那个年代，这样的愿望终究是奢望。

1934 年，红军进入贵州，蒋介石命令王家烈截击。王家烈内心矛盾：打吧，实力不够；不打，又违抗命令。他最终派出 15 个团防守东部，却只想把红军赶出贵州。

1935 年 1 月，红军来到乌江岸边。王家烈的黔军赶走了所有船工，以为能挡住红军。可红六团在王集成、朱水秋指挥下，乘竹筏强渡成功，随后又智取遵义城。这一仗，让黔军的虚弱暴露无遗。

更让王家烈没想到的是，蒋介石借 “协同作战” 之名，派薛岳率中央军进入贵州。薛岳很快控制了贵阳，架空了王家烈。前线节节败退，后方被人掌控，王家烈的日子越来越难。

1935 年 4 月，蒋介石找王家烈谈话，表面客客气气，实则步步紧逼。“家烈啊，你年纪也不小了，该休息休息了。” 王家烈明白这话的分量，只好辞去贵州省主席职务。他原以为能保留军长之位，可一个月后，连军长也做不成了。

黔军五个师被打乱改编，分散到各地。蒋介石安排张学良陪王家烈乘飞机去南京，表面是送他去陆军大学深造，实则是软禁。飞机起飞时，王家烈望着窗外熟悉的群山，知道自己的军阀生涯彻底结束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王家烈挂着闲职，看着昔日袍泽或抗日殉国，或投靠日伪。他没有选择附逆，却也无力回天。解放战争时期，他更是远离权力中心，在南京、上海等地闲居。

1949 年 11 月，贵州解放的消息传来，王家烈回到了桐梓老家。他不知道新政权会如何对待自己这个前 “贵州王”，整日忐忑不安。没想到，人民政府专门派人把他接到贵阳，还安排了住处。

在与干部的接触中，王家烈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他积极支持土改政策，主动把家里的土地、房产交给政府。1955 年，他当选为贵州省政协副主席，成了副省级干部。站在政协会议的发言席上，王家烈感慨万千，这个曾经的军阀，终于找到了新的人生定位。

1957 年，反右运动开始。王家烈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 “大跃进” 中的浮夸风提出了批评。他说：“贵州山多地少，亩产万斤不现实，还是要脚踏实地。” 这些话在当时却成了 “右派言论”。

被划为 “右派” 后，王家烈没有怨天尤人。他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史料整理中，凭着记忆写下大量关于贵州军阀历史的文章。从 “桐梓系” 的兴起，到历次军阀混战，再到红军过境贵州的经过，他的记述成为研究那段历史的珍贵资料。

有人劝他少写敏感内容，王家烈却说：“我写的都是亲身经历，后人该知道真实的历史。” 他的书房里，堆满了手稿和资料，那支曾经握枪的手，如今握笔写出了几十万字的回忆录。

1966 年，王家烈因病去世，享年 73 岁。临终前，他还在修改关于护国战争的回忆片段。这个从盐道上走出来的 “贵州王”，经历了晚清、民国、新中国三个时代，最终以文人的身份落幕。

历史记住了他的功过：作为军阀，他有过混战扰民的污点；作为历史见证者，他留下了宝贵的史料；作为新中国的干部，他展现了改过自新的真诚。王家烈的一生，就像贵州的山路，曲折起伏，却始终向前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