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彭德怀率第一野战军在兰州城下击溃马家军主力,当这一消息传到迪化的时候,当时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的办公室里也开始陷入一片忙碌。
三天之后,新疆地区的十万国民党守军未放一枪,就集体宣布起义。然而这看似平静的交接,实则是各方力量较量的结果。当曾经气焰嚣张的马步芳、马鸿逵的骑兵在兰州城外被成片扫倒,西北马家一败涂地,新疆的国民党将领们心里刘彻底清楚了,再打下去,不过是把十万人的命一同跳进火坑里罢了。
西北屠马
兰州这一仗,堪称西北战局的转折点。马家军盘踞西北十三年,都说山高皇帝远,马家军在西北一带也确实跟土皇帝没有什么两样。
西北军以其骑兵机动与宗教纽带曾让红军西路军吃过大亏,他们手上血债累累,可以说这一次解放军的卷土重来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和新疆地区的国民党部队比起来,马家军对于这种解不开的历史仇恨心知肚明,所以也只能硬着头皮顽抗到底。
但是这一次的解放军可不是当初装备落后机动性差又指挥混乱的西路军了。此时的第一野战军三个兵团三十万人,配上苏联援助的军事装备,在沈家岭、古城岭发起立体攻势,号称机动灵活的马家军骑兵成了活靶子。
根据战后统计,解放军在和马家军的作战中,马步芳部被歼四万余人,主力第八十二军几近覆灭。这一下不仅打掉了西北国民党军的核心武装,也打破了“西北不可速决”的说法,作为东部屏障的马家军一垮,新疆守军顿时没了主心骨。毕竟谁也不愿意在解放军的凌厉攻势下成为第二个马家军。
人心惶惶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新疆地区国民党部队十万余众,自然也是人心各异。
这十万部队里面,有从青、宁溃逃的马家军残部,也有蒋介石空运来的中央军嫡系,还有本地招募的少数民族士兵。
这三方在一起合作又三方互相牵制。马家军想延续军阀旧例,中央军死硬“效忠党国”,而本地士兵则对内战根本没有兴趣,而这种复杂的矛盾在1949年8月终于集中爆发。
作为新疆警备司令的陶峙岳召集将领商议,在会议上马家军出身的整编七十八师师长叶成拍案:“要起义你们去,我宁可战死!”
面对这样的说法,中央军整编四十二师师长赵锡光冷笑:“战死?看看兰州的马步芳!”
同时本地少数民族军官也不客气,直接说道:“要打你们自己出去打,我们凭什么给蒋介石卖命?”
十万部队内部分裂成这个样子,任何抵抗计划都是纸上谈兵,水中捞月罢了。
关键的决定
陶峙岳是湖南宁乡人,他早年参加北伐,抗战时在淞沪前线和日军作战可圈可点。然而在他 1946年到新疆后,目睹盛世才暴政,对国民党政权也渐生怀疑。
包尔汗是新疆本土的维吾尔族知识分子,他心中清楚再打内战只会让边疆更乱。陶峙岳和包尔汗这两人一拍即合,1949年9月秘密联络各部,以“保护各族生命财产”为由发动起义。
当时新疆驻军多为贫苦农民出身,对“为蒋介石打仗”没认同感;此时军官里超过六成是1947年后从内地调来的“空降派”,根基浅。陶峙岳在会上提出“起义可保十万将士性命”后,满座寂然无人反对,即使是之前最死硬的叶成也在三天后率部投诚。
此时的新疆地区远离国民党核心区,补给线长达三千里;少数民族占比过半,任何军事行动都可能激化矛盾。而且当时新疆的主要物资来源是北方大国,而此时北方老大哥的态度还是明朗的。
更关键的是,解放军已控制河西走廊,新疆成了“孤岛”。陶峙岳派人与彭德怀接触,得到明确答复:“只要放下武器,保证全体官兵生命安全。”这和国民党“战至最后一兵一卒”的口号一比,高低立判,换了你,怎么选?
当然这里面还是有一些小波折的, 1949年9月25日陶峙岳在迪化通电起义,但是驻守伊宁的整编骑一师师长马呈祥仍想顽抗。
他想照搬马步芳“以战促和”,却发现自己已陷绝境:解放军先头到了哈密,断了东逃之路;包尔汗动员的本地武装封锁了通往苏联的边境;部下又因长期欠饷士气低落。
9月26日凌晨,马呈祥在师部发火:“老子宁可当草寇,也不当叛徒!”但当晚得知兰州已陷、蒋介石已去台湾,沉默许久后对参谋长说:“通知各团,明天去印度。”这场没放一枪的“抵抗”,以马呈祥带三百亲信逃往印度草草收场。
更加值得肯定的是,新疆起义的十万官兵中,有超过七成的人选择留队,他们中的不少人后来成为建设新疆的骨干。这场不流血的交接,避免了边疆动荡,也为后来的民族区域自治提供了实践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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