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孤立到称霸：美国全球地缘战略的基石

从孤立到称霸

文 | 埃金顿

来源 | 《门罗主义：美国全球地缘战略的源起》

（有删节）

1865年11月6日，在写给美国驻法国公使比奇洛的信中，时任国务卿苏厄德谈到了以下内容：

法国的军队驻扎在墨西哥，维护着墨西哥帝国政权，这引起了美国政府的巨大关注。但美国政府针对的不仅是法国，还包括它所维护的墨西哥帝国政权。墨西哥帝国政权直接同本届政府的政策及依据的原则相抵触。

这一庄重宣言是由美国培养的最伟大的外交家做出的。

结果便是，我们称为门罗主义的政策和美国的历史一样古老，它也是构建我们各种制度的基石之一。我们无法在《美国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邦联条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或《美国宪法》（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中看到落于书面的这些原则，尽管关于这些原则的灵感可以追溯至“五月花”（Mayflower）号和威廉·佩恩（William Penn）建立的殖民地。

威廉·佩恩

每个国家中未被写成文字的那部分历史往往是最好的历史，对美国来说，尤其如此。我们珍藏的只是激情年代出现的过眼云烟，而历史上最宏伟的成就逐渐消失。

厄德遇到的事情，让他比同时代的人更了解美国外交政策的起源。在门罗发表著名的《门罗宣言》时，苏厄德是一名执业律师，深刻地了解美国历史。在国家处于危难时刻，他出任国务卿。他经常在国务院档案中查找美国政府从形成到现在的外交先例。

威廉·亨利·苏厄德

历史片段很好地将苏厄德的主张保留了下来。之后，我们将历史片段同史实公正、忠实地结合起来，就能很好地证明门罗主义的真理性。

华盛顿构建了不干涉原则。大约三十年后，门罗用更宽泛的形式将它公布于众。华盛顿主张对欧洲事务保持中立，这本身就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基础。中立政策带有的隐含意义与本届政府允许欧洲国家干涉新世界事务的政策相反。

法国在援助我们十三个前殖民地实现独立的过程中，做出了很大贡献。因此，当法国向英国宣战时，华盛顿想继续维护中立似乎是不可能的。1793年3月或4月，宣战的消息传到美国，我们同法国签订的条约为当下我国与法国之间的关系带来更多复杂的问题。这些条约规定我国要偿还法国的债务，同时保卫法国在美洲大陆上的领土，以及建立防御同盟。

华盛顿指出法国与英国间的战争不是一场保卫战，因此，他不会让美国成为法国的盟友。华盛顿不仅考虑到法国内部动荡不安的局势，也考虑到从君主制向共和制的转变过程中法国政府可能缺乏持久性。这些条约因带有殖民色彩而具有历史遗留的痕迹，美国政府现在完全可以搁置它们。

法国大使吉尼特（Genet）不仅在查尔斯顿（Charleston）准备了私掠船去抢夺英国人的商船，而且有口头攻击和侮辱我国政府等当行为，这些都是华盛顿为中立于欧洲事务政策奠定基石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一开始，华盛顿就胆识过人，积极地奉行中立外交政策，他的继任者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同样坚定地遵从了中立外交政策。于是，古老的殖民精神和目标都破碎了，美国完全从欧洲事务中脱离了出来。

约翰·亚当斯

与中立原则相得益彰的便是扩张主义原则。早在杰斐逊完成路易斯安那购地（Louisiana purchase）前，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就支持控制密西西比河（Mississippi）和西南地区。汉密尔顿曾希望通过武力获得杰斐逊通过购买方式获得的土地。另外，华盛顿政府最早提出要让美国主导西半球事务。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The Federalist）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我们当前的局势要求并催促我们实现在美洲事务中占主导地位的要求。

我们只有消除欧洲在美洲大陆的影响才能实现这个目标。显而易见，我们对欧洲事务保持中立要同欧洲对美洲事务或整个新世界事务保持中立的原则相结合。《门罗宣言》也只是用另一种形式重申了美国政府最早和最根本的政策。

法国和英国的战争并非华盛顿提出中立于欧洲事务思想的根源。在成为总统前，华盛顿曾写信给爱德华·纽厄纳姆（Edward Newenham）爵士，内容如下：

我希望美国将来能脱离欧洲政治和战争的迷宫；我也希望用不了多久，通过建立善良的政府，美国可以获得全世界的尊重，从而使海洋大国，特别是占有新世界或西印度群岛领土的国家，不再用带有侮辱和蔑视的态度看待美国。美国的政策应是在不参与欧洲国家的争斗前提下来满足自己的利益。如果我们能继续保持团结及忠于自我，世界上最高傲和最懂礼貌的人都无法阻止我们成为一个伟大的、受人尊敬的和商业化的国家。

宪法获准前，华盛顿写信给杰斐逊：

一个充满活力的中央政府（general government）一定要预防部分州卷入欧洲各国的政治纷争当中。

大约担任总统一年后，在写给拉法耶特（Lafayette）侯爵的信中，华盛顿表达了如下观点：

我们正逐渐从战争留给我们的焦虑中恢复过来，朝着民权政府的目标稳步前进。我们不纠缠于欧洲尔虞我诈的政治斗争。除了必须实现在密西西比河自由航行，我们别无他求。如果我们仍是一个国家，我们一定会得到密西西比河。

在华盛顿和汉密尔顿的领导下，老联邦党使新共和国完全脱离了欧洲旧体系，而以前的北美殖民地也一直是其中的一部分。尽管我们早已签订和平协议，获得了独立，但殖民思想和各种偏见依旧占据着他们的头脑，这给他们造成了这样的印象：在一定程度上，他们仍属于欧洲政治体系。

除了商业领域，华盛顿和汉密尔顿将全方位把美国同欧洲隔离开来，用这种方式向美国人的惯性思维发起革命。华盛顿和汉密尔顿实现的不止于此，他们还为各项事业的开展设定进程，包括国家的稳步前进、持续扩张，以及驱逐欧洲各国政府参与新世界事务。

苏厄德态度明确地谈道，法国在墨西哥行使的权力与本届政府的政策和原则相抵触。

美国政治家的普遍共识是，美国真正的外交政策就是要与欧洲国家相隔绝，并且从中脱离出来，这一点不存在疑问。这点共识或多或少被大致了解美国事务的英国政治家熟知，其中就有托马斯·波纳尔（Thomas Pownall）。1753年，他从英格兰移民到北美。1757年，他被任命为马萨诸塞湾殖民地（Colony of Massachusetts Bay）的总督。1760年，他被任命为新泽西（New Jersey）殖民地副总督，之后又成为南卡罗来纳殖民地总督。1761年，他回到英格兰，担任神圣罗马帝国军队总审计长。1768年，他成为英国议会议员，并且在此职位工作长达十二年。波纳尔一直反对英国政府对殖民地采取的措施。1780年，他退休。1781年，波纳尔出版了《回忆新世界与旧世界日理万机的欧洲君主们》（A Memorial to the Sovereigns of Europe on the State of Affairs between the Old and the New World）一书。

在该书中，波纳尔提到，“美国必须避免与欧洲政治关系复杂化”和“除商业交往外，美国应避开纠缠不清的同盟关系，不要同欧洲有联系”。

约翰·亚当斯于1797年3月4日的就职演讲和1798年12月8日的第二次年度国会演讲中，立场坚定地抵制纠缠于外国事务。特别在第二次年度国会演讲中，他高度赞扬了美国，因为“防备外国威胁与侵犯的民众情绪已在我国高涨起来”，以及“充满男子汉气概的国家荣誉、尊严和独立也已出现”。

除了美国对法国应尽义务之外，华盛顿并未因他的中立政策遭到过任何反对。杰斐逊虽然比华盛顿更能容忍能言善辩的法国大使吉尼特的行为，却更坚定支持美国从欧洲纷争和结盟关系中抽身出来。1801年，杰斐逊在写给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和威廉·肖特（William Short）的两封信中，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托马斯·杰斐逊

1820年8月4日，杰斐逊在写给威廉·肖特的信中赞同“所有美洲国家真诚的兄弟情”，还顺便提到“将所有美洲国家纳入美国政策体系中的重要性，因为美国政策体系完全独立和脱离于欧洲体系”。

法国大革命爆发前的1762年，法国就将路易斯安那转让给了西班牙。但拿破仑利用一项秘密条约迫使西班牙将该地区重新转让给法国。这份条约制定于1800年10月。但在几个星期前，拿破仑早已同我们缔结了条约。

路易斯安那的西班牙官员没撤离，也没等来法国的官员。总之，西班牙已让出路易斯安那，但法国政府还未正式接管。当西班牙将土地转让给法国的秘密大白于天下后，美国国内群情激奋。

杰斐逊在写给驻巴黎大使利文斯顿（Livingston）的信中谈道：

这次土地转让完全颠覆了美国所有的政治关系，会在我们的政治进程中形成新纪元……地球上有这样一个关键的地点，谁占有这个地点就会成为我们的对手，这个点就是新奥尔良（New Orleans）。

1802年12月29日，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写给平克尼的信中说：“您清楚我对西方世界的总体看法。我始终坚信，西班牙的统一和我国的最高利益要求我们为美国获得包括新奥尔良在内的密西西比河以东的所有领土。”

汉密尔顿曾署名“佩里克莱斯”（Pericles）在《晚邮报》（Evening Post）上刊登过一篇文章，在文中提出以下观点：

现在有两条路摆在我们面前。

第一条，双方会谈，美国尽全力购买密西西比河以东的所有领土，如果行不通，就要诉诸战争。

第二条，火速占领佛罗里达（Floridas）和新奥尔良，然后再去谈判。

1802年4月18日，杰斐逊在写给利文斯顿的信中说道：

法国占领新奥尔良的那一天，就是它与美国长久友谊的终结之日，我们必然会同英国结盟。

1802年12月15日，杰斐逊在演讲中说到了以下内容：

在美法短暂冲突后期，西属路易斯安那被割让给法国。此次割让如果得以实施，会使我们的外交关系方面产生重大变故，而且毫无疑问，我们的外交关系问题将在国会审议中占有重要地位。

1803年1月11日，在参议院演讲中，杰斐逊谈到了以下内容：

参议院的诸位先生，割让西属路易斯安那及佛罗里达给法国，以及暂停我们在新奥尔良的货运费，都是美国政府的首要关切。针对这两种情况，我们要迅速采取措施，因为相应措施很可能会消除当前的困难局面，也可以防止将来的不安定因素。这些措施的目标在于获得密西西比河西岸领土。在我国有关当局同意的情况下，或者至少在防止任何可能削弱我们行使权利的变化下，我们可以获得密西西比河以东的领土。我虽然对驻巴黎的大使利文斯顿充满信心，但仍在思考，如果从国内直接派遣一位助手给他，让他体会到国内人民在近期事件的激发下产生的爱国情感，以及让他充分了解全国上下对这个棘手问题充分讨论后的各种观点。这样一来，我们不仅能获得对取得密西西比河两岸土地的广泛支持，还能让我们改进缔约方法国提出的反对意见，从而产生好的结果。无论结果以何种形式回馈给法国，最终都能确保达到我们想要的目的。

由于畏惧英国和美国联盟，拿破仑以如此优惠的条件将路斯安那出售给美国，面积远超杰斐逊的预期。1803年4月30日，在一千五百万美元出售路易斯安那的协议签订后，拿破仑评论说：

美国兼并路易斯安那将壮大它的实力，所以我为英国树立了一个海外对手。美国迟早会让英国降低姿态。

英国打算从西班牙购买珀迪多河（Perdido River）以东的狭长区域，也就是现在的西佛罗里达。麦迪逊获知了这条消息，认为它千真万确，内容属实。

因此，麦迪逊利用1811年1月3日的演讲，将国会的注意力转移到这件事上。除此之外，麦迪逊还谈到以下内容：

考虑到这几次外交文书的特点和与此相关的事件，珀迪多河以东的安全与宁静与美国紧密相关。出于对美国命运的特殊关切，我建议国会在适当时刻发表宣言：从不同角度判断，如果相邻区域没有严重的动荡不安，美国认为就不存在将该区域从西班牙王国转移到其他国家统治下的深刻、正义的关切。

国会为落实麦迪逊演讲中的内容，立即通过了下面的联合决议：

考虑到西班牙王国和其在美洲各省的特殊情况，以及毗邻美国南部边境土地的命运可能对美国安全和商业产生影响，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一致决定，在当前危机的特殊情况下，如果上述土地的任何部分落入任何外国势力的手中，美国都会深感不安；出于对自身安全的适当考虑，美国必须在某些意外的情况下临时占领上述土地。

参众两院同时宣布，如果西佛罗里达依旧在西班牙的统治范围内，这就是未来谈判的主题。华盛顿关于中立原则和控制密西西比河的政策，杰斐逊对路易斯安那采取的行动，以及麦迪逊和国会在西佛罗里达问题上的措施，都明确了这个事实：门罗就任总统前，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已得到确立。

“门罗主义”只不过是美国政府旧的外交政策换了个新的名称。它是一项得到国会认可，由联邦党和反联邦党共同维系的政策，正如它现在由共和党（Republican）和民主党共同维持一样。

时至今日，有争议的问题在于，门罗和约翰·昆西·亚当斯谁才是门罗主义真正的开创者。只要回顾门罗政府之前的美国历史就会发现，他们都不是这一政策的开创者，他们仅仅是落入历史河流中为时代潮流裹挟前进的浮木。

门罗主义是许多人共同努力的结果，他们就门罗主义的形式和实质达成了一致。《门罗宣言》正式发表后，缮写员可能将其简化为文字，但这其实已经不太重要了。

在这个问题上，代表英国的坎宁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促成了如今这项著名政策的公布。坎宁在接手外交大臣任务时，就发现卡斯尔雷勋爵一直将英国的外交政策调转至神圣同盟。坎宁立即决定扭转这种局面。俄国是坎宁做出这种改变不得不面对的重要难题。在坎宁维护俄国利益和采取亲俄政策的同时，还劝说俄国为了希腊的独立同英国联合起来共同抵御奥斯曼帝国。

乔治·坎宁

《门罗宣言》发表后不久，美国与俄国和英国就因为太平洋边界问题关系日益紧张。门罗在宣言中提及神圣同盟之前，用大量篇幅歌颂“希腊人民英雄般的抗争”，并且希望“希腊能成为一个独立国家”。

美国对欧洲事务看似毫无根据的干涉凭借的不过是外交上的微妙辞令。但仅凭它，俄国可能在英国和美国的共同努力之下脱离神圣同盟。

毫无疑问，坎宁促成了希腊的独立，可能还包括与俄国结盟及促使它脱离神圣同盟的成就。拜伦对卡斯尔雷勋爵的厌恶之情就始于后者对希腊独立的反对。坎宁促成了英国和俄国的联盟关系，并且带来了希腊独立这一结果。

即使没有受到坎宁的启发，门罗主义也会至少同他的整体政策相一致。无论是在英国本土还是在欧洲大陆上，坎宁的政策都维护了英国的声望，还确保了英国对西属美洲贸易来的控制。

坚信“门罗主义始终未得到立法机构批准”的历史学家是错误的。因为有人指出，1811年，为落实麦迪逊的政策，国会迅速做出了相应批示，所以国会没有必要重申一项已经确立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