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科学家 | 他率“文军长征”，一生只为“求是”

【抗战中的科学家】专栏

八十多年前，抗战烽火燃起，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科技界展现出高度的民族自觉与担当精神，广大科技工作者毅然实现全面战略转向，将全部智慧投入抗战急需，“用自己的知识为国家、为抗战效力”，筑起了一道烽火中的科技长城。

值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我们推出【抗战中的科学家】专栏，深切缅怀那些峥嵘岁月中以科学救国的英雄们。他们的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今天的我们在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继续前行。本期我们为大家介绍其中的代表人物：竺可桢。

民族危难之际

他率浙大西迁2600余千米

“文军长征”中“不停课、不停学”

守护教育火种

教学严格氛围宽松唯“求是”

研究前沿科技、育26位院士

为民族未来积蓄力量

力助文澜阁本《四库全书》避战火

新中国成立后老当益壮

推动全国资源普查，开创新学科研究典范

其思想深远影响了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

竺可桢

1890年-1974年

气象学、地理学家。留学回国后开创气象教育事业，创建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历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浙江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等职。在气象相关的多种研究方面都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抗战期间，作为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领导学校千里跋涉四次西迁，并将浙大建设成为蜚声海内外的名校。先后为国家培养高级专门人才（诸如钱人元、程开甲、胡济民、叶笃正、谷超豪等）达3500余人。

西迁——保留科学火种

1936年，竺可桢被任命为浙江大学校长，在开学典礼上他向新生提出了两个简单但意味深长的问题：“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做什么样的人？”这就是著名的“竺可桢二问”。

1937年卢沟桥事变、尤其是淞沪会战后，竺可桢忧及学生在校安全问题，为了积蓄救亡图存的教育科研力量，决定迁移校址。

浙大师生被迫从杭州一路西行，经浙、赣、湘、粤、桂、黔六省，至1940年初定址遵义湄潭，跋涉2600余千米。浙大的西迁路线和中央红军长征路线相似，被誉为“文军长征”。

浙大师生在西迁途中的渡船上

作为一校之长，竺可桢运筹帷幄，浙大搬到哪里“图书馆”和“实验室”就用双肩挑到哪里。在艰苦的教学条件下，浙大的教学质量也未打折。频繁的迁徙与空袭常使学生要求停课，竺可桢却总是“虽和平而极坚决”地反对。除了正常转移与避险，他始终坚持“不停课、不停学”这一原则。

每次迁徙，竺可桢都亲力亲为，或先行跋涉勘察校址，或积极奔走，借助各方力量保障学校的顺利迁徙和运转。而在转移时，竺可桢几乎每次都是最后一批撤离。

由于筹划周密、准备得当、组织有序，虽历经艰险，浙大的几次辗转都有条不紊，师生们面对日军的轰炸也能从容应对，1939年敌机专门轰炸宜山校舍，学生们有序离开校舍避于江边，“无一重伤”。

1939年2月5日，宜山浙大标营宿舍被炸情形

西迁之时，浙大只有文理、工、农3个学院16个系，1946年返回杭州时，浙大已拥有文、法、理、工、农、医、师范7个学院26个系。教授和副教授人数从70人增至201人，学生数量也从600余人增加至2000多人。

求是——战火中育英才

战火中，有学生因学分不足、成绩过差、论文未成等原因而无法毕业，有的借读学生因成绩不合格则被要求退学。即便有人前来求情，竺可桢也绝不降低毕业标准。

但对学生们合理的要求他又格外支持。比如，在泰和期间，竺可桢允许学生们到附近的湘潭、株洲等地旅行实习，并给予津贴补助。这在战争迫近、漂泊流离的条件下，非常难得。

1939年6月22日，竺可桢（前排左三）与浙大校友

抗战时期，因频繁迁徙与战火威胁，学生们常对校方心生不满，甚至对校长竺可桢亦有过激言行。然而，竺可桢非但未采取强硬手段，反而多次予以谅解，并为被捕学生积极辩护、奔走营救。

秉持严格、创新的教学理念和宽松、包容的校园氛围，竺可桢治下的浙江大学人才辈出，培养了包括李政道、叶笃正、程开甲、谷超豪在内的大批优秀科学家，其中有26人日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

简陋的条件下，浙大的学者们仍做着世界科技最前沿的工作，并取得诸多科研突破：

数学家苏步青与陈建功教授创立了享誉世界数学界的陈苏学派；物理学家王淦昌发表了探测中微子办法的论文，美国科学家据此开展实验后，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遗传学家谈家桢，发现了嵌镶显性现象，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

1938年11月19日，在竺可桢的倡议下，浙大校务会议将“求是”定为校训，之后他又多次阐述“求是”的内涵：追寻真理、明辨是非、爱国救亡、奉献社会、勇于牺牲。

竺可桢发表在校刊上的《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

这种在苦难中培育的公忠坚毅，在危难中淬炼的担当精神，成为民族走向新生的动力。

护书——危难中守文脉

《四库全书》是我国古典文献的精华和象征，日本觊觎已久。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便将沈阳故宫的文溯阁本《四库全书》掠走封存。

在浙江大学西迁时，藏于杭州文澜阁的《四库全书》也面临着战火的威胁，欲转移至安全地方，却受制于经费、人力、运输工具的不济。

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书影

竺可桢得知此事后，从浙大迁徙的车辆中匀出一辆给图书馆用，后又派专人负责库书的迁移，先至长沙，又至贵阳。

1939年2月，竺可桢因公路过贵阳，专门查看《四库全书》的储藏情况，并提出“屋须改用瓦片，箱中书籍须晒曝，而该地必须有人主持，因此不能不有预算，约计每月一百六十元之谱”等具体的建议。浙大迁至遵义后，竺可桢又派专门人员协助藏书曝晒事宜。

1944年，日军发动了豫湘桂战役，贵阳一度受到威胁，在竺可桢的建议下，《四库全书》被运往了更为安全的重庆，使其终免战火波及。

开拓——暮年里谱新章

1949年7月全国解放前夕，竺可桢应邀到北平参加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参与筹建新中国。

1949年7月，竺可桢（前排左4）由上海赴北平参加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合影

新中国成立后，谈及中国科学新方向，竺可桢充满信心：“科学在中国好像一株被移植的果树……现在已有了良好的气候、肥沃的土壤，在不久的将来，它必会树立起坚固的根，开灿烂的花，而结肥美的果实。”

为紧密配合国家建设需要，竺可桢提出要彻底普查全国资源。尽管年事已高，但竺可桢只要条件允许就亲临一线实地考察。在他看来，“要认识这些自然现象和掌握自然规律，工作的重点就得放到野外去，主要的工作应该放到现场去做”。一系列考察成果既为开展全国综合自然区划、服务国民经济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更催生了竺可桢基于国情农情的“可持续发展”新思考。

竺可桢不割断历史搞研究，在二十四史及五千多部方志中搜集资料并写读书笔记，1972年年底，“尽毕生之作”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刊发，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学科的典范”。

素材来源：新华社、光明日报、科技日报、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责　　编：张慧凯

审　　核：张敬一

值班编委：谭华霖